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庙制度文本与运作考论

家庙制度是中国古代礼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宋代在庆历元年、皇祐二年和大观四年对家庙制度进行了三次讨论,其中庆历元年的讨论揭开了家庙建设之序幕,但没有制订出一个可行的文本,后两次讨论形成了两个文本,对此两个文本宋政府都进行过实际的操作,由此可以肯定宋代的确恢复了家庙制度。

明代品官家庙制度在山西的礼仪实践——给David Faure(科大卫)教授的一个补充和对话

David Faure(科大卫)非常看重宗族制度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价值,其一生主要精力都用于考察珠江三角洲地区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借助推行宗族祭仪而融入帝国一体化的进程。作为一个学人,他希望自己在华南社会所获得的经验和理论也适宜于中国其他地区,尽管他一再申述中国地方社会具有多样性历史进程。但是,在考察山西时却并没有找到严格按照品官家庙制度实践的案例。本文给他提供了一个支持,希望能弥补其缺憾。另外,本文从实践主体追逐象征意义角度出发,认为科举仕宦宗族之所以坚守品官家庙制度而不做"百世不迁"之宗,乃是追求一种身份,一种文明化手段,并向帝国表达忠诚。由此,笔者提出"文化配套工程"概念来解释汉人宗族祭仪。

朱子祠堂制度的新特色

鉴于宋朝“庶民无礼可依”和“祭礼杂糅佛道”的礼制现状，朱子重构的祠堂制度与以往等级森严的贵族式家庙制度不同，明显具有放宽等级限制的新趋向，主要表现在家庙制定内容的“草根化”；庶民祭祖世数的“诸侯化”及木主使用身份的“扩大化”三个方面。

唐判文中所见有关家庙问题的讨论

唐代是中国古代家庙制度发展'最为完备成熟'的时期,然而制度文本意义的完备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现实中的动态实施状况。通过对唐代士人所撰写的相关题材判文的考察,我们有如下认识:一,唐代家庙制度的礼令规定中,涉及立庙资格的条文内容在不同时期有变化和调整;二,唐代士人对于家庙制度相关判例中某些有违'礼令'的现象,观点和态度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些'异象'的出现与中古社会与礼制的变迁存在着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