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浮华雕琢的初唐宫廷诗风到清丽豪逸的盛唐诗风——高丽前半期汉诗风的流变论析

高丽前半期(918—1170)汉诗风的流变以仁宗朝为分界点,可分为两个时期进行阐释。高丽太祖元年(918)至仁宗朝(1123—1146)以前,高丽汉诗以重文轻质、浮靡雕琢的初唐宫廷诗风为主导,主要三大代表诗人崔承老、崔冲、郭舆所创作的汉诗以歌功颂德、娱情遣兴为内容,注重辞藻的堆砌、艺术技巧的雕琢,其诗歌的题材意蕴、格调气度及审美趣味类似于初唐宫廷诗风。仁宗、毅宗时期出现了以郑知常为主要代表的清丽、豪逸之美兼具的盛唐风,他像杜甫及一些中晚唐诗人一样善用拗体,韵格豪逸,他也善于学习借鉴和扬弃王维描写山水之技巧,其写景抒怀诗充满诗情画意,别具一番清丽风貌。

初唐宫廷诗风与隐逸诗韵并生现象论析

初唐存在着宫廷诗风与隐逸诗韵共时并生的现象。宫廷诗在诗坛上唱的是主角,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是创作主体。与此同时出现了隐逸朴野诗风,代表人物是王绩,他的隐逸诗有着独特的审美格调和情趣,反映了隐逸文化、文学、美学在唐初的复苏。

论宫廷诗风的隋唐之变——以虞世南诗作为中心

隋代杨广和初唐李世民的周围都聚集了一群文人,形成宫廷文人集团,其创作是梁陈宫廷诗的延续。虞世南身历陈、隋、唐三朝,是宫廷诗人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从他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可以管窥宫廷诗从题材、内容到风格的隋唐之变,这种变化亦可看作唐音之始,对唐代诗风有先导作用。

上官仪诗歌创作刍论

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风格称号“上官体”,其生成与风行既是社会文化风尚“新变”的产物,又顺应了诗歌艺术演进的内在趋势,对唐诗风貌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官仪现存诗作可以看出,上官体汲取南朝诗艺之精要而又有重大突破,它代表了宫廷诗风由因袭到创新,由密丽到疏隽,由滞重到轻灵,由风格雷同到渐见个性的诗风流变趋势,已超越了唐初诗风之“学术化”趋向, 而呈现出唐诗风貌的端倪。

隐者的秋悲与暝愁——读王绩的《野望》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上,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相比,王绩也许算不上是一颗闪亮的明星。然而,若将其置于六朝末至初唐诗歌演变的关节点上,那么他的价值和魅力就非同一般了。王绩的诗歌一扫齐梁诗坛柔靡绮丽、重文轻质的宫廷诗风,而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寄予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开启了一代新诗风。《野望》即是此类诗歌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论宋初白体七律诗风的演变

白体在晚唐五代开始流行．宋初为盛。分为两个层次，三种形态。第一层次为五代人宋的诗人，以徐铉、李叻为代表，其七律诗风为典型的闲适唱和型宫廷诗风．但徐、李二人亦有明显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为二人所处的地域及入宋后的仕途经历不同；第二层次为太宗朝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这一阶段，其七律诗风又表现出两种形态，一种为颇有气节的士大夫诗风，代表诗人为王禹俑、田锡、张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