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事司法中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体系建构

家事司法中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制度回应了家事案件特殊性、实现家事司法正义和发挥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的要求,其设立具备相应的理论根据和正当性基础。尽管2022年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了家庭教育指导制度,但与家事司法中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制度还存在很大区别,我国应当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在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以后,法院立案之前,法院可以建议当事人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在家事案件立案以后的诉讼全过程,法院都可以建议或者要求当事人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在法律规定强制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不参加,法院可以对其进行训诫,并可以将当事人不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情况作为家事案件裁判,特别是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一个参考因素。我国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实施家事司法中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

被误解和误用的家事代理——《民法典》家事代理规范体系基点再阐释

在《民法典》引入家事代理规范后,从体系视角出发,厘清其与相关规范的关系,是对其进行解释适用和法律续造的前提。司法实践对家事代理的误用主要表现为不当放大其功能和作用,这主要源于对其规范目的和构造的误解。作为婚姻效果,虽然家事代理与所得共同制下夫妻共同债务规范存在一定的交叉,但二者分属于不同领域,在效果排除上亦具有独立性。家事代理之效果不限于连带债务之形成,尚包含其他内容。在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内,代理具有排斥家事代理之效果,此种排斥效果需满足特殊的公开要求;在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外,虽然夫妻身份对知情沉默的认定具有影响,但家事代理并不是此种情况下信赖保护之基础。应根据行为名义及性质的差异,分别考虑适用表见代理、默示意思表示以及善意取得等规范。作为与代理完全不同的特殊涉他性规范构造,家事代理既不包含信赖保护之规范目的,亦不能承担信赖保护之重任。

信息化时代的法学实践教学方法革新——以家事法教学中运用类案检索方法为例

类案检索是信息化时代法学实践教学方法革新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案。以吉林大学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大学为起始的类案检索教学改革试点经验,证实了该种教学方法在学生法律思维训练、法学分析能力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养成方面的效能。但必须承认,类案检索方法在受益于信息时代给予的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受制于信息公开的有限范围。跨越这一障碍,不仅需要文书公开制度的开放与包容,更需要法律共同体多机构间的有效合作。

正确理解日常家事代理制度

反对家事代理制度者认为,该制度的历史原型与历史功能已经丧失;损害妇女利益且过度保护债权人;侵害意思自治、歧视婚姻并伤害婚姻;在我国法定夫妻共同制下实益极其有限;以信用交易为前提,在当代社会适用范围极小;造成民法教义体系上的违和,故应予废除。这些质疑理由均不成立。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在我国具有正当性,理由包括:利益与负担相一致的原则要求获益者承受债务;供养义务要求非交易方配偶对交易负责;日常家事代理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违反另一方的意志;该制度对小额价值的财产处分有意义;信用交易在当代社会仍频繁且重要;该制度具有保护交易方配偶继而保护婚姻家庭的功能;该制度对交易安全也确有价值;基于日常生活需要单方负债为共债,在比较法上有支撑。为抑制该制度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应将其构成要件严格限定为:适用主体仅限于夫妻身份;债务发生限于婚姻正常存续期间;债务为满足日常生活之需要;夫妻之间无特别约定或有特别约定但相对人为善意。

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证成:价值、理论与实践

将检察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拓展至家事领域可以从价值、理论及实践层面予以证成。建构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既体现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查明案件事实、补足两造对立的对审结构等司法功能,也彰显了保护家事公益的社会价值;部分家事案件具备公益性特征、宪法层面社会治理性监督权的贯彻以及法定诉讼担当理论为该制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的预留拓展空间、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引、地方有关机关和部门的立法与发文支持及地方有关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与探索,证明了该制度的建构具备实践可能性。

家事程序立法的德系演变与中国选择

我国家事审判改革提出“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立法命题作为远景目标,2021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的实施提出更加迫切的家事程序专门立法需求,欲加速推动其立法进程需要先确定立法模式和体例。德国家事程序原采“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式”而行“家事诉讼与非讼二元分化体例”,2009年转采“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并创制“非讼化之一元统合体例”。它主导了现代家事程序立法的模式转向,间接促成日本“分立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的缔造,直接引领我国台湾地区“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的诞生,最终塑成三种家事程序单行立法体例的鼎立格局,可概称为家事程序立法的“德系”演变。我国未来,应当立足于现代家事程序立法模式的转向趋势,选择“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采行“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

当下深化家事审判专业化规范化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包括118家试点法院在内的全国近500家中基层法院同时启动了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形成了一批符合家事审判规律的经验做法。但自2018年以来,受基层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新冠疫情、繁简分流改革等多重因素影响,试点法院改革积极性有所减弱,制度机制的健全完善推进缓慢。针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工作推进不平衡、审判组织专业化程度不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强、审判程序法律法规缺乏专门性、家事审判配套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本文结合域外立法、试点法院已有的成功经验,建议以完善家事调解、家事调查等家事审判专业化制度机制为基础,结合当前法院审判及机构实际情况,组建集家事审判、少年审判为一体的少年家事法庭,推动制定家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更好的汇聚法院合力推动构建家事审判社会化工作格局,确保人民法院在维护家庭和谐稳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贡献应有力量。

近代职业教育先驱对家事教育的探索与贡献——以家庭日新会为考察中心

家庭日新会是近代职业教育先驱创办的研究家庭改良问题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家事教育是该会改良家庭的主要手段。以家庭日新会为阵地,黄炎培、沈恩孚、顾树森等职业教育先驱及其邀请的业界精英,阐述了家事教育先进理念,开展了系列家事教育活动。近代职业教育先驱的思想与实践,不仅促进了1922年壬戌学制中家事科的建制与发展,而且推动了家事教育走向社会化,对当今家政教育亦有启发意义。

数字经济下智慧赋能家事审判研究——以“枫桥经验”为完善路径

智慧家事审判是数字技术与传统家事诉讼结合的新型场景。基于维护家庭伦理、提高审判效率以及我国司法智慧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智慧家事审判具有进一步适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然而,当前智慧家事审判应用仍存在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尤其表现在智慧家事审判正当程序缺位、人权保障弱化以及数字形式主义加剧等。基于此,规则设计方面,可适当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进行溯源治理,首先为智慧赋能家事审判提供上位法依据;其次,强化弱势群体保护机制;最后通过党建破除智慧化家事审判法庭数字形式主义的不足。

家事调查员制度的事实调查功能障碍及优化路径

家事审判的专业化与社会化改革催生了家事调查员制度。当前,我国家事调查员制度在各地试点法院均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应用。由于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以及传统民事审判模式的影响,家事调查员制度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明确家事调查员制度的事实调查功能与适用范畴,明确家事调查员作为司法辅助人员的身份,健全家事调查程序运行规则,廓清家事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及类型。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发挥家事调查员制度的特殊功能,并实现我国家事审判专业化及其社会化改革的初衷。

司法实践中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审视与完善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条首次确立了我国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该项制度在强化社会交易安全,协调夫妻内部关系,以及保护交易第三人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婚姻家庭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立法上对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规定过于宽泛,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难以在现行规定中找到答案。通过对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适用主体、范围、行使效力,以及限制规则等进行明确、细化,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但仍需兼顾夫妻关系的维护、配偶利益的保护,达到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才是该制度真正的目的所在。

我国家事纠纷诉讼调解制度研究

家事调解制度作为替代家事审判的关键工具,在推动家事审判改革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家事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的家事调解制度逐渐显露出无法准确适用的问题,面临多个方面的挑战。为此,本文从调解程序、调解主体、以及配套机制等三个方面着手,对我国的家事纠纷诉讼调解制度提出完善建议。

家事司法修复家庭关系的经验研究

家事审判改革强调修复家庭关系在家事案件处理中的重要性,但西南地区X法庭家事审判实践的经验研究表明,家事司法修复家庭关系的效度并不彰显。法官将家庭关系修复贯穿于审判的全过程后,依然很难修复夫妻一方离婚意愿强烈的婚姻关系,在面对代际关系冲突时也只能用法定权利义务关系去简化复杂的家庭关系。家事司法在修复家庭关系中能力有限,根本原因在于在当前社会条件下面临多重制约,包括开放社会带来的不稳定性、家庭成员之间的个体意识冲突、现代法律与家庭价值的冲突等。因此,家事审判改革应当在完善心理辅导、多元调解、单位联动等配套机制的同时,积极引导家庭成员树立有利于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的价值观念,建立能够有效稳定家庭关系的社会机制。

我国家事调查员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家事调查员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内在要求,对于妥善解决家事纠纷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的家事调查员制度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由于缺乏法律规范的引导,该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家事调查员身份定位不明、来源分散,职责划分不明、角色混同,家事调查报告性质认定不明、规范缺位等问题。对此,有必要统一家事调查员的选任机制、规范家事调查员的工作职责、完善家事调查报告的利用,以充分发挥家事调查员制度的优势。

我国家事审判机构设置模式选择

与综合性的普通法院相比,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在解决家事纠纷方面具有显著的特色和比较优势,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独立处理家事案件。从世界各国设立家事审判机构的实践经验来看,家事审判机构的设置存在多种模式,且构建过程存在阶段性。我国可借鉴少年审判庭的设置经验逐步推进家事审判庭的建设,从家事审判合议庭出发逐步建立三级法院内独立建制的家事法庭。待条件成熟后,从“家事审判庭”单独模式逐步走向“少年家事庭”合一模式,并在人口密集且家事案件量较大的地区设立专门的少年家事法院处理该地区的一审家事案件。

大陆法系视域下的家事调解前置机构比较与借鉴

由于对调解是否属于司法权的认识不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调审分离”的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别。我国内地属大陆法系,在司法理念和调解实践上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可在借鉴其家事调解前置机构设置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内地情况选择适宜的制度设计。设置单独的家事调解前置程序,确立家事调解法官和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两种调解模式。家事法官负责行使司法职权,调解员负责具体的调解事务,以此实现彻底的“调审分离”。调解成功后可作出合意裁定或调解书,明确其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及时转交审判机构,审理时发现确有调解必要的,移付调解机构调解,但除特殊情况外以一次为限。

中国家事审判改革及家事审判立法——兼谈对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的借鉴

我国大一统《民事诉讼法》框架下没有设置独立的家事审判制度,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深化家事审判改革意见》(试行)催生了构建独立家事审判法的议题。总结我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实践经验,梳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家事审判改革的意见规定,借鉴我国台湾地区2012年颁布实施的'家事事件法'的有关核心制度,对大陆地区家事审判组织和法官及辅助人员的设置、家事审判案件范围和种类的划分、家事审判调解程序的前置及与家事裁判程序关系、家事审判诉讼和非讼程序的分化及诉讼法理的交错适用等提出合理化立法建议。

论家事审判体制的专业化及其改革路径——以美国纽约州家事法院为参照

家事纠纷因其兼涉财产和人身关系,兼具私益性和公益性的特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纠纷。为满足当事人的权益诉求并达到家事纠纷解决的主要目的,美国纽约州家事法院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发展了一系列适用于家事纠纷解决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以实现家事审判的专业化。考虑到我国现有审判体制的局限性,在探索建立符合家事审判理念和特征的家事审判体制时,可借鉴美国纽约州家事法院的专业化模式及其改革思路,对审判模式、司法人员构成、诉讼程序、家事调解、多元化协作机制等方面作出调整。

论家事司法的社会化

家事司法社会化已经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家事司法改革的普遍趋势。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过程中,我国法院开始了家事司法社会化的实践探索。我国家事司法社会化的理论基础在于保障裁判请求权,实现家事司法的价值与功能,体现家事司法专业化与社会化相兼容。我国家事司法社会化基本路径在于家事案件审判社会化、家事案件调解社会化、家事调查社会化和咨询服务社会化。

论家事司法中的家事调查员制度

家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家事案件需要专业化的处理,需要具有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以及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员帮助法官共同处理家事案件。为此,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比较早地规定了家事调查员制度。近年来,在我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过程中,一些法院开始了家事调查员制度的实践探索。我国有必要在法律上确立家事调查员制度,建立家事调查员制度是实现家事司法专业化、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妥善处理家事案件以及深化司法体制配套改革的需要。我国构建家事调查员制度,应当规定家事调查员的身份来源和资格、家事调查员的委托、家事调查员的职责、家事调查报告的效力等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