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异构”与“家国同构”——中西家国观的追溯与重构

家国关系问题一直都是政治伦理领域的重要问题,中西方按照其不同的社会发展脉络及政治结构,衍生出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形式:"家国异构"与"家国同构"。西方"家国异构"的治理模式具有"现代性"特征,膨胀了个体"小我",使现代人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这便亟须个体道德价值观的转变,塑造个体的"现代性"伦理话语体系实现自我超越,在传统伦理文化的滋养中探寻"现代性"伦理话语自我创新的文化土壤和内在精神动力;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看作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为"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从而规避了重蹈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滥觞,为中国带来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在现代社会,要对西方"家国异构"治理模式采取辩证态度,借鉴和吸收其对人的尊重和权利的保障等方面的"现代性"思想,并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有机结合,重构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体系中"家国同构"治理模式,为"现代性"的多样性方案提供一种可能性思路。

“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中西传统家国关系对法的影响的比较

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形成了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产生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家作为组成国的最基本的细胞,是国的缩小,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海外移民、对外疆域的扩张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解体,家的政治组织色彩逐步消失,家族本位开始向个人本位转变,家与国逐渐分离。中西方的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不同,对中西方法律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郑庄公形象流变浅析家国关系的发展

郑庄公是春秋时期郑国的第三任国君,他继承了祖父郑桓公及父亲郑武公政治遗产,政治、经济、外交上均有重大作为,带领郑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发展起来的国家。但由于其驱逐幼弟、囚禁母亲的行为,对其形象解读历史上颇多争议。梳理从先秦到当今的文献辅以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可发现对于郑庄公的形象解读有着鲜明的阶段性,而其形象流变的原因是家国关系从家国同构到家国异构的变迁。剔除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各自的不足,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对传统家国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家国同构”还是“家国异构”?——早期中国至商鞅变法时代家国体制的变迁

以往学界认为的古代中国"家国同构"不完全符合史实。中国早期国家的成长过程虽然缠绕着血缘关系纽带和氏族组织,但并不是由家庭、氏族自然发展而来,最终是武力造就了国家。西周勉强可以说是"家国同构"。姬周统治者意图型塑"家国同构"的"血缘宗法王国",但在"天命在德"与"天子失德"、"权力亲情化"与"亲情松弛"、"宗族实体化"与"宗族离心"、"宗族管辖"与"法律地方化"等内在张力的作用下,"家国同构"在实践中迅速遭遇困境,最终演变为"家国解体"。战国时商鞅推行"分户"政策,进一步裂解了"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之后韩非等法家诸子在理论上对"家国同构"进行"双重否定",由此证明"家国异构"之成立。虽然儒教的影响造成了公域与私域、国家与家庭的不当混淆,秦汉以降的中国大体上还是"家国异构",并非"家国同构"。"家国异构"对古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争叙事与“家国同构”模式的背反——张爱玲自传小说论

本文以张爱玲自传小说对“家国同构”模式的背反现象为切口,探讨其战争叙事的思想张力。研究表明:张爱玲在讲述沪战经历时,着力刻画普通百姓对战争的隔膜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看客心态,她既理解并接纳了这种看客心态,又自觉将战争升华,反思战火中人性的弱点和文明的坍塌。张爱玲认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催化人生选择的作用,具有化解个体危机的“成全”意义,这种另类观点的产生和她的个人主义倾向有关。尽管张爱玲的目光始终在“家国同构”的主流话语之外,但她依然承袭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理想主义,在小说中建构了以“了解”为基础的朴素爱国伦理。

家国关系新论——基于中西方相关学术史的考察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的家国关系是家国异构的,中国的家国关系是家国同构的。通过对家国关系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可以发现中西方都存在家国关系的异构或同构现象。中西方语境中"家"和"国"具有不同的内涵。从古希腊到近代社会,西方家国关系论主要关注血缘亲属关系的家庭私领域与政治国家公领域的区别与分离问题。而在传统中国,"家"与"国"的含义比较复杂而且变化较大,家国关系远不只是私领域与公领域的简单关系。家国同构论以血缘宗法、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为基础,强调家庭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内在一致性。在现代中国,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家"与"国"的功能和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家国关系及其理论逐渐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应当以契约法治、个人权利和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为依据,构建新型家国关系及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