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迷楼宴集”心态透析

1920年底,由柳亚子发起、一众南社成员参与的"迷楼宴集"活动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纵酒狂欢,在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南社成员在政治选择上再一次陷入了迷茫境地,作为一个高度依附于政治的松散社团,这一时期的南社同样处于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个性张扬、率性而为的柳亚子正是借助宴集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表达着内心对于精神净土的追寻。而这种由时代背景与个人性情交织产生的复杂情绪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迷楼宴集期间参与者创作的作品之中,作品所体现出的负面情绪和消极心态同样值得做更深层面的剖析。

乾嘉学术幕府中的文人宴集现象

乾嘉时期出现了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昆、曾燠、阮元为代表的六大学术幕府,在组织学术活动的同时,经常组织文人宴集活动。根据发起原因不同,这些文人宴集主要可归结为七个类别。文人宴集的盛行与乾隆盛世、人文环境与社会风气、幕府人员主观条件三方面因素有直接关系。它对推动幕府学术交流、化解幕府人员矛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乾嘉学术文化的发展。

唐代分韵诗宴集的变化特点

作为唐代新兴的诗歌类别,分韵诗是文人宴集时每人分得一个韵字即席创作的作品。唐代分韵诗宴集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特点:宴集主人身份的变化——从皇帝、近臣到地方官吏与士民;宴集规模的变化——从盛大的场面到日常的小聚;宴集时间的变化——从固定的节日到平常的日子;宴集中心的变化——从都城到地方城市和幕府。唐代分韵诗的发展,与其所依赖的宴集活动的变化关系非常密切。

唐代诗人对梁园宴集的集体追忆

唐代诗人在作品中歌咏梁园宴集较多。诗人们常用梁王借指唐代诸王,以梁园借指诸王之府邸苑囿,反映了唐代诗人心中对梁园兴盛的普遍认识。但诗人们很少对梁园苑囿之盛进行正面描写,而是多将笔墨集中于唐时梁园古迹的衰败。对现实衰败的惋惜伤怀更加彰显了梁园昔日的繁华,因此,唐诗中梁园的盛与衰又可以统一在一起。与苑囿之盛相比,梁园更引人注目的是其宾主济济一堂的盛景。梁王爱才与宾客多才的宾主相得,形成了梁园宴集令人向往的盛况,唐代诗人对他们的关注,在体现了诗人们对自己才华自负的同时,更多地表现了对梁王这样爱才之人的渴求。

诗人李泂和他的湖上园亭宴集题咏

元代大量文献散佚,使得元代的文化史、文学史都存在诸多缺憾。一些有很高成就的文学家,一些高层次的文学活动,不为今人所知。发掘这些文学家和文学活动,使之重回今人视野,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诗人、文章家、曲家李泂,就是一个被历史掩埋的一流文学家,他召集的济南大明湖上别墅诗酒宴集赋咏,就是高层次、有价值的文学活动。《元史》对李泂生平的记载疏落而多误,今人编《全元文》未收其文,《元诗选》收其诗也有错漏,他的大明湖上诸亭宴集几乎不为元代文学研究者所知,这是元代文学史很深的遗憾。拼接文献的碎片,尽力复原文学史的真实,搜求其诗文曲作,明确其文学史贡献和地位,是我们应该致力的。

李商隐《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学杜释证

《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一诗是李商隐前期以学杜为主要目的的作品,此诗应酬唱和写景,主题、风格与多首杜诗颇为相似。其对仗句的结构安排、章法结构与情景关系的处理、明丽的意象等语言与形式技巧方面,明显师承杜诗。对比思维与反省意识,出处、仕隐的矛盾纠结与生活的悲剧感受,则是对杜诗感知世界方式的深刻继承。此诗带有明显模拟、学习性质,属于诗人前期的作品,诗人的思想情感表现得并不充分,思想艺术成就并不高,却具有一定的批评史价值,反映出杜诗影响的扩大,表明杜诗及其特点已被准确认知。

唐代三令节考与文人宴集诗

唐代三令节是唐代官方认定的佳节,在唐代帝王提倡和唐世娱乐风气影响下,唐代文人三令节雅集宴游之风广为流行,诗文创作亦为频繁。唐代三令节文人集会宴游诗充满文人独特的情感基调和文化内涵——春愁秋恨,嗟老叹病的生命情怀和怀旧思昔,今昔对比的时空感悟。

初唐宫廷宴集诗歌探析

初唐诗歌的主体是宫廷诗,在这些宫廷诗歌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初唐各种宫廷宴游、集会活动,且名目繁多。有为友人饯别的,有文士雅集聚会的、有节日应景的,有大臣侍宴的、有相携游赏山水风光的,有同僚聚会联络感情的等等,《全唐诗》和《全唐文》中留下大量此类"命题即同,体制复一"的宴集作品,是初唐宫廷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小说中的士子宴集研究

唐代士子宴集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必须,它伴随着士人的终生。根据唐代小说中的记载,将士子的宴集分为出仕之宴集和怡情悦性的宴集,认为两种宴集是士人的出路与遁薮。总结士人宴集的两点特征,即诗化特征和"征奇话异"的宴集内容。

庆城县博物馆《云亭宴集》诗碑考

《云亭宴集》诗碑系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由分守河西道的陕西布政司左参议、南都陈凤着工匠摹刻立碑,现存庆城县博物馆。诗碑高225厘米,宽77厘米,厚21厘米。碑两面均刻书,刻黄庭坚大字楷书《云亭宴集》诗。《云亭宴集》诗乃是黄庭坚诗风格变化的代表作。明一代,文风渐盛,陈凤对宋代余干的风雅集会心向往之,为追思宋时黄庭坚等人雅集盛况,流觞曲水,远慕魏晋风流,故刻此碑。

初唐宫廷宴集诗歌探析

初唐诗歌的主体是宫廷诗,在这些宫廷诗歌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初唐各种宫廷宴游、集会活动,且名目繁多。有为友人饯别的,有文士雅集聚会、有节日应景的,有大臣侍宴的、有相携游赏山水风光的,有同僚聚会联络感情的等等,《全唐诗》和《全唐文》中留下大量此类"命题即同,体制复一"的宴集作品,是初唐宫廷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黎庶昌使日期间宴饮雅集与文化外交

黎庶昌在担任日本公使期间,于每年的上巳节和重阳节都举行文酒之会。礼尚往来,其日本友人也多次为其举行宴饮活动。这些宴饮中的诗词作品在当时已被结集刊印。仔细阅读文本,从这些唱和诗文以及作品集题序可见当时宴饮雅集的盛况以及高昂的格调,可以看到当事人对于睦邻友好的期盼和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而且饮宴的性质、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文化外交中个人的魅力和文化基础、雅集出版的传播作用,这些问题也是与会者的思考。考察黎庶昌的宴饮雅集有助于为当今文化外交提供借鉴。

清诗总集丛考——以《海虞诗苑续编》等为中心

清代诗歌总集研究较少,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而读者一般不大注意。现就涉及《诗风》《海虞诗苑续编》《己丑宴集续编》以及《黎星使宴集合编》等总集的若干问题予以考辨,供有关读者参考。

唐代新进士樱桃宴考

大量征引第一手文献资料,以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对唐代新进士宴集活动之一的樱桃宴做出细密考证,勾勒出当时文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不论在国家礼仪(荐新或尝新)、社会风俗(赏赐和馈赠)方面,还是在文学领域(作为意象和象征),樱桃都占有显赫的地位,朝野上下均对樱桃的社会和礼仪功能十分看重,因此,樱桃宴成为新进士宴集中“尤重”的节目。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旨再探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是一组无论从创作时间、文体风格还是诗歌主旨上都饱受争议的拟作。该诗并非模拟历史上不曾记载过的《邺中集》,而是谢灵运发挥自己的文学想象力,以魏太子与建安诸子的宴集及作品为原型所拟构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完美盛宴,是谢灵运元嘉五年政治理想破灭后的寄托之作。

论吴伟业的《秣陵春》传奇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

《秣陵春》传奇因涉及易代之变、亡国之恨,以及鼎革之际文人出处等时政内容,颇能满足贰臣、遗民等特定民众的审美需求,因而社会反响较大。其在清代之传播乃"文本阅读"与"搬演观赏"并行,但后者作用更为突出。经南昌沧浪亭、如皋水绘园等雅集搬演,剧作内容、作者意旨等皆得充分解读与研讨,从而产生更大传播效力。而通过对此剧"读后感"与"观后感"的比较可知,场上传播在接受效果、群体切磋、理解深透等方面皆有优势。

欧阳修洛阳风物诗浅论

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的三年以及离开洛阳之后,写了大量的洛阳风物诗,对洛阳山水名胜、园林寺院、花卉习俗都有歌咏。在歌咏这些洛阳风物之时往往寓以深厚的情感,使之成为洛阳风物诗,乃至欧诗中独特的意象。洛阳山川秀美的地域环境和诗酒宴集的文化传统,欧阳修早年应试高中初涉仕途的经历和年少轻狂的心理,洛阳钱幕文人集团成员宽松优裕的创作环境以及诗酒唱和活动是这些洛阳风物诗产生的原因。

张君瑞先生之《李白精神与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天真》一文指瑕

"李白一斗诗百篇"[1]22(《饮中八仙歌》),然而其诗文有散失,虽然历代文人不断搜集其散失的作品,并录入其集,但仍有许多诗文不确定为李白之作,需要加以考证的。如唐代古文家独孤及的《郑县刘少府兄宅月夜登台宴集序》一文就因为各种原因误入李白集,致使今人误用。郁贤皓先生在《黄锡珪<李太白年谱>附录散文辨伪》一文中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但张君瑞先生在《李白精神与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天真》一文中仍将此文作为李白之作加以引用,故而笔者在此对先生此文的小瑕疵做出指正。

黄山谷在宜州的两首词

山谷词至贬蜀中时为之一变，至羁管宜州又一变。对山谷在宜州所作词的研究历来薄弱，殊不知词是山谷宜州贬滴生涯的文学创作之代表性体裁。其中《虞美人·宜州见梅作》、《南乡子·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既是其宜州词之代表作，也是其一生词作之代表，最体现其晚年心境。从此二词中可见出，去国十年不断地强化和深化了他的幻灭和孤旅情怀，使他产生无奈，无助与无人解语的孤寂心境。这种心境有精神上无归之漂泊感，自伤的失落感，也带遗世独立之想。总之，这是山谷一生中的特殊时期，对人生之感悟已臻于深切，在落寞与孤怀的情感征状中，伴有深深的宿命感。这时的词确实体现了前贤所说的“苍老”的特征，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

《祭皋陶》杂剧创作与传播探析

《祭皋陶》杂剧是宋琬以自身入狱经历为故事背景的文人剧,作品不仅斥责了奸佞残害忠良的卑劣,而且寄寓了冤屈昭雪、全身远祸的愿望。宋琬本人重视作品的传播,宴集搬演及剧作赏阅皆曾亲自操持。剧中的仕隐彷徨不仅是宋琬个体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易代之后汉族文士普遍面临的生存难题,因而此剧在当时引发了较大共鸣。友朋观剧感受的抒发,使得宋琬的坎坷遭际得到更多同情,对作家声望有襄助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