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张氏私家刻书及其文化价值研究

以张英、张廷玉父子为代表的桐城张氏举业不断,名宦迭出,遍为人知。文章通过梳理张英、张廷玉的著述、编修成果以及桐城张氏私家刻书情况,分析了桐城张氏家刻对持家治国、立身做人、传先贤家训、教学子孙立身行事所起到的刻书泽人作用,以及对文化传承和传播产生的重要影响。

宋代家刻本举要摭谈

家刻本属于古代私家刻书的范畴。结合家刻书的定义,根据后世传本及各家书目考证了两宋家刻书概况,指出两宋家刻书在我国古代印刷、档案文献编纂、图书出版、古籍整理、文献传播发展史中具有的重要地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明嘉靖年间以家刻为主的曲籍编刊述论

明嘉靖年间,沉寂了一百五十余年的曲籍编刊走出低谷,渐趋活跃。由于成化以来散曲创作复兴,这一时期编刊的曲籍多数为散曲集,其作者多出自以康海与王九思、李开先、杨慎为主的三大曲家群,其地区以西安、章丘与苏州最为集中。编刊类型以家刻为主,主其事者除了闲居乡里的士绅,还有在职官员。他们投身其中,主要是出于交际、娱乐、宣传或心理等方面的需求,曲籍编刊的文化功能得以拓展。散曲创作与编刊相互促进,反映了明初遭受沉重打击的士绅与官僚阶层已重新振作,并展现了创造、传播文化的力量。

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

宋代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家刻本与官刻本、坊间刻本三者成鼎足之势。家刻本对文化的贡献有裒辑文化典籍、传扬尚文之家风、促进私人藏书的发展;对版本学、目录学的形成及发展,亦有贡献;宋代家刻还出版了最早的综合性丛书。由于家刻本重视质量,成为后世珍贵典藏——宋版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学术共同体对清代家刻产业发展的促进与限制

家刻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出版形式之一,曾以底本好、校勘精、工艺专的优势与官刻、坊刻并称三大刻书系统。一方面,文人士子从事家刻能够满足其对书籍数量与质量的要求,由文人士子构成的学术共同体从能力、目标和需求等方面都与家刻相辅相成,从而促进了家刻在清代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又具有地域、关注焦点的限制,它也同样将家刻发展的方向限定在了狭小的范围之内,阻碍了家刻作为一种"产业"的发展,因此也成为家刻向近代出版业转型的限制因素。

《三家医案合刻》述要

《三家医案合刻》系叶天士、缪宜亭、薛生白三人的选案合集，清代吴金寿编纂。吴金寿，名子音，字金寿，笠泽人。按笠泽．古水名，一般指今太湖而言。

论锺惺《合刻五家言》的真伪

《合刻五家言》题为锺惺编纂评点,然该书中《德言》是覆刻孙评《刘子》一书《,道言》和孙评《文子》评语也相同。此书实是一部书贾托名的伪书,其收录的《刘子》《、文子》《、文心雕龙》等书的版本值得重新考察。

清末湖南刊刻出版图书考略

清末，湖南的出版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长沙的官书局为首，家刻、坊刻等各种形式的出版业纷纷登场，刊刻出版了许多图书，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保存古籍，保护文化遗产。

葉德輝刻書活動探析

葉德輝是清末民初的文獻學家,其所致力包括藏書建設,藏書目録編製、讀書題跋撰寫、書史研究、藏書經驗總結、前人書目考證糾正和訂補等,並延伸到圖書刊刻領域。葉德輝一生共刊刻超過百種圖書。除刊刻内容嚴肅及與本人學術喜好相關的圖書,還刊刻遊藝、房中等流傳甚少的書籍,其刻書幾乎沒有禁區。他不僅重視刊刻個人著述與家集,也重視刊刻海內外未經傳刻或罕見之本,於保存文獻、羽翼學術,居功至偉。葉德輝亦精於校勘之學,一些孤本文獻賴其力得以保存。故葉德輝不愧爲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刻書家,其貢獻應予肯定。

从汲古阁书跋试论汲古阁刻书性质

坊刻又称“书林”,集中在金陵、苏州、福建、杭州、徽州、湖州、北京等地。苏州府常熟县的汲古阁,由毛晋创立,刊刻书籍数百种,流布海内外。坊刻和汲古阁的刻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特点十分鲜明,前者偏重在商业盈利的目的,后者偏重文化品位,文章以汲古阁书跋为切入点分析汲古阁刻书性质。

桐城吴氏编纂刊刻述论

吴汝纶是清末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文献学家,桐城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其子吴闿生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以他们为代表的清末桐城吴氏在著述整理、典籍校勘、编纂刊刻等方面成就斐然,对传承保存和传播传统文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史记》二家注本起源新探

《史记》二家注本在晚唐时期就已经萌芽。北宋时,曾经出现过一些注家各异的二、三家注本《史记》写本。两宋之际,《史记集解索隐》二家合注写本的形式和体例在经历长久的探索期之后稳定下来并形成刻本。历史上最早的《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刻本并非学界一般以为的南宋乾道七年建阳蔡梦弼二家合刻本,而是一种更早的蜀刻二家注本。蔡梦弼本和其后的张杅耿秉本在编纂上的一致性,也说明了蔡梦弼本已经是《史记》二家注本的成熟形态。

源远流长的安徽古代出版业

中国古代的出版业一直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而安徽地区的古代出版业是中国出版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出版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有不少是在安徽地区或由安徽的杰出人物完成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大批有远见卓识,资金雄厚,文化素养很高的徽商和文人学士介入出版队伍,使徽州地区(今大部为黄山市)的出版事业异军突起,直至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刻书中心之一.

文化价值:宋代编辑繁荣的原因

宋代是封建社会全面成熟的时代。基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宋代的编辑事业出现了空前昌盛的局面。宋代编辑繁荣的主要表现首先是书籍编辑出版的渠道多,发行范围广。宋代形成了编辑出版的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和坊刻。国家中央和地方各政府机关所编刻的书籍多为经典、历史、医学等书。家刻是私人出资校刻书籍,其书大多是正经、正史、诸子、文集等。同时民营的书坊、书肆、书籍铺刻书出售之风也空前发展。坊刻分布更广。

清代善本概述

我国的印刷事业,已有一千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历代印刷的书籍,真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就是同一种书,由于社会的需要,也有重刻、翻刻、官刻,私刻、坊刻、家刻、初印、后印、补版等的区别。如屈宋的《楚辞》,司马迁的《史记》,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有多种版本传世。据笔者统计,《楚辞》有三十多种;《史记》有六十多种;《红楼梦》有四十余种。这些本子的长期流传,互相嬗递,自然不免会出现文字、印刷、装帧等各方面的许多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并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其规律,这就形成了版本之学”

徐学林的两篇获奖论文被介绍到法国

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徐学林先生于1993、1997年获首届、第二届全国出版科研优秀论文奖的两篇文章均被法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汉语目录期刊》在1996年第14期上作了专题介绍。据意大利米盖拉·布所帝小级介绍说:“《徽州出版史叙论》这部论著是近年来有关安徽省古代出版活动研究,并由同一个作者所著的。

宋版《史记》的源流与系统新考(一):绍兴本、杏雨本与景德校订本

《史记》之刻始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校刊“三史”,后经真宗景德、仁宗景祐覆校,形成了淳化本、景德校订本、景祐校订本三个系统。今存宋版《史记》达十多种,清代以来的藏书家做了不少著录和考订,近现代学者对各个具体版本多有研究。张玉春先生的《〈史记〉版本研究》则从版本源流的角度,梳理了宋元明清的大量《史记》刻本,勾画出《史记》的版本源流图。探讨宋版《史记》的源流与系统,应围绕两宋的官方监本,即“杏雨本”(日本杏雨书屋藏北宋刊北宋修十四行本)和它的覆刻本“绍兴本”,以及旧称“景祐本”“淮南本”(南宋淮南西路转运司刻本)。可行之方法是文本内容与版叶时代的结合校对,版本自身信息与文献书目记载的相互发明,版刻普遍规律以及官刻、坊刻书籍大背景的综合视野。以此方法分析各本的异文,可知杏雨本即景德校订本、绍兴本覆刻既有讹误也有校改,景祐本、淮南本共源景祐校订本,二家注本之耿本(张杅刊耿秉重修本)、蔡本(蔡梦弼刊本)共源蜀刻二家注本,此蜀本则出自景德校订本,此外,耿本、蔡本各有校改。

宋人吴儆文集的编刻及其主要版本考

宋人吴儆文集最早当由其门人在其身后编刻.而其宋代家刻本则历经其子载、孙铉、曾孙资深三代编订,在理宗嘉熙二年(1238)底或稍晚刻印行世.明人编刻吴儆文集主要有吴雷亨《竹洲文集》二十卷本、吴瀛《吴文肃公文集》二十卷本系统与吴继良《竹洲文集》十卷本3种.其中以吴雷亨刊本为最早,而吴瀛本系统在内容上最为完备.清《四库全书》本源自吴瀛本系统,且在校勘上后出转精.

明前期以官刻爲主的曲籍編刊述論

明前期編刊的41種曲籍中,37種是官刻.相對活躍的官刻取决於皇室的權力之争,其背後是封藩制度;家刻與坊刻的沉寂蕭條是明初政治、文化和經濟諸多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較爲寬鬆的社會環境、官僚士紳階層的壯大、散曲與戲曲創作乃至曲學的繁榮、商業的發達等,都是曲籍編刊興盛必備的條件.

《寶顔堂秘笈》編纂新考

《寶顔堂秘笈》自刊刻以來,影響頗巨,然亦毁譽參半。圍繞此書的問題不斷,陳繼儒是否爲《秘笈》的編纂者,《秘笈》究竟是以藏書爲目的的家刻還是以營利爲目的坊刻,成爲矛盾的焦點。實際上《秘笈》六集成書前後歷經25年之久,且主事者核心沈孚先英年早逝,導致編纂工作難以維繫,書商介入,品質下降,價值追求發生轉變。鎸刻齋名“尚白齋”到“亦政堂”所刻諸書在各方面的巨大差異决定了《寶顔堂秘笈》性質複雜,無法以一般叢書的傳統單一視角來審視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