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之变迁——兼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完善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在司法实践中经历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嬗变,与之遥相呼应,美国理论界也一直存在着"相当理由"究竟是固定标准还是滑动标准的论争。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借鉴美国法上的"相当理由"标准,在遵循比例原则的基础上,规定多元化的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保障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正当化。

美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回撤——基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隐私权抗辩诉讼数据的分析

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国家的基石和信仰,在其政治制度中,法治的价值就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对抗政府和公权力的侵害。"9.11"事件成为美国自由主义发展的转折点。观察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权抗辩诉讼可以发现,"9.11"事件之后,"安全价值"在美国政治国家和民众群体层面逐渐取得绝对优势,司法理性也谨慎地回应着安全主义浪潮,自由主义在现代美国政治领域呈现趋势性回撤状态。

从界定产权到改善政权——对宪法第四修正案建议稿的诠释

在欢迎和支持中共中央修宪建建议的同时，呼吁补充一项关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修正条款。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视野下机场安检行为分析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个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机场安检涉及扫描、拍身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在没有获得令状的情况下,是否违反了第四修正案的要求。美国法院在一些重要的判例中,采用了Terry原则、同意例外、边境检查及行政检查等令状主义的例外理论,对机场安检行为合宪性进行不同角度的分析。这些研究及判例可用于分析中国机场安检的正当性与安检新措施的选择。

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阐释与解读

备受瞩目的修宪终于从立法程序上得以确立,2004年3月14日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第四修正案。以整体论,宪法第四修正案有其不同寻常的特点:以保障人权与追求社会公正为核心,充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与时俱进,顺应民意。但是,没有规定相应的违宪审查机制,正是"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不足之处。

隐私权保护衽电子数据时代的新胜利:以Carpenter案对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新发展为视角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证据种类,在我国于2012年首次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这距离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首次通过已经过去了33年。生活在1979年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40年后的今天,有一种叫做智能手机的电子设备,可以集通话、短信、即时交互、金融支付、定位导航等数百种功能于一体,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参与者。

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第四次宪法修改来自依法治国的现实需求,它完善了宪法和宪政制度,体现了治国理念的发展和进步,体现了宪法结构的与时俱进。序言的修改是国家指导思想、治国的重要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发展。宪法条文的修改完善了土地征用制度、私有财产保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增加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制度以及紧急状态制度的规定。

从财产到隐私——对个人信息权利基础的宪法回应

大数据时代实现了信息共享与数字经济,但同时也带来了隐私危机:商业组织可以量身定制广告投放,牵引消费;政府可以实现对特定个人的监控,并有权要求第三方数据控制者提供信息配合执法。基于此,目前社会各界就加强个人信息控制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涉及究竟赋予个人何种权利保护信息(财产权或隐私权)尚有较大争议,而争议讨论也多集中于私法领域,从宪法视野来审视个人信息权利基础的研究较少。以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利益变迁为基点,通过对政府权力、个人财产权与隐私权三者间的力量变化分析,可以梳理出财产权与隐私权的联系,并以此对当下个人信息权利属性之争予以回应。个人信息区别于组织数据,其权利主体为自然人,权利性质具有人格利益,法律应通过保护在个人信息之上的隐私权来保护个人信息。

观往知来:美国第四修正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饱受争议的排除规则,曾经历过从严格适用到不断受限的发展过程,赫灵案的判决进一步削弱了该规则的基础。在未来,对该规则进行限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一种主流趋势,其例外规则的适用范围将进一步得到扩张,而该规则本身的适用范围也将被进一步缩小。中国目前初步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运用该规则时应当从美国的发展历史中学到一些经验。

美国隐私权保护中的“第三方原则”

第三方原则主张,公民对其自愿披露给第三方的个人信息不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在满足“案件涉及的隐私权属于信息性隐私权”“公民‘自愿’披露个人信息”“第三方适格”等适用条件时,第三方原则将会在刑事侦查案件中得到适用。由于存在“将隐私错误地视为‘秘密’”“不符合公民的合理隐私期待”“不合时宜”等问题,第三方原则受到了美国法学界的强烈批判。2018年的卡彭特诉美国案严格限制了第三方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为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修正第三方原则埋下了伏笔。早在卡彭特案之前,美国各州就已经开始抵制第三方原则。卡彭特案之后,犹他州议会迅速通过了保护公民存储在第三方的电子信息和电子数据的立法。为了在兼顾公共安全的同时为公民的隐私权提供应有的保护,有必要在借鉴加拿大经验的基础上,对第三方原则进行合理修正。

美国警方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与公民隐私保护问题

警方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抓拍行人的面部特征,然后进行数据库比对的行为,是否侵犯公民享有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权呢?对此,美国学界有两种观点:侵犯隐私和不侵犯隐私。不侵犯隐私的主要理由是"公开场所无隐私";侵犯隐私的主要理由是该技术捕获到了公民的面部详细信息,面部追踪技术锁定个人的位置信息,以及经过数据库比对后披露的更为详尽的个人信息。在我国,也有国家执法机关使用该技术进行监控的案例,以及企业为了安全而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行为。为了保护公民的隐私,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判例和学说,对以上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行为加以规制。

刑事搜查扣押与私有财产权利保障——美国博伊德案的启示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上,博伊德案是最重要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源头判例之一。博伊德案确立了以财产权为中心的第四修正案分析方法。在博伊德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第四修正案违法行为的实质"不在于破门而入,也不在于翻箱倒柜,而在于侵犯了个人对于人身安全、人身自由以及私人财产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自博伊德案以后,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控方行为是否构成"搜查扣押",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对个人财产构成了"侵害"。对于中国来说,该判例关于财产利益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如果承认拟扣押的"证据"有可能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那么,即使扣押证据承载着追诉犯罪的公共利益,我们依然需要为个人私有财产不受不合理干预设定一个规则或底线。

警察有权搜查公众手机信息吗？--莱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做出了严格的限制,禁止对公民的人身、财产、住宅等进行任意搜查,必须在有充分的理由并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才可进行。但是,第四修正案的内容与界限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是否可以搜查手机信息的问题引起了诸多争论。在莱利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中,法院认为手机中存储有大量隐私信息,这与传统上警察附带搜查的实物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为打击犯罪,也不可以侵犯隐私权为代价对手机信息进行附带搜查,而必须在具备搜查令的前提下才可展开搜查。

简析美国警察非法搜查第三人取得证据的效力

警察非法搜查第三人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有关这个问题美国的实务界和理论界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目前美国联邦法院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采用的是"隐私期待"标准,基本上倾向于"有效说"。但美国联邦法院的做法也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建议采用完善后的"限制无效说"。

美国执法记录仪相关法律制度探究

近年来执法记录仪在美国警务领域推广迅速,执法记录仪在提升警察执法规范化、促进警察和公众文明互动、促进证据利益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威胁隐私、造成财政负担等副作用。关于执法记录仪使用的法律制度尚有待完善,执法记录仪的使用与宪法第四修正案及隐私保护的要求之间尚存在差距,何时使用执法记录仪、执法记录视频如何披露与管理、与隐私保护之间如何平衡等问题尚待解决。梳理美国警察使用执法记录仪的有关法律制度,可为我国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美国隐私权法中的“合理隐私期待”标准探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Katz v.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中,首次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合理隐私期待"标准。该标准的适用结合了主观隐私期待,与客观社会公众的隐私观念,对隐私权的保护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对于我国隐私权法律的发展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逮捕制度探析

逮捕,作为强制措施当中对人身自由限制最为严重的方式,在各国的刑事程序立法当中,均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当事人主义的代表性国家美国,其针对羁押制度的相关立法贯穿了从逮捕的主体、条件、权限、具体适用程序等诸多方面,以保障人权为中心思想的判例和立法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在相关制度建设上的倾向性。保障人权和权力制衡成为美国逮捕制度的突出特点。

浅析美国刑事犯罪中电子证据收集的法律问题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证据形式——电子证据开始引起各国法律界的关注和讨论。这种新型证据的出现,给传统的证据规则带来了挑战。在美国,由宪法和一系列法规组成的复杂法律体系规制着执法者收集电子证据的行为,如侦听、从计算机、服务器或其他存储介质上获取数据等行为。本文主要围绕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规制以及《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案》、

美国手机之附带搜索判例研究

基于防止证据被破坏和保护警察人身安全的需要,附带搜索成为美国令状原则的例外之一。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表明对嫌疑人进行合法逮捕时可完全搜索嫌疑人的人身,包括嫌疑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但在数据时代的今天,手机被广泛使用,手机中往往包含大量的私密信息,警察在合法逮捕嫌疑人后是否可以对嫌疑人随身携带的手机进行附带搜索成为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

手机太多也有罪？

就在这篇专栏付印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审理了“美国政府对伍瑞（还有伍瑞先生的手机）案”。这起案件的核心是，在一个人已经被捕的情况下,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是否能保护他的手机免受未经批准的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