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时间测量方法更准确——3种常用家务时间测量方法比较

本文旨在评价家庭调查数据库中采用较普遍的3种时间测量方法"平时报告法""昨日报告法""单日日记法"哪种更准确。以家庭夫妻为受测对象,要求各自采用时间日记法,连续7天记录每天所从事的活动及在各项活动上花费的时间,以5天工作日所得时间数据的加权平均作为"基准数据",评价前述各种方法在工作、家务和休闲活动时间测量上与"基准数据"的偏离程度。本研究发现,就相对准确度而言,平时报告法偏差最大,昨日报告法居次,单日日记法测量偏差最小。本研究还测量了夫妻各自对配偶在家务、休闲活动上的时间估计,并与"基准时间"和夫妻各自报告的时间相比较。结果发现,夫妻对配偶在家务和休闲时间上的估计并非主要基于客观观察和"事实",更大程度上与配偶报告的时间或配偶的"感知时间"相一致。

家务时间配置如何影响夫妻对家庭省时产品的购买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夫妻家务时间配置即"家务份额"如何影响夫妻对省时产品的购买意愿。研究发现,夫妻中承担家务较少的一方,主要受"歉疚感"和由此引发的补偿机制驱动购买省时产品;夫妻中承担家务较多的一方,则更多受目标产品"使用频率"或预期目标产品能够节省时间、减轻"辛劳"所驱动来购买省时产品。我们还发现,省时产品"感知价值"调节"歉疚感"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即在省时产品感知价值高的情况下,高低"歉疚感"将对省时产品购买意愿产生影响;当省时产品感知价值较低时,"歉疚感"的高低变化不会对省时产品购买意愿产生影响。虽然目前我国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是女性,很多家庭用品也主要是由女性负责购买,我们的研究则揭示男性(家务承担较少一方)在购买省时产品上的重要性和他们购买这类产品不同于女性的购买动机。

经济社会发展与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

家庭外部环境是影响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社会发展对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利用CHNS中1989～2011年的纵向调查数据，采用发展模型，分析了劳动力调整家务时间的机制并做了城乡间的比较。结果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劳动力的家务时间呈现出先下降后回升的“正U型”变化态势：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地域差异并不明显；劳动力的家务时间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并未遏制家务分工中性别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城镇劳动力的家务时间要多于农村劳动力，城乡差别导致农村劳动力家务时间调整的波动幅度更大。本文认为，保持经济稳健运行、消除城乡差别、发展教育事业、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并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家庭内部性别分工平等化、推进城乡社会福利均等化的根本保证。

中国家庭家务时间配置的福利效应——基于性别差异和城乡背景的比较分析

劳动力的时间配置结构关系到个人及其家庭的福利,家务时间的配置又受到工作性质与特征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因性别差异和城乡背景在效应结构上存在差别。文章利用CHNS的调查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从事的工作中平均学历越高,会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但增加了男性的家务时间配置,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更趋平等;从事的工作中平均收入越高,男性会减少家务时间,但女性却会增加家务时间;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对于城镇劳动力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约束"要强于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减少家务时间,但对城镇劳动力的影响不明显。文章强调了工作特征在性别和经济社会背景两个维度下影响家务时间配置的不同机制,对于探索促进性别平等和城乡福利均等化的路径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做家务”还是“继续工作”?——健康视角下的老年人劳动时间配置

随着健康劳动时间价值的持续上升,合理解决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配置的冲突,对于老年人的时间福利提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7~2015非平衡面板数据,使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健康对老年人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1)慢性疾病和健康冲击显著减少了老年人的工作时间,但增加了家务时间,该结论在收入增加时仍然成立。(2)以日常饮食偏好作为工具变量,采用面板数据工具变量法,发现该结果仍然成立;采用日常生活能力作为自变量进一步的验证健康对老年人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结果仍稳健。(3)分城乡异质性结果表明,城镇老年人在受到健康威胁时,更重视家庭时间价值,而农村老年人即使受到了健康威胁,仍存在“无休止劳动”现象;分职业异质性结果表明,服务业和非专业技术老年人受到健康威胁时,其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都增加,劳动时间福利受损。高级专业技术老年人的工作时间减少,家务时间增加。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和有技术老年人的工作时间增加,家务时间减少。随着收入的增加,没有发现服务业、农业和有技术老年人的工作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高级专业技术工人更倾向于用家务劳动时间替代工作时间。另外,未发现在城镇从事服务业、农业、非专业技术、技术和高级技术工人五大类职业中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之间的替代关系。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老年劳动力需求相关的政策和畅通职业自由流动政策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养育孩子会使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增加多少?——家务劳动时间细分的视角

以生育政策调整为背景,以女性家庭投入精力为视角,利用CFPS数据和Tobit模型,探讨子女数量对女性总体、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从总体家务劳动时间看,随子女数量增加,女性总体家务时间边际效应呈现出先突变式上升、再稳健式上升、最后相对持平的态势,说明生育一孩对家务劳动影响效应巨大;第二,女性一般家务劳动时间,随子女数量增长,呈现直线式小幅上涨,但情感家务劳动时间变化规律与总体变化规律基本相似,且贡献率超过80%,说明生育带来的子女生理照料和陪伴、教育等情感家务劳动投入巨大;第三,对家庭中至少有一个0—3岁孩子的女性家务劳动分析发现,总体、一般与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边际效应与主效应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且总体、情感家务时间分别增幅最高达24.0%、47.5%,说明0—3岁幼儿是最需要照料的群体。基于上述发现,对情感家务劳动及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等问题进行再思考。

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决策权与妇女社会地位关系探讨——以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不仅体现在职场上具有同等的劳动机会和同样的劳动回报,而且体现在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大小上。基于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统计数据,相关分析表明:经济越发达、占有资源越多的城市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越短;教育年限越长、初婚和1980年后出生的已婚女性,家务决策权越大。要彻底改变女性的家庭弱势地位,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就必须加强政府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社会干预,实现女性由集体赋权向个人赋能转变,建立适应妇女群体特征的社会工作制度。

关注女性群体内部差异——以家务劳动时间研究为例

在关注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的同时,应关注女性内部所存在的差异。家务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个核心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女性地位的高低。不同个人经济状况、人力资本及婚姻家庭状况的女性在家务劳动上所支出的时间不同。女性不同群体在家务劳动时间上的差异表明女性群体内部存在差异,这要求学者们关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女性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上的差异。

经济资源和性别观念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分析

利用我国2016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20~60岁已婚人士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家务劳动分工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多于男性;(2)经济资源对提高女性家务劳动议价能力有着重要作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减少;(3)性别平等观念有利于缩小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持有性别平等观念的男性会增加家务劳动时间以减轻女性的家务压力,而持有性别平等观念的女性则会显著减少其家务劳动时间;(4)我国职场女性面临着来自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女性进入职场并未显著改善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

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00年第二期山东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探讨女性家务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女性比城市女性家务劳动时间长，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与受教育年限、女性收入占夫妻总收入的比例、女性工作时间成反比，即人力资本越高、经济状况越好，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越短。

提升教育能降低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吗?——基于CFPS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8年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受教育程度的边际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中国教育婚姻匹配以“门当户对”为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高男低”的婚姻匹配现象也越来越常见。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过影响工作收入和工作时间等经济因素,显著降低了其家务劳动时间,也缩小了家务劳动时间性别之间的绝对差异。同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降低传统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不平等;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尤其是高中教育的普及率,可以降低家务劳动时间分配的性别差异,环节轻性别不平等状况。

湖南省性别工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务劳动时间的视角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并用2014年湖南省5县区20个城乡社区的调查数据,从家务劳动时间的视角分析湖南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家务劳动时间是影响湖南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同时其他影响因素还有月工资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等,但职务职称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家庭服务体系,基本满足家庭的服务需求,使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同时应通过政策倾斜确保女性培训比例,增强就业竞争实力;规范劳动合同,维护私有及民营企业女性从业者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时间影响研究

本文应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合相对资源理论,认为家务劳动时间的变化与个体的议价能力有关。在家庭之中,对于男性和女性这种议价能力的作用效果不同,因此对家务劳动时间影响有着性别差异,这是因为议价能力还受到性别观念的作用,对传统型性别观念为主的男性作用小,对现代型性别观念的女性作用大。由于因变量是一个受限连续变量,本文采用的OSL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与相对收入成反比,且显著;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与相对收入成反比,不显著,证明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家务劳动时间与相对收入的关系不仅受议价能力的影响,还受性别观念的影响。

你耕田来我织布:家务劳动对女性收入惩罚的机制分析

家务劳动对收入有惩罚作用,这是学术界共识。当前在越来越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情况下,家务劳动对女性呈现出更大的收入惩罚,其中的原因和机理何在?其秘密就在于家务劳动的类型划分:男女两性往往参与不同类型的家务劳动,女性参加的多是琐碎、频繁的日常家务劳动,男性则更多地参与偶发性且多可以由个体自己协调时间的非日常家务劳动,比如修理工作。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家务劳动对个人收入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日常家务劳动产生影响,性别差异表现为:对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对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日常家务劳动量对收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儿童劳动时间国际比较

有关方面曾对各国小学生每天劳动时间作过统计：美国孩子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是1．2小时，韩国孩子每天07小时，英国孩子每天0．6小时，法国0．5小时，日本0．4小时，中国孩子每天家务劳动时间约0．2小时。研究者通过对中国某幼儿园100名6岁儿童的家长问卷调查发现，有86名家长反映孩子在家什么活都不做，有9名家长反映孩子在家长的催促下偶尔做点家务活，有5名家长反映孩子在家能帮助家长做家务活。哈佛大学学者在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跟踪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爱于家务的孩子与不爱于家务的孩子相比，成人后失业率比为1：15，犯罪率比为1：10，离婚率与心理患病率也有显著差别。由此可见，参加家务劳动不仅仅是孩子为父母分忧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孩子今后的就业成才和生活幸福。专家认为，要让孩子热爱劳动，家长要成为孩子的榜样，让孩子模仿家长的家务劳动，让孩子体会到劳动的快乐，逐渐养成劳动的习惯。

城乡差别对中国居民家庭时间配置的影响——以家务劳动时间为例

家务劳动时间配置决策是家庭时间配置的重要内容,文章构建了影响城乡居民家务时间配置的理论与实证方程,并利用Oaxaca-Blinder技术对城乡差别在家庭内部生产中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探索和比较。研究表明,城乡差别对于居民家务时间的配置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对年龄、市场工资水平、家庭规模和闲暇等有显著的调整,最终导致农村家庭男女劳动者的日均家务劳动投入时间少于城镇家庭。从福利效应来看,农村家庭生存和生存补偿的压力大,家务劳动尤其是重叠性劳动的工作强度有损于妇女的健康福利,并有碍于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在家庭资源支配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而丧失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纳什议价模型基础上,使用来自中国9个省的双收入家庭的调查数据,检验了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议价能力提高将减少本人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并使本人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对其他因素的弹性增大。议价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对男性的效果强于对女性的效果。本文拓展了已有的关于家庭内部时间配置的研究成果,对议价能力的定义和衡量方法做了探讨,并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出议价能力在家务劳动时间配置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家务劳动时间分配对提升家务劳动效率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

与经济资源一样,时间资源的配置情况将制约消费者效用水平,进而影响消费者行为。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是消费者时间配置的具体表现。面对购买提升家务劳动效率的产品决策时,扮演不同角色的家庭成员会做出不同考虑,家务劳动时间分配的不平衡会给家庭消费决策造成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基于价值机制与补偿机制,当家庭成员间家务劳动时间分配越不平衡时,家庭越可能购买提升家务劳动效率的产品。

生育的就业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基于Becker家庭决策模型的微观实证分析

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生育对已婚女性的就业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幼年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已婚女性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受雇就业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幼年子女数量显著增加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增加家庭消费支出,而家务劳动时间的增加对已婚女性就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显著降低已婚女性受雇就业、自雇创业的概率,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对已婚女性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提高已婚女性受雇就业、自雇创业的概率,幼年子女数量增加通过增加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对就业产生负向影响占主导,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消费支出在生育影响已婚女性就业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