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治理的嬗变:从封建制到家产官僚制

从行政官僚化角度看,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实质转变是以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着眼于封建制到家产官僚制这一历史转变,本文揭露了封建制与郡县制在文化精神与制度上的本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家产官僚制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韦伯所呈现的中国图像是以家产官僚制为核心的帝国体制。该体制高度重视行政安全而导致制度设计上呈现复杂的分权制衡,致使在繁密的制度中带来了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效应,也必然降低地方政权的行政效率。故此,帝国面临"有限集权与粗放行政"的困境,其科举制诱导并强化了士人阶层间的利益竞争,降低了士人的道德自律,进而也变相地增强了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而家产官僚制的膨胀导致组织资源的单一化,特别有利于家产帝国扩大支配的社会基础。基于此,家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帝国治理所折射出的制度化文化。

家产官僚制与帝国治理逻辑——以《儒教与道教》为例

《儒教与道教》是探索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经典,也是一部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典范。本文试图梳理出韦伯理解中国社会构造的核心线索,并重点分析了家产官僚制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韦伯呈现的中国图像是以家产官僚制为核心的帝国体制。该体制由于高度重视行政安全,在制度设计上的分权制衡不当而衍生出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它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面临"有限集权与粗放行政"的悖论;其科举制诱导并强化了士人阶层的现实利益,进而降低了士人的道德自律;家产官僚制的膨胀而导致组织资源的单一,也特别有利于家产帝国扩大支配的社会基础。此外,宗族组织中的自然伦理关系以异化形式扩展到社会生活,从而束缚了个人的自由突破。基于此,家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入帝国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路径依赖。

回到家产官僚制——以明万历四年到五年的北京契税制度改革为例

通过对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到五年(1577年)北京契税制度变革过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家产官僚制支配模式及其形成过程。在万历四年都税司大使私擅税契事发这一突发事件的触发下,典制关于契税的规定与万历四年前北京契税管理空白之间的矛盾暴露,导致官员与皇帝围绕北京契税制度改革展开社会行动。到明万历五年,在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兼有包税制与官僚制特征;在非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整合了儒家的孝道和功利主义,以及形式的法理思想和对传统的认同。本研究发展了更为完整地理解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支配模式及其变革过程的家产官僚制理论,系统地呈现了传统中国家产官僚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之间与内部的矛盾。

“家产官僚制”与中国法律:马克斯·韦伯的遗产及其局限

马克斯·韦伯在支配社会学框架下对中国的思考,是影响其有关中国法律之表述的关键因素。在其支配社会学理论建构中,"家产官僚制"由于混合了家产制与官僚制两种支配因素,所以是一种非理性支配与合理性支配间的混杂或中间状态,该支配下的司法与行政因而并不体现为完全的恣意和擅断。然而,韦伯对于世界历史之不断合理化的设想,诱使其将中国置于合理化进程的最初阶段,而将现代欧美世界置于其终点。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韦伯有意无意间忽略帝制中国"家产官僚制"中官僚制的面向,且刻意放大其家产制面向,从而使其笔下的"中国法"呈现为一幅实质非理性的"卡迪司法"画面。有必要强调的是,在其部分论断的局限得以澄清之后,韦伯的一系列概念和洞见仍将有益于未来学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

天命观下中国早期家产官僚制的形成

具有官僚制的技术外表,但又受困于传统主义家产制精神的家产官僚制,是普遍存在于全球历史中的支配模式。对于家产官僚制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的形成,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作为其表象的官僚制技术的出现,而未能阐明作为其本质的家产制的持续。针对这一不足,本文基于历史分析和定量研究,论证了周代政治合法性观念——天命观影响下的封建危机所引致的诸侯国国君的政治生存策略是解释战国时期官僚化发展和家产制最终复归的重要逻辑,从而为我们理解家产官僚制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普遍存在提供了基于政治合法性理念及统治者能动性的新视角。

浅论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早熟”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辉煌的过去,无论是汉唐盛世的繁华还是四大发明对人类历史的巨大影响都足以令同时代的西欧各国望尘莫及。但是近代中国被西欧强国欺凌的屈辱历史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原因。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指出中国近代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统一早于市场统一,早熟的专制主义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传统中国宗教的伦理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形塑——从韦伯与杨庆堃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述谈起

韦伯关于《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的论述,实际上只是他关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研究的序篇,他的研究不只是为了凸显基督教文明的特色,以证明"西欧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没有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论断,更是为了证明以宗教力量为基础的责任伦理对个人行为,进而对社会结构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构造性影响。在不违背韦伯理论研究目标的基础上,聚焦于他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述,对比杨庆堃从制度性宗教/弥漫性宗教对中国宗教的分析,来重新思考韦伯用正统/异端划分中国宗教的理据和意义所在,或可为探讨中国宗教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中国的政治组织结构提供了何种动力支持和形塑力量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韦伯论中国社会与宗教

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形成了家产官僚制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统辖理性化和形式正义的法律秩序因故未能形成。但韦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却表明：在传统主义占优势的家产它像制社会中，并非不存在产生统辖理性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诸多社会条件，问题在于儒教熏陶出来的君子秉有一种适应现世的精神气质，从不会追问此世秩序的合法性。相反，清教的超越秩序总是与世俗秩序处于紧张对立之中，这种紧张提供了对世俗秩序进行理性化改革的持续的精神动力。对中国宗教精神气质与理性化改革精神动力之间关系的探究形成了韦伯独特的问题视角。

浅谈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特征的分析

中国社会结构与总体条件导致了与其相应的宗教特征,而这些又反过来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家产官僚制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了解中国宗教之特征的基础,韦伯正是在此宗教社会学角度上来讨论中国的宗教的。

马克斯·韦伯的中国政治观:基于中国语境的研究

韦伯认为,传统中国家产官僚制的支配形式阻碍了理性行政的发展,与儒教适应现世的实用主义伦理一起导致了中国社会无法自发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一论断对传统中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局限。从中国学术语境对韦伯的中国政治观进行反思,就会发现其对传统中国士人阶层、官僚体制以及政治模式等方面的误读,研究者需要在与韦伯的对话中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家与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以《中国的宗教》为例

普遍主义比理性主义更适合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界定。作为普遍主义的对立面的特殊主义的宿主是作为自然状态的"家",如何理解和处理"家",影响一种文明的性格及其同现代资本主义的距离。韦伯的文明比较,是以比较历史社会学作为方法,一方面基于欧洲经验搭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以"家"为切入点进入作为历史个体的具体文明,由此既把握历史个体的实质性格,又使文明比较成为可能。"家"是儒教文明想象和实践伦理、信仰、政治、社会、法律和经济秩序的总体性范畴,其与家产官僚制的内在关联是韦伯理解儒教文明的基本线索。韦伯由此不仅从内部把握了儒教文明的基本性格,也从外部暗示了走出封建郡县之辨的必要性,更为可靠的文明比较提供了范例。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上)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摆脱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

“家天下”还是“天下一家”——重审儒家秩序理想

马克斯·韦伯将中国视为家产制官僚国家,而儒教则是官僚阶层的身份伦理,整个国家被视为皇帝的家产、官僚被视为家臣、人民被视为子民,由此出发必然导致以"私天下"理解"家天下",韦伯认为这种"私天下"抵御着作为合理化必要环节的权限分划、专业化与切事精神,使中国难以走向现代。然而儒家"家天下"实为以"一家之治"达到"天下一家","一家之治"只是基于特定社会历史状况而采用的"治法",其中隐含的作为"治道"的"天下一家",才是儒家的秩序理想。儒学之所以提出尧舜之道,正是为了解除"天下一家"理念与"一家之治"现实基于历史而形成的捆绑。儒家的"天下一家"落实为"民胞物与"这种以家为原型的秩序,后者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以及人与物的伙伴关系,这一秩序模型在现代利维坦不断扩张的状况下仍有其重要意义。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下)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摆脱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