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域下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司法适用与体系协调

《民法典》第1088条扩大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理由以及价值基础。在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下,离婚时通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得到适当补偿的,家务劳动付出较多一方可主张家务劳动补偿。家务劳动补偿中的“负担较多义务”包括两种特定牺牲情形:一是抚养子女、照料老人;二是协助另一方工作。特定牺牲必须建立在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在确定家务劳动补偿数额时可以综合考量家庭劳务的时间、投入家庭劳务的精力、劳务的效益、负担较多家庭义务一方的信赖利益等因素。体现不同价值目标的离婚救济三大制度中,离婚损害赔偿与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应独立进行判断。如果损害赔偿或家务劳动补偿已经消除了原本“生活困难”的客观状况,则不能叠加适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妇女解放与家务劳动社会化

当今时代,虽然大力倡导妇女解放,但家务劳动仍是阻碍妇女走向社会、实现真正自由的最大阻力,且其价值仍未被充分承认,依旧被视为妇女的“天然”职责。不管是在物质资料生产领域还是人口再生产领域,妇女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显得极其重要。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树立性别平等意识两个途径来实现,但强调家务劳动社会化并非力图使一切家务劳动全部社会化,有些与两性的生殖特点直接相关的家务劳动仍需由女性来承担。

家庭劳动教育现状及其对幼儿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

以631名3~6岁幼儿家长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考察家庭劳动教育现状,并探究其对幼儿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家长劳动教育观念和劳动教育行为呈现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家长劳动教育观念得分显著高于实际的劳动教育行为;幼儿在家务劳动参与方面的程度偏低,其中自我服务劳动参与频率显著高于家庭服务劳动参与;家庭劳动教育类型分为淡漠消极组、忽视实践组、知行合一组,所占比例依次为5.2%、44.1%、50.7%;家长劳动教育行为在家长劳动教育观念与幼儿家务劳动参与之间起中介作用;幼儿自我效能感在家长劳动教育行为与幼儿家务劳动参与之间起调节作用。

论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在搭伴养老中的适用

搭伴养老关系中,弱势方往往以家务劳动换取强势方养老资源支持。当关系终止后,为保护弱势一方利益,应将《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扩大适用至搭伴养老关系。对家务劳动价值予以肯定符合正当性与可行性的要求。鉴于搭伴养老关系相较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应扩大第1088条的适用,并明确可用于补偿的责任财产范围,在补偿数额上需考虑双方搭伴养老前的生活水平及搭伴持续时间、所获利益及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替代成本、适当生活水平维系等现行补偿标准,并参考当地家政服务者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定。

恩格斯家务劳动社会化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新时期我国老龄化问题及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势必增加妇女的家务劳动量。为此,亟需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恩格斯家务劳动社会化思想有助于指导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高质量发展。其基本内涵体现为:致力于发挥妇女的主体性、置身于客观世界的实践性、根源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其内在旨归体现在:促进妇女解放的直接需求,缔结爱情婚姻的理想追求,促进生产发展的根本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对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启示在于:夯实物质基础,坚持新发展理念引领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强化科技赋能,以数字技术加强现代化支撑;发挥制度优势,加强公共服务健全保障体系。

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老年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

基于第六次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横断面数据,探究家务劳动对老年健康状况的影响及作用路径,旨在为我国健康老龄化政策的精准布局提供参考依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发现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β=-0.077,P<0.01),在性别上对老年男性自评健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β=-0.085,P<0.01),而对老年女性的影响不显著(P>0.05)。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在日常性家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是不同的,低社会经济地位(SES)老年群体的影响最大(β=-0.368,P<0.001),中SES群体次之,高SES群体基本不受影响。不论是体育锻炼参与还是抑郁情况在日常性家务劳动作用老年健康过程中都发挥着遮掩效应,效应量分别为4.52%和21.6%。研究表明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情境下,经常从事日常性家务劳动不利于老年健康,特别是老年男性。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调节家务劳动带给老年人健康的负面影响。通过提高体育锻炼参与和降低抑郁情况的作用路径,可以有效发挥家务劳动对老年人健康的正向影响。

20世纪50年代妇女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的矛盾冲突及政策因应

20世纪50年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动后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随之凸显,对妇女身心健康、儿童成长、家庭生活乃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采取合理安排与使用妇女劳动力、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以及动员妇女退职回家等措施予以应对,从而缓和了妇女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劳动解放理论,但同时也存在某些政策预期与执行效果落差较大、家庭领域男女平等落实不力等种种缺憾。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的这些探索与实践,为妇女普遍社会参与的当下妥善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促进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完善的思考——从《民法典》1088条为视角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对离婚当事人中的一方请求另一方作出补偿的条件及程序之规定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但在实际应用中,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时间、“付出较多义务”中有关“义务”的规定以及具体赔偿标的和赔偿数额仍然处于模糊地带,给实际案件审理带来了不少困难。法律应就扩大补偿范围及请求权行使时间、对于夫妻一方付出的义务标准应明确规定、补偿标准应采取机会成本与未来收益折现相结合等方面不断完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促进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适用率的提高,以维系家庭、夫妻关系的和谐。

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探析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立法机关为消除女性在家庭内部长期受到的劳动剥削,基于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作出的制度创新。家务劳动的分担不只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更是一个暗含公平与正义等基本价值的重大性别问题。法律对劳动性别分工的纠正,肯定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有益于提升女性在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地位。《民法典》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作出了修改和完善,但实践中也存在某些不足。通过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希望能够改善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实用价值。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对两性经济权利平等的法律保障

我国学者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司法技术和立法技术上,对于“家务劳动如何导致性别不平等”缺乏深入理解,进而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在我国的家庭中,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家务劳动的不平等分配有三方面成因:针对育婴期的配套制度不完善、女性受教育水平低和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家务劳动不平等分配与就业歧视之间存在有双向因果关系,构成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在“家庭-职场”这一广泛范围中塑造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从经济后果上、观念上和制度上促进家务劳动的平等分配,并通过打破“怪圈”促进更大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价值及其困境化解

为全面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补偿隐藏在家务劳动背后的人力资本、机会成本的损失,进一步释放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活力,运用文献研究法和价值分析法,结合司法案例,总结出现行规范存在的制度困境,即家务劳动补偿标准和方式模糊,责任财产不明确,家务劳动纠纷举证责任过高。提出细化家务劳动补偿标准和方式、明确责任财产和优化家务劳动者的举证责任等更有助于细化该制度、推进该制度司法适用的困境化解方式。

你耕田来我织布:家务劳动对女性收入惩罚的机制分析

家务劳动对收入有惩罚作用,这是学术界共识。当前在越来越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情况下,家务劳动对女性呈现出更大的收入惩罚,其中的原因和机理何在?其秘密就在于家务劳动的类型划分:男女两性往往参与不同类型的家务劳动,女性参加的多是琐碎、频繁的日常家务劳动,男性则更多地参与偶发性且多可以由个体自己协调时间的非日常家务劳动,比如修理工作。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家务劳动对个人收入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日常家务劳动产生影响,性别差异表现为:对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对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日常家务劳动量对收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为家务劳动赋值: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图谱

照料危机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面临的照料危机也日益显现。学者们指出,忽视和低估照料劳动的社会价值是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回顾发现,女性主义内部主要有三种论证家务劳动价值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照料经济”理论、关怀伦理学的“关怀活动”理论。通过梳理女性主义理论对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讨论及主张的补偿方式,批判性地看待这些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和适用程度,可以给理解当下中国家务劳动的价值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指向核心素养的小学道德与法治实践作业设计——以家务劳动教育主题为例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指出:作业是学习评价的重要手段,作业内容要结合学生生活,创新作业方式,采用开放性、情境性、体验式等形式多样、难度适宜、数量适当的作业,以获取和掌握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相关信息。所以,小学道德与法治作业的设计,要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以学生实际生活为基础,设计课内外相结合、教学与实践相联系的实践性作业,发挥实践的育人功能,对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培育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家校同盟,共建家务劳动课程

为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建设小学多年坚持开展劳动教育实践,从培养学生每日进行家务劳动的习惯入手,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探索出家校携手实施劳动教育的有效路径。编制手册,促进家务劳动课程化随着学生家务劳动工作的推进,学校于2013年编制出《“劳动最光荣”家务指南》,使家务劳动课程设置体系化,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奠定了基础,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社会性别平等理论视域下女性家务劳动合理补偿之法理思考

我国《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案)明确规定夫妻共担未成年子女养育等家务劳动,离婚时对家务劳动付出较多的一方应当予以经济补偿。这些规定回应了我国大多数女性身负家庭与职业双重负担之现实,力图在立法上矫正传统的家庭分工,实现家庭内部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对于促进两性平等发展,保护女性平等权益有重要意义。目前,相关法律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方面,仍有待明晰和完善。本文从社会性别平等理论视角分析了女性获取家务劳动合理补偿的法理依据,论证女性负担生育照料子女等家务劳动具有社会再生产之重要价值以及对其在离婚时予以合理补偿的正当性,进而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扩展离婚后提出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期限,同时明确家务劳动的估算办法,借鉴统计学公式,计算出实然家务劳动承担数量与应然承担部分之差,再结合家庭具体情况作出合理补偿。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家务劳动社会化思想及其当代审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科学阐明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著作,其中蕴含着鲜明而丰富的妇女发展思想,特别是家务劳动社会化思想。基于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审视分析当代中国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发展,认为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两性家务劳动的合作模式逐渐形成,但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进展缓慢。社会生产力的不充分发展、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缺失,是阻碍新时代家务劳动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消除传统性别观念、健全完善法律体系和促进相关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支持等措施,对于新时代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推进和两性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重大。

家务劳动有价值 婚内不忠需赔偿

张某与孙某(女)于2012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一子,子女出生后主要由孙某抚养照顾张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异性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并生育子女。2018年11月双方分居,分居后子女随孙某生活。2020年10月,张某起诉要求离婚,孙某同意离婚,双方就子女抚养、探视及财产分割达成一致意见。但孙某认为,张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异性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且未对子女尽到抚养照顾义务,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20万元、离婚经济补偿24万元。

非婚同居适用家务劳动补偿金制度的路径探究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在社会大环境趋向复杂化的驱动下由婚姻中分别财产制婚姻关系扩张到分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婚姻关系。非婚同居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与救济问题在非婚同居关系普遍化出现的社会现实下不能被忽视。将非婚同居生活中家务劳动价值的经济救济纳入到家务劳动补偿金制度的适用范围内,是对法律制度为实现真正权利保护的制度更新。不论是在非婚同居关系中还是婚姻关系中,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有权利得到相应的家务劳动补偿,有权利在婚姻关系解除时或非婚同居关系解除时行使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

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适用研究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作为离婚救济性制度组成部分之一,从法律层面肯定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该制度随着《民法典》的出台被激活,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案例。但该制度缺乏详细的适用规定,使其在适用时意义大打折扣。应明确补偿金额的考量要素,提高补偿数额;多元化补偿形式及明晰责任财产范围;扩大家务劳动补偿权请求权行使的时间;适度放宽举证责任,引入“优势证据”规则以使该制度更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