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健康对话在家庭护理中的研究进展

对家庭健康对话的概念、理论基础、实施方案、应用效果及评价进行综述,了解该干预方法在家庭护理中的应用现状,为我国更好地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系统化护理提供参考。

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研究的共识与分歧

近年来中国人口形势的重大转折性变化与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密不可分。作为串联宏观与微观的桥梁,家庭通过其要素的“变”与“常”既折射出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发展,也浸润着个体的私人生活,其中结构要素起着枢纽作用,最为引人关注。研究发现,目前学界在中国家庭规模结构小型化、代数结构扁平化、类型结构多样化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但在家庭结构定义遵循静态还是动态视角、家庭结构变动是核心化还是小而多样化、与家庭结构要素紧密关联的家庭关系中夫妻轴和亲子轴的相对重要性、家庭功能弱化还是分化、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呈单线演进还是复杂多元模式等核心议题方面,仍存在不少分歧。立足新发展阶段,应从视角的开放性、学科的包容性、理论的本土性、发展的共向性四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以独特而丰富的中国家庭发展实践,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比较框架下的家庭重要性评价:对个体化理论的再思考

围绕家庭这一社会基本构成单位,个体化理论从“脱嵌”和“复嵌”两个角度分别呈现了“束缚命题”和“保护命题”,前者将家庭视为个体化进程中的束缚力量,而后者将家庭视为保护个体抵御各种风险的保护器。围绕这两个命题,在利用多种方法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个体化倾向强的个体对于家庭和朋友重要性的评价都显著偏低,而家庭重要性评判和朋友重要性评判之间的差异与个体化的态度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在家庭与工作、家庭与休闲时间之间,个体化倾向更加促使个体赋予工作和休闲时间以更高的重要性。这说明个体化进程对于家庭制度的冲击只是其对超越个体的集体性机制冲击的个例。除了家庭之外,个体化过程也会对其他集体性机制(如交友)产生影响。尽管家庭重要性评价取决于家庭是否有足够强的经济能力抵御风险,但是,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个体而言,相比于家庭,其更加愿意赋予朋友以及休闲时间以更高的重要性。这一发现表明,一个具有良好经济状况的家庭是促使个体化的一种助力。

三代同游谁说了算?——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中国三代直系家庭的深度访谈

家庭旅游决策是消费者行为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本文对20个中国三代直系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三代直系家庭旅游决策行为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中国三代直系家庭的旅游决策模式以父代主导,且夫妻共同主导型为主,在旅游决策角色中,父代是发起者、决定者和购买者;在“老-中-青”结构的家庭中,孙代是影响者,祖代是使用者;在“中-青-幼”结构的家庭中,祖代是影响者,孙代是使用者。中国三代直系家庭的旅游决策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影响家庭旅游决策行为意向,进而影响家庭旅游决策行为。

成也家,败也家——进化心理学视野中的三类汉代家庭

在儒家理论脉络中,修身齐家乃是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不过,这样的理论却未涉及一个问题:修身齐家是不是治国的充分条件或是充分必要条件?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如果这里所说的“家庭”仅仅是属地小家庭、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的话,那么,只要家庭成员的总数不至于超出邓巴数太远,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守望相助”依然能够将大家庭本身建设成一个健康的伦理共同体。而一旦家庭的规模超越了邓巴数规定的上限,那么,由于人类心智的信息处理能力从采集—狩猎时代演化而来的信息处理上限的制约,儒家大家庭就会走向分裂与解体。因此,若要在远超地域性的广袤土地上建立更复杂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不能仅仅依赖基于温情的家庭建构原则,而必须依赖于抽象人假设的新建构原则,由此在“家”与“国”之间设置缓冲器,并同时借此在社会网络迅速扩大的前提下有效减少个体心智的信息处理负担。

压疮不容小视,家庭护理要跟上

压疮,这一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巨大健康隐患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显露出其严重性。它不仅关系到患者的身体健康,更是对家庭成员护理能力的一种考验。因此,了解压疮、预防压疮以及在家庭环境中进行有效护理,显得尤为重要。

长期照护保险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预防性储蓄等理论,运用双重差分法,依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四期面板数据,考量长期照护保险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长期照护保险使得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总体提高了5.2%,这种消费促进效应突出地体现在食品消费、日用品消费、通信消费中,对文化娱乐消费和衣着消费影响不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非独生子女、收入高以及过去一年内有住院经历的农村家庭受长期照护保险政策的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表明,预防性储蓄、居民健康和代际经济支持是长期照护保险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途径。鉴于此,应通过扩大城乡试点范围、建立多元筹资渠道、构建服务供给体系等方式,推动长期照护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

北京“新三代家庭”育儿模式下的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策略

回溯儿童友好城市的理念起源,借鉴家庭社会学对于当代抚育结构的经典研究见解,认识到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不能仅关注儿童个体,而必须以家庭为完整单元,映射到由全龄人群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深部。通过面向北京育儿家庭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提炼当前北京育儿家庭成员之间亲职分配的主流模式,认识到由代际协作育儿纽带联结的“新三代家庭”已经构成了当前北京最典型的家庭育儿模式。这一认知有助于定位超大城市儿童友好政策输出的侧重领域,避免儿童友好城市创建走向千城一面。通过深入挖掘这一典型模式下“双职工中青年”“银发育儿族”“多孩家庭子女”等人群需求,提出6点促进儿童与家人共享城市服务的策略。

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策略研究

受城乡迁移和自身资源的影响,低收入流动女性是女性中更需关注的弱势群体,其家庭需要经历更为严峻的压力挑战。那么,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究竟面临怎样的挑战?其家庭如何能够获得困境中的适应性发展?其间女性在家庭困境应对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文在对34例低收入流动女性质性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的核心策略。结果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及其家庭的压力主要表现为非正式/低保障的就业困境、家庭工作兼顾的生活困境、迷茫无奈的未来发展困境和双向支出的家庭资源分配困境。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表现为低水平资源流动的家庭功能维持机制、灵活重整的家庭结构协调机制、代际团结的家庭关系缓冲机制和积极传递的家庭信念免疫机制。流动女性通过敏锐识别困境以调节应对策略、角色灵活安排以重整家庭结构、双向照顾支出以促进代际团结、协调整合资源以提升凝聚力等个体与家庭的互动方式为家庭抗逆力提升作出贡献。在完成家庭抗逆力的使命中,流动女性发挥着其独立能动的主体意识,同时也造就了她们自身的脆弱性。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中学生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现状及改进建议

2023年,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相关意见》里指出,家长要为子女健康成长创造良好家庭环境;《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中也提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要做到引导家长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这几年“双减”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为家庭教育创造了相对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另一方面,也对家长如何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新时代家庭功能的复归和建设——从“全职儿女”现象谈起

“全职儿女”古已有之,今日再现源于社会的结构性“诉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发生了快速的核心化转变,其大部分功能转由政府机构和市场力量来承担。然而,当前的“全职儿女”现象凸显了家庭作为社会组织基本“细胞”的功能仍然不可或缺。当今世界正在迈向数算文明主导的时代,有需要也有条件让家庭真正“复归”为一种新时代的新型细胞。为此,我们要立足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待和构建新时代家教家风,在家庭之中夯实新时代的价值底蕴;呼唤“新”的中国式家庭友好型社会文化建设,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尊重家庭的自主决策权,努力营造“以人为本”、强调家庭关心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氛围。

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与中国家庭经济活动

当今世界,国外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将对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在测算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和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这种负向作用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消费水平群体的家庭耐用品消费均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中等消费水平群体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在外向型产业占比更大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和消费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更大。而拥有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是缓解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经济活动负面影响的重要调节方式。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家庭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时,会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持有,增加持有无风险资产。

中国特色家庭教育学学科建设初探

家庭教育在从私人场域步入公共场域的过程中,已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相互掣肘的基本样态。从“学”的角度对家庭教育展开研究,既是家庭教育从微观走向宏观的必然要求,又是家庭教育研究持续深化的必由之路。家庭教育学学科建设目前亟待解决概念界定、学科定位及性质、研究取向、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问题。我们亟须形成家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逻辑理路,即完善家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内在学理制度,优化家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外在学科建制,处理好学科建设中家庭教育学研究与家庭教育研究的关系、家庭教育学研究与家庭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家庭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家庭教育学的中西关系,树立家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超学科思维,增强家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使命感。

职住学空间测度及儿童通学决策的影响机理——以昆明市双职工家庭为例

当代城市家庭选择居住地时往往将临近学校作为重要参考,在缩小学住距离的同时加剧了职住分离。选取昆明市561个有学龄儿童的双职工家庭为研究对象,分析家庭空间分异对儿童通学决策的影响。首先,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构建考虑职住学三个锚点的家庭活动空间及测度理论模型。其次,根据测度结果将家庭活动空间划分为职住学就近型和职住学分离型两类。最后,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探究两种模式下父母工作时长以及父母儿童组合时间窗对儿童通学时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学住距离,父母的职住距离和工作时长对通学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就近入学政策对于促进儿童步行上学的作用有限;对于职住学分离型家庭,父母下班与儿童放学组合时间窗的宽裕程度对儿童出行影响显著,组合时间窗越宽裕,儿童小汽车出行的可能越大,因此弹性放学时间的效果也有待商榷;儿童在通学行为中的性别差异主要在职住学分离型家庭中体现。

“三孩”政策背景下婴幼儿家庭养育压力的影响因素探究

为了解“三孩”政策背景下0~6岁婴幼儿家庭养育压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基本信息问卷、简式养育压力量表(PSI-SF)对我国东、中、西部六省3982个婴幼儿家庭所面临的养育压力展开调查,并从个体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区域因素三个方面分析0~6岁婴幼儿家庭养育压力产生的原因。结果显示,在0~6岁婴幼儿家庭中,近五成家庭养育压力超出正常范围,且从养育压力的各个维度来看,育儿愁苦得分高于困难儿童得分高于亲子互动失调得分;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城乡地区对0~6岁婴幼儿家庭的养育压力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建议关注父亲的养育压力,政府社区家庭合作共育;明确家庭压力来源,缓解家庭养育压力;加大政府投入,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完善社会服务支持,提高家庭养育知识与技能。

中国性别失衡转变与家庭发展:基于人口普查与公开数据的发现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40余年,性别失衡后果和风险正在由个体扩散至家庭层面,对家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现有研究缺乏基于宏观数据对二者变化态势的基本认识。使用200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基于人口和家庭转型背景,从家庭结构-功能构建家庭发展指数,实证分析最近20年性别失衡转变和家庭发展的时空变化情况,探讨性别失衡转变和家庭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性别失衡正在进入出生性别比持续下降、后果开始显现的转变阶段,省际因人口、经济、社会等发展差异呈现不同阶段特征;中国家庭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当面临性别失衡转变时,存在结构功能发展不协调、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总体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建议继续加强引导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以减少各年龄段性别结构失衡累积,积极探索面向家庭的性别失衡后果治理,充分考虑家庭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所处阶段,兼顾家庭结构和功能协调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金融素养、家庭资产配置与财富积累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金融素养水平的高低会对居民家庭的金融决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考察了金融素养对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积累的影响。研究认为,金融素养的提升不仅有效促进了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还促进了家庭持有投资性房产的概率和程度,而且,金融素养也显著促进家庭的财富积累。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会通过推动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以及推动家庭进行养老规划,从而促进家庭财富积累。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基础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农村家庭、中低财富家庭相比,金融素养促进城镇家庭、高财富家庭的资产配置和财富积累的作用更大。本文研究为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促进家庭资产配置优化和财富积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觉醒家庭——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解读

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之基,对个人、家庭、社会影响深远。觉醒家庭是要家庭教育回归家庭,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突破责任主体对家庭教育的认知、理解及行动困境,觉醒家庭尊重家庭教育内环境、构建学习型家庭、坚持协同育人原则;打破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实践瓶颈,觉醒家庭实现责任边界与行动边界一致、家庭教育组织协同与育人机制一致;实现家庭教育提质增效,觉醒家庭改变教育认知、转变教育观念、改善教养方式,促进全社会形成教育合力,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优化我国的家庭教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