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事调查员的职能定位与配置

在我国家事审判改革实践中,家事调查员职能定位的模糊造成其与家事法官、家事调解员职责的部分重合。家事法官与家事调查员分别享有事实调查的指挥权与实施权,并在事实调查过程中保持双向互动。家事调查员不宜兼任家事调解员,但两者在家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应当相互协作。在家事审判中,家事调查员主要协助家事法官承担事实调查和证据收集职责,同时可辅助开展心理调适和环境调整工作。虽然委托法院外人员开展家事案件的事实调查更符合我国当前现实,但随着家事审判专业化的发展和对家事法院的重新定位,未来在组建家事法院时应建立专职的家事调查员队伍并统一管理。

我国家事司法中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体系建构

家事司法中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制度回应了家事案件特殊性、实现家事司法正义和发挥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的要求,其设立具备相应的理论根据和正当性基础。尽管2022年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了家庭教育指导制度,但与家事司法中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制度还存在很大区别,我国应当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在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以后,法院立案之前,法院可以建议当事人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在家事案件立案以后的诉讼全过程,法院都可以建议或者要求当事人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在法律规定强制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不参加,法院可以对其进行训诫,并可以将当事人不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情况作为家事案件裁判,特别是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一个参考因素。我国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实施家事司法中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

论能动司法视野下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

能动司法要求家事司法除了从法律上处理家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外,还应当发挥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就是家事司法所发挥的帮助家事案件当事人修复或重建当事人之间人际关系的作用。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是独立于纠纷解决功能之外的家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功能。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确立是应对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和实现家事司法正义的要求。为实现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必须将能动司法理念贯穿于家事司法的始终,要求法院将人际关系调整贯穿于家事司法全过程,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家事司法中当事人人际关系调整,采用家事调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心理疏导等多种机制帮助家事案件当事人调整人际关系,并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被误解和误用的家事代理——《民法典》家事代理规范体系基点再阐释

在《民法典》引入家事代理规范后,从体系视角出发,厘清其与相关规范的关系,是对其进行解释适用和法律续造的前提。司法实践对家事代理的误用主要表现为不当放大其功能和作用,这主要源于对其规范目的和构造的误解。作为婚姻效果,虽然家事代理与所得共同制下夫妻共同债务规范存在一定的交叉,但二者分属于不同领域,在效果排除上亦具有独立性。家事代理之效果不限于连带债务之形成,尚包含其他内容。在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内,代理具有排斥家事代理之效果,此种排斥效果需满足特殊的公开要求;在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外,虽然夫妻身份对知情沉默的认定具有影响,但家事代理并不是此种情况下信赖保护之基础。应根据行为名义及性质的差异,分别考虑适用表见代理、默示意思表示以及善意取得等规范。作为与代理完全不同的特殊涉他性规范构造,家事代理既不包含信赖保护之规范目的,亦不能承担信赖保护之重任。

中国家事审判改革及家事审判立法——兼谈对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的借鉴

我国大一统《民事诉讼法》框架下没有设置独立的家事审判制度,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深化家事审判改革意见》(试行)催生了构建独立家事审判法的议题。总结我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实践经验,梳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家事审判改革的意见规定,借鉴我国台湾地区2012年颁布实施的'家事事件法'的有关核心制度,对大陆地区家事审判组织和法官及辅助人员的设置、家事审判案件范围和种类的划分、家事审判调解程序的前置及与家事裁判程序关系、家事审判诉讼和非讼程序的分化及诉讼法理的交错适用等提出合理化立法建议。

论家事审判体制的专业化及其改革路径——以美国纽约州家事法院为参照

家事纠纷因其兼涉财产和人身关系,兼具私益性和公益性的特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纠纷。为满足当事人的权益诉求并达到家事纠纷解决的主要目的,美国纽约州家事法院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发展了一系列适用于家事纠纷解决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以实现家事审判的专业化。考虑到我国现有审判体制的局限性,在探索建立符合家事审判理念和特征的家事审判体制时,可借鉴美国纽约州家事法院的专业化模式及其改革思路,对审判模式、司法人员构成、诉讼程序、家事调解、多元化协作机制等方面作出调整。

论家事司法的社会化

家事司法社会化已经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家事司法改革的普遍趋势。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过程中,我国法院开始了家事司法社会化的实践探索。我国家事司法社会化的理论基础在于保障裁判请求权,实现家事司法的价值与功能,体现家事司法专业化与社会化相兼容。我国家事司法社会化基本路径在于家事案件审判社会化、家事案件调解社会化、家事调查社会化和咨询服务社会化。

论家事司法中的家事调查员制度

家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家事案件需要专业化的处理,需要具有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以及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员帮助法官共同处理家事案件。为此,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比较早地规定了家事调查员制度。近年来,在我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过程中,一些法院开始了家事调查员制度的实践探索。我国有必要在法律上确立家事调查员制度,建立家事调查员制度是实现家事司法专业化、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妥善处理家事案件以及深化司法体制配套改革的需要。我国构建家事调查员制度,应当规定家事调查员的身份来源和资格、家事调查员的委托、家事调查员的职责、家事调查报告的效力等主要内容。

我国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远期愿景

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地方性探索始于20世纪末,2016年起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将其推向全国,试点工作明确提出“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立法命题作为改革的远景式目标。新近《民法典》的颁行标志着我国家事法正式采用“实体与程序分立并行”的体系构造,未来更应加速推动“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专门立法进程。为此,不仅要顺应于世界家事程序发展的现代化趋势,狭义定位“民事程序”概念以剥离“家事程序”范畴而采取“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更须立足于我国民事程序立法的客观性现实,折衷“二元分化”与“一元统合”程序法理,以选择“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而令“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非讼程序”协力并行。

非家事代理对外债务证明责任的完善——以量化评估模型为视角

非家事代理对外债务中债权人证明责任认定模糊性强,是实践中形成大量类案异判案件的一个主要客观原因,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案件的解决,影响司法效果,也无法回应社会期待。通过构建量化评估模型,将类案证明责任以规则、细则与要点方式科学细化,通过采点计分,合计计算总得分,可增强证明责任的可操作性,有效解决司法实践所涉诉讼维权中债权人证明责任难的现实难题。

家事诉讼社会化:形成脉络、理论证成、运行机制

家事诉讼是民事诉讼的特殊类型,在民事诉讼呈现社会化趋向、家庭实体法的社会性日益凸显,以及身份案件和财产案件的差异性得到充分阐释的脉络中,家事诉讼社会化命题逐步形成和发展。家事诉讼社会化具有充足的理论支撑:司法权国家性与社会性的相互兼容关系是理论基础,家事诉讼功能的实现需要社会化构建,家事诉讼社会化是家事诉讼专业性建设的核心要求,社会治理社会化的创新格局为家事诉讼社会化提供了可能性和持续性。家事诉讼社会化亟需从目前散乱无序、模糊泛化的状态迈向具体有机、系统性和结构化的制度建构。诉中可借力社会力量保障诉讼顺利进行、辅助查明案件事实、参与诉讼调解,诉外可转介社会调解、开展案后帮扶,合理建构诉中借力和诉外转介的双向运行机制。

正确理解日常家事代理制度

反对家事代理制度者认为,该制度的历史原型与历史功能已经丧失;损害妇女利益且过度保护债权人;侵害意思自治、歧视婚姻并伤害婚姻;在我国法定夫妻共同制下实益极其有限;以信用交易为前提,在当代社会适用范围极小;造成民法教义体系上的违和,故应予废除。这些质疑理由均不成立。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在我国具有正当性,理由包括:利益与负担相一致的原则要求获益者承受债务;供养义务要求非交易方配偶对交易负责;日常家事代理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违反另一方的意志;该制度对小额价值的财产处分有意义;信用交易在当代社会仍频繁且重要;该制度具有保护交易方配偶继而保护婚姻家庭的功能;该制度对交易安全也确有价值;基于日常生活需要单方负债为共债,在比较法上有支撑。为抑制该制度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应将其构成要件严格限定为:适用主体仅限于夫妻身份;债务发生限于婚姻正常存续期间;债务为满足日常生活之需要;夫妻之间无特别约定或有特别约定但相对人为善意。

信息化时代的法学实践教学方法革新——以家事法教学中运用类案检索方法为例

类案检索是信息化时代法学实践教学方法革新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案。以吉林大学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大学为起始的类案检索教学改革试点经验,证实了该种教学方法在学生法律思维训练、法学分析能力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养成方面的效能。但必须承认,类案检索方法在受益于信息时代给予的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受制于信息公开的有限范围。跨越这一障碍,不仅需要文书公开制度的开放与包容,更需要法律共同体多机构间的有效合作。

我国家事纠纷诉前调解制度研究

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以来,试点法院对家事调解以及家事审判方式的探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最高法于2018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属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但其中关于家事纠纷诉前调解的规定明显与《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制度相冲突,这就使得部分试点法院的诉前调解行为超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定。我国家事纠纷诉前调解制度存在诉前调解范围混乱、依职权启动诉前调解违反法律规定、司法权提前介入家事纠纷等问题。为推动我国家事纠纷诉前调解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后续家事审判的立法应明确诉前调解的范围、性质与后续衔接程序。试点法院依职权启动家事纠纷诉前调解的行为应予以纠正,家事审判改革应在法治原则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证成:价值、理论与实践

将检察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拓展至家事领域可以从价值、理论及实践层面予以证成。建构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既体现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查明案件事实、补足两造对立的对审结构等司法功能,也彰显了保护家事公益的社会价值;部分家事案件具备公益性特征、宪法层面社会治理性监督权的贯彻以及法定诉讼担当理论为该制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的预留拓展空间、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引、地方有关机关和部门的立法与发文支持及地方有关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与探索,证明了该制度的建构具备实践可能性。

新时代家事审判改革背景下家事调查员制度的运行和优化

家事案件具有隐蔽性、道德性等特点,法官在处理家事案件时难免会出现修正法律的做法。世界上有多个国家通过设置家事审判官等职务,促进家事纠纷妥当解决。我国家事调查员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后,多个试点法院设立了具备专业知识的家事调查员。由于尚未建立单行法规,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家事调查员聘任方式不一、职权不清晰等问题。为保障家事调查员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必须对家事调查员进行统一选任,明确家事调查员职权,促进该制度规范运行。中国历史悠久有着漫长的宗族思想,家事调查员的设立是否可以考虑法律与家族长辈制进行结合,发挥两种制度的优越性。基于中国的国情,在农村和城市亦可以适用不同的标准。

家事调解之社会协调路径

鉴于家事案件的特殊性,传统民事法庭已不再适应当前家事纠纷的解决,家事法庭正是基于稳定社会关系的要求而设立。目前家事司法调解制度仍不完备,实践中存在调解主体认知不到位、调解模式缺乏统一指引、审限制度限制调解效果等问题,调解成果难以达到社会治理的要求。应采用家事司法专业化与社会化并举的方式,通过调解与审判的适度分离、社会帮辅制度的建立,构建协调统一的家事调解制度。

我国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传统社会的变迁及家庭结构的瓦解,法律与家庭的互动也有了新的发展,家事纠纷数量激增。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独立的家事诉讼制度,司法实践中对家事特别程序的探索尚属于起步阶段。从长远来看,基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和既有审判制度的局限性,我国有必要构建独立的家事诉讼特别程序,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导向,实行有限的辩论主义和积极的职权主义,并对立法模式、适用范围、诉讼主体、家事调解以及家事法院等方面作出规定。

家事审判改革视野下祖国大陆家事审判程序立法完善研究——兼以我国台湾“家事事件法”为学术视点

在祖国大陆,家事审判改革正在各试点法院积极开展。在此背景下,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我国台湾"家事事件法"的"立法目的"及"基本原则"、家事事件的范围及分类、家事事件的调解程序、家事事件的诉讼模式、家事事件中保障弱者权益的制度等进行学术分析,进而考察祖国大陆家事审判程序法的立法与实践,结合祖国大陆实际,提出完善祖国大陆家事审判程序的立法构想,以期为我国当前的家事审判改革提供参考。

家事诉讼程序:徘徊在制度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

家事诉讼是国外普遍建立的一项程序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这类诉讼的专门规定,但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等实体规范已经初步确立家事诉讼的基本程序规范;在审判实践中,法院通过试点探索也已对离婚等家事案件采用了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判,形成了较为特殊的审理方式和审理理念。然而,我国关于家事诉讼的立法规定是零星的、不全面的,缺乏逻辑性,各地关于家事诉讼的实践探索也呈现出各自为政、过于简单化的缺陷。为此,有必要通过全面制定家事诉讼法来整合各类家事案件,真正体现家事案件的专业化审理,实现家事诉讼的特有价值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