民族国家的当下追问:后民族国家时代是否到来?——以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为分析视点

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在比较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与共和主义民主模式的基础上,着力克服两者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具有规范性内容的民主模式——程序主义民主模式,其实质是克服民族国家自身存在的冲突、促进民主化的具有规范性内容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即为宪法爱国主义,政治公共领域、话语理论、集体认同构成宪法爱国主义规范性内容。以此来探索欧盟等超国家组织治理困境的根源,可以发现,超国家组织尚未形成政治公共领域,无法形成促进社会团结的政治文化,尚未形成既能包容“他者”,又不伤害“我者”的集体认同。后民族国家时代需要以全球性视野来看待民族国家和超国家组织。民族国家不是全球化的被动承受者,而是不断地调适自身以应对冲击,以民族性对抗全球性,进而改善处境、保全自身。因而,如今谈论后民族国家时代,还为时尚早。

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及启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具有马克思恩格斯爱国观点的理论渊源,他们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主张热爱能够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以及拥有国际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兼具理性、包容性和前卫性的宪法爱国主义。其中展现的理性精神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未来:再论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

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在民族国家中表现出一种不可避免的张力。前者体现的是对共和主义价值追寻的向心力,而后者更多的是一种由历史传承而来的文化承认模式。这种张力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在所谓的后民族社会更加凸显。在当代,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试图对伴随民族国家而生的这种张力做出一种理论回应。同时,基于欧盟的政治实践,哈贝马斯也探讨了宪法爱国主义的普遍主义倾向与跨国家的权力分配的内在联系。

民族认同: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与宪法爱国主义

民族国家是两种原则和结构的融合:民族与国家,二者之间往往存在张力与冲突。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提出了各自的民族认同建构理论:民族主义主张在族群传统基础上以政治方式构建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并以此来规避或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自由民族主义主张以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来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宪法爱国主义试图通过宪法、政治体系、民主程序和政治文化建构一种更为弱化的民族(公民)认同来调和二者冲突。

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探析

哈贝马斯提出宪法爱国主义,主要是为了破解民族的狭隘情结,为人们的共同生活造就一个开放包容的共同体。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开放性。但是,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也存在四对内在矛盾,即功利动机与国家稳定、理性规则与认同的非理性依赖、普遍性与国家归属感、开放性与国家的特定性。哈贝马斯所引用的美国与瑞士的例子,也不足以证明他的宪法爱国主义的可行性。

宪法爱国主义观念初探

宪法爱国主义观念最初由德国政治科学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提出。哈贝马斯是宪法爱国主义最强力、最具扩散效应的鼓吹者,他将宪法爱国主义构建为一种关于"后传统认同"的观念。他认为国家认同应当不过多地聚焦于某种历史认同,而是更多地关注于权利和民主协商的程序。宪法爱国主义创新者米勒认为,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应当立基于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的规则和价值,塑造培育一种调和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特定的宪政文化,促进公民政治归属感的养成。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正当的公民忠诚和公民团结,从而促进国家长久的稳定、社会的发展。

没有国家的爱国主义?——米勒与他的《宪法爱国主义》

由于哈贝马斯的巨大影响力,宪法爱国主义近些年逐渐被汉语学界所熟知、引述和探讨,但对于何为宪法爱国主义?其历史、目标、功用、限度如何?其与共和爱国主义(Republican Patriotism)、公民民族主义(Civil Nationalism)、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以及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关系如何?它是一时兴起的时髦话语呢?还是具有超越以往类似思想的特殊价值呢?我想没有几个人能讲得清楚,说得明白.

宪法爱国主义视阈下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宪法爱国主义关注的核心焦点是通过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来实现国家认同。贯穿宪法爱国主义逻辑始末的线索就是建构少数民族权利的四阶段:差异公民身份是宪法爱国主义建构少数民族权利的事实基础,公民身份认同是建构少数民族权利的政治逻辑,少数群体的特有权利是建构少数民族权利的重要补充。而国家认同则是建构少数民族权利的终极价值。本文基于宪法爱国主义内涵,缕析宪法爱国主义的论域,分析对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借鉴意义。

宪法爱国主义——公民凝聚力和政治忠诚的再塑

当下中国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主要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但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尤其是边疆的分离活动动摇了传统爱国主义理论的根基。因此,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足以实现公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同,进而无法有效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重塑爱国主义价值观就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再塑公民政治忠诚的新视角。即:将公民对于一国宪法的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主要价值来源和支点,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悖论中前行的宪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

宪法爱国主义经过哈贝马斯的阐发成为当下的重要理论。作为国家认同的新模式,宪法爱国主义直接与民族主义相反对,它在追求对特定国家的认同的同时带来了世界主义,因而宪法爱国主义存在不可避免的悖论。然而,这个矛盾的宪法爱国主义却前行于悖论之中。

宪法爱国主义

当30年前制宪国会会议(der parlamentarische Rat)结束其工作时,几乎没有什么人为此感到兴奋.涉及人们的东西——人们对此知道的却并不是很多——并没有被用来召唤人们投下选票.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并不是自足的制度设计,它必须获得宪法爱国主义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后的哈贝马斯也正是把话语民主理论与宪法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试图解决文化多元主义、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等问题。宪法爱国主义与话语民主理论的结合,实现了理性与美德的沟通。但宪法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普遍主义的正义原则或宪法原则的认同和忠诚,由于过于强调宪法爱国主义所依赖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分离,使得他的这种爱国主义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同时又缺乏确保一个国家公民团结的凝聚力。

宪法爱国主义的一般理论

本文介绍一种关于宪法爱国主义的理论,其独立于那些充满争议的有关现代化与理性化的社会理论,而这些理论却是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相关(associated with)的。本文主张,宪法爱国主义作为一套信念与倾向,其目的在于确立与支持一种自由民主的统治形式,使得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够相互证成其正当性。爱国归属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特定的宪政文化,这种宪政文化能够调和普适主义与特殊主义,而这种认同的模式也从属于一种批判性的判断。最后,宪法爱国主义将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这些政策明显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所倡导的那些政策。

商谈论视角下的宪法爱国主义

很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韦伯习惯于从目的理性来考察人类的自由。哈贝马斯作为后继者,是当代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力和最富盛名的破解现代性思想的大家。从"交往理性"和"商谈论"视角出发,他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得以清晰地展现,比如两个实现主体,三对张力关系,在宪法的框架下每个人应当得到三重承认的最佳状态。同时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宪法爱国主义与多民族国家的超民族政治认同

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遇到了新的危机,原有的基于民族性的社会整合方式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国内竞争性的民族主义导致诸多种族冲突事件甚至国家分裂事件出现,严重威胁多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依托其交往行动理论、生活世界理论、商谈伦理学、话语政治等理论对后民族结构下社会的有效整合问题进行了严谨的规范性理论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宪法爱国主义"思想,建构了一种超民族的政治认同,并通过塑造政治公共领域的途径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认同的场域。

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基于宪法爱国主义的视角

在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往往不能统一,西方的多元文化政策同样没能很好地处理二者的关系。通过梳理文献,回顾学界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观点,分析我国民族问题解决和西方各国多元文化政策推行存在的问题,基于宪法爱国主义审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矛盾的根本焦点,以期探索出加强国家认同、同时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可期路径。

宪法爱国主义的规范意涵及实践路径

从历史起源来看,法律自其诞生便具备了特定的内在价值追求或精神指向;从实践的层面来说,维持秩序是法律天然的功能。这从逻辑上决定了法律对于爱国主义的维护。爱国主义的核心是民族认同,传统单一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理路和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理路不足以解决多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培育问题,宪法爱国主义理论解决了上述困境。

论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基础——基于民族主义与宪法爱国主义的考量

当下中国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主要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和世界范围内公民更加自由和普遍的流动,公民对于民族的认同和对于国家的认同并不必然联系,因此仅仅诉诸于民族主义已经不足以维系公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同,也无法有效维护国家的统一。因此,如何在一个后民族国家时代重构公民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就成为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宪法爱国主义理论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即在依托和整合民族、文化、语言、历史传统等价值的基础之上,将公民对于宪法的认同作为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的主要价值来源,从而保障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和谐。

中华民族与中国认同——论宪法爱国主义

族群(ethnic group)是一个自生自发的历史文化共同体,通常以共同的历史、语言与文化来界定,而民族(nation)是一个人为建构的政治法律共同体,通常以主权国家和公民身份来界定,族群构成民族的一个文化单元,而民族是一个或多个族群在政治上的联合。中华民族建立在大清所遗留的多元文化与族群关系之上,自始就呈现出文化与族群上的多元性,其一体性是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与自由且平等的公民身份的实现中逐步实现的,从而构成一个整合起来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在此意义上,所谓民族国家,实即国民国家,一个经由宪法而组织起来的公民联合体。中国认同,即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因此必然表现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认同,一种宪法爱国主义。

哈贝马斯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构建--以后民族民主和宪法爱国主义作为考察重点

本文通过梳理哈贝马斯对民族国家、后民族结构和欧洲一体化的论述,阐述了哈贝马斯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建构开出的药方,即后民族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并剖析哈贝马斯方案所暗含的前提和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对中国统一和国家建构具有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