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域下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司法适用与体系协调

《民法典》第1088条扩大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理由以及价值基础。在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下,离婚时通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得到适当补偿的,家务劳动付出较多一方可主张家务劳动补偿。家务劳动补偿中的“负担较多义务”包括两种特定牺牲情形:一是抚养子女、照料老人;二是协助另一方工作。特定牺牲必须建立在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在确定家务劳动补偿数额时可以综合考量家庭劳务的时间、投入家庭劳务的精力、劳务的效益、负担较多家庭义务一方的信赖利益等因素。体现不同价值目标的离婚救济三大制度中,离婚损害赔偿与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应独立进行判断。如果损害赔偿或家务劳动补偿已经消除了原本“生活困难”的客观状况,则不能叠加适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论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在搭伴养老中的适用

搭伴养老关系中,弱势方往往以家务劳动换取强势方养老资源支持。当关系终止后,为保护弱势一方利益,应将《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扩大适用至搭伴养老关系。对家务劳动价值予以肯定符合正当性与可行性的要求。鉴于搭伴养老关系相较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应扩大第1088条的适用,并明确可用于补偿的责任财产范围,在补偿数额上需考虑双方搭伴养老前的生活水平及搭伴持续时间、所获利益及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替代成本、适当生活水平维系等现行补偿标准,并参考当地家政服务者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定。

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探析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立法机关为消除女性在家庭内部长期受到的劳动剥削,基于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作出的制度创新。家务劳动的分担不只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更是一个暗含公平与正义等基本价值的重大性别问题。法律对劳动性别分工的纠正,肯定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有益于提升女性在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地位。《民法典》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作出了修改和完善,但实践中也存在某些不足。通过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希望能够改善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实用价值。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对两性经济权利平等的法律保障

我国学者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司法技术和立法技术上,对于“家务劳动如何导致性别不平等”缺乏深入理解,进而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在我国的家庭中,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家务劳动的不平等分配有三方面成因:针对育婴期的配套制度不完善、女性受教育水平低和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家务劳动不平等分配与就业歧视之间存在有双向因果关系,构成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在“家庭-职场”这一广泛范围中塑造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从经济后果上、观念上和制度上促进家务劳动的平等分配,并通过打破“怪圈”促进更大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价值及其困境化解

为全面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补偿隐藏在家务劳动背后的人力资本、机会成本的损失,进一步释放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活力,运用文献研究法和价值分析法,结合司法案例,总结出现行规范存在的制度困境,即家务劳动补偿标准和方式模糊,责任财产不明确,家务劳动纠纷举证责任过高。提出细化家务劳动补偿标准和方式、明确责任财产和优化家务劳动者的举证责任等更有助于细化该制度、推进该制度司法适用的困境化解方式。

非婚同居适用家务劳动补偿金制度的路径探究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在社会大环境趋向复杂化的驱动下由婚姻中分别财产制婚姻关系扩张到分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婚姻关系。非婚同居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与救济问题在非婚同居关系普遍化出现的社会现实下不能被忽视。将非婚同居生活中家务劳动价值的经济救济纳入到家务劳动补偿金制度的适用范围内,是对法律制度为实现真正权利保护的制度更新。不论是在非婚同居关系中还是婚姻关系中,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有权利得到相应的家务劳动补偿,有权利在婚姻关系解除时或非婚同居关系解除时行使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

《民法典》背景下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法律适用研究

家务劳动补偿是我国离婚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民法典》中再次通过立法的方式肯定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存在的重要价值。这有助于真正实现性别平等、提高我国的结婚率和生育率以及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目前在司法适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劳动补偿的数额的确定,家务劳动补偿申请时间以离婚时为前提是否过于严苛等。对此,应当明确数额的确定首先应当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同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等最终确定家务劳动补偿的数额,对于家务劳动补偿的申请时间进行适当延长,以配合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发挥自身效用,以期更好地发挥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作用和实现其价值。

非婚同居中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了夫妻一方因在家务等方面付出较多义务,在离婚时享有请求另一方给予相应补偿权利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与婚姻相似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同样存在于非婚同居关系中,法律作为利益平衡的产物,不得偏重某项特定价值,包括同居者在内的所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者的利益都应获得相对平衡。通过司法解释将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类推适用于非婚同居者,并以家务经济补偿制度作为同居协议的补充,在特性的范围内对家务劳动者进行适当补偿既正当又可行。非婚同居家务劳动补偿标准应以家政服务人员平均工资为补偿基准,并结合同居者双方获益水平和受益方现有给付能力等参考因素设定;非婚同居家务付出一方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不可因过错而被全部否定,应依据家务劳动者付出大小,在适用家务补偿制度之外参照我国《民法典》第1091条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对无过错一方进行适当赔偿。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研究

夫妻分居家庭、非分居家庭以及两代复合家庭,不论其采用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产制,只要家庭成员间因家务劳动导致双方综合权益不对等,皆应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确立完善,肯定了家务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既可以推动充分尊重家务劳动之观念的普遍确立,又可促进夫妻地位趋向实质平等。

家庭类别视野下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法律建构

共同财产制家庭、分别财产制家庭以及两代复合家庭中,均应当确立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地区年度服务业平均工资可作为家务劳动补偿金的计算标准。在共同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家庭中,权利义务主体是夫妻双方。家务劳动量可认定为一方完全家务、主要家务、次要家务或夫妻同等家务。夫妻双方共同签署的家务承担情况证明,可作为家务补偿请求权的证据。分别财产制家庭的家务补偿请求权在婚内和离婚时均可提出。两代复合家庭中权利主体是承担了家务劳动的老人,义务主体是老人的成年子女夫妻或成年子女,老人承担家务期间成年子女夫妻之间不再有家务劳动补偿关系。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意义及其立法思考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是2001年修改婚姻法新增设的内容。这项制度的设立对于提升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保护对家庭做出较多贡献一方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毕竟是一项新增内容,理论设计上存在不足,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立法目的实现的预期效果不令人满意。因此,完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立法设计,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更好的实现其立法目的,正是本文所追求的目标。

论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婚姻法》(2001年修正)确立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这对于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却未能得到有效的适用,制度上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以期更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妇女家务劳动补偿权之完善建议--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71条为中心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二审稿》)第71条不再囿于“分别财产制”这一前提,虽具有积极意义,肯定了家庭照顾劳动的价值,但是仍存在改善空间。特别是在“三孩”入法的时代背景下,家庭照顾的负担成倍增加,《妇女权益保障法》更应为承担抚幼的女性家庭照顾者提供系统性支持。建议将《二审稿》第71条修改为。

离婚救济制度之家务劳动补偿

在民法典实施后的离婚诉讼中,一方尤其是女方主张家务劳动补偿将成为一个重要诉求,使家务劳动补偿判决成为常态。但具体应当如何补偿,补偿边界的划定,补偿标准的确定,仍需要在审判实践中不断探索。

完善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法律思考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第四十条确立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这对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强化家庭责任意识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该制度存在适用前提过于狭窄,行使时间限制严格,法律规定操作性差等缺陷,借鉴国外立法和我国实际,适用前提上不管夫妻对财产是否有约定,也不管约定的内容如何,均可行使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行使时间上任何一方均有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离婚时行使;法律上应明确家务劳动的价值以及具体参照因素。

也谈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我国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确立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和现实意义。但该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其实际效用非常有限。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扩大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之我见

近期,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有关离婚家务补偿案件引起了全网热议:法院判决一名陈姓男子向其前妻王女士支付5万元作为5年婚姻期间家务劳动的补偿。同时,法院判决孩子由王女士抚养,陈先生给付抚养费2000元/月,夫妻共同财产则由双方平均分割。网友有击掌大赞的:认为"沉睡"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被"激活"了,体现了法律对于为家庭默默付出的女性的权益保护;但也有不少网友吐槽:结婚5年,辛苦带娃,劳务补偿,只判5万,所谓正当性不低,侮辱性极高。

家务劳动补偿标准的体系性完善--基于中、英两国判例的比较考察

《民法典》第1088条虽然取消了夫妻双方约定财产制的前置条件,确保法定财产制背景下从事大量家务劳动的当事人可以获得应有补偿,但其具体补偿标准仍处于缺失状态,导致当事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全面救济。目前我国家务劳动补偿标准存在裁判原则不统一、裁量要素不充分、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弊端,实有必要从明确裁判原则、充实裁量要素、完善配套措施三方面完善我国家务劳动补偿标准体系。

“家务劳动补偿”是司法的进步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适用《民法典》新规定,近日首次审结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案件中,全职太太王某在离婚诉讼中称,因承担大部分家务,故提出要求家务补偿。最终,法院判决其与丈夫陈某离婚;同时判决陈某给付王某家务补偿款5万元。“家务劳动补偿”的请求权,原《婚姻法》第四十条就有相关规定,只是限定在“夫妻财产分别所有的书面协议”的前提下,鲜有司法判例,因为囿于传统观念,很少有人愿意在婚姻中书面协议财产各归各。新生效实施的《民法典》在立法时,删除了这一前置条件,进而大幅度降低了权利主张的门槛。

丈夫起诉离婚全职主妇获3万元家务劳动补偿

妻子辞职在家成为全职主妇,之后丈夫起诉离婚,妻子主张应获得经济补偿,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近日,肥西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离婚纠纷案件,依法判决男方向全职在家照顾的女方支付经济补偿。【案例简介】武某(男)与喻某(女)系高中同学,2017年12月登记结婚。婚后武某仍坚持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