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人口结构、金融约束与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人口结构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探究金融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家庭中子女数量对风险市场参与深度起促进作用,老人数量抑制了金融资产的持有和风险市场参与深度。机制分析发现,子女数量通过刺激家庭获取收入,缓解了家庭面临的金融约束,从而促进风险市场参与深度,而老人数量增强了家庭的金融约束,从而减少家庭风险市场参与深度,且子女数量对金融约束的缓解作用大于老人数量的抑制作用。基于此,从促进新生人口增长、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以及加强金融教育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家庭人口结构的调节作用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县安徽金寨的651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家庭人口结构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从消费总量来看,宅基地退出对家庭总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从消费结构来看,宅基地退出对生产性消费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对生活性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人口结构在宅基地退出影响家庭消费中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其中,家庭少儿抚养比在宅基地退出对家庭总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的提升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家庭老年抚养比的增大加强了宅基地退出对生产性消费的降低作用。最后,提出积极完善宅基地退出与土地流转政策的联动促进、注重保障农户家庭基础消费和加强对宅基地退出农户的再就业支持等建议。

家庭人口指标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程度的影响——基于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研究

根据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口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程度的影响,发现城乡和地域的家庭资产配置具有异质性,用少儿、老年人口数替换少儿、老年抚养比,证明模型稳健。研究发现:年龄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呈倒U型关系。家庭规模越大,家庭资产配置程度越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会被老年人口比促进,而儿童人口占比则相反。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和风险偏好等变量均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程度产生显著影响,且相关的异质性、稳健性分析均支持以上结论。

土地零租金流转现象及其解释--基于家庭人口禀赋的视角

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但现实生活中却出现大量土地零租金流转现象的影响机制值得深入探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3690户土地流转数据,分析了家庭人口禀赋视角下的土地零租金流转的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人口数量对土地无偿流转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人情关系网络、经历过拆迁和住房出租的对土地的依赖性逐渐降低,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支出也促使农户无偿流转土地给转入方经营,主要归咎于土地产权安全的考虑。建议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农业保险和担保向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培育土地流转中介市场,构建土地流转定价机制;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愿有偿退出。

家庭人口结构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人口老龄化及生育率的下降对我国家庭消费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为基础,采用OLS回归及分位数回归法,探究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老年成员比负向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且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更为显著;少儿成员比正向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中等收入家庭影响更加显著,但对低收入家庭反而存在负向影响。在消费结构方面,少儿成员比的上升促进了家庭食品和文教娱乐消费水平,降低了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的消费水平;老年成员比的上升促进了家庭的医疗保健和食品消费水平,降低了家庭的衣着、日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消费水平。对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关注中国老龄化问题并制定合理的生育政策,根据家庭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引导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实现消费升级。

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合同签订与我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在当今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社会背景下,本研究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CGSS),结合家庭经济理论,采用二元logit模式,探讨了家庭收入和劳动合同签订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愿望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愿望仍然较低;家庭收入与二孩生育愿望相互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相对于未签订或仅签订无期限劳动合同的群体,签订期限较长的劳动合同群体的二孩生育愿望更强。分析指出,实施主动适应老龄化策略,应该从完善收入分配和保障女性职工劳动合同权益两个方面出发。

家庭人口结构、收入稳定性与居民消费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收入的变动对消费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章基于我国微观家庭数据库,实证检验人口结构和收入稳定性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和收入不稳定性的提高会抑制家庭消费率的增长,这一负向影响在城市家庭更为显著,且二者能够产生负向联动效果。从不同生命周期来看,家庭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对扩展期、稳定期和收缩期家庭边际消费率的不利影响较为显著,而收入不稳定性的提高对形成期、稳定期和收缩期家庭边际消费率的不利影响更大。因此,应该充分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通过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符合当前我国家庭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柳州市部分地区失独家庭人员健康体检数据分析

分析失独家庭身体健康状况,为促进失独家庭健康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分析2021年在柳州市人民医院进行体检的柳州市某三个区失独家庭人员健康体检数据,并随机选取2021年单位退休职工健康体检人群体检数据作为对比进行分析。结果 失独家庭人员在窦性心动过缓、肺结核、肺炎、血尿素及血尿酸偏高的检出率上较对照组偏高。在血压偏高、空腹血糖偏高、主动脉硬化、心电图ST段改变、乳腺结节/囊肿、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上低于对照组。比较疾病检出率发现,失独组和对照组在前4位疾病检出率均为为血脂异常、血尿酸偏高、心电图异常和血压偏高。结论 在对失独家庭进行健康管理及健康救助的政策制定时,需要注意血压、血脂、血糖、血尿酸情况、心血管疾病异常及脂肪肝等异常情况的管理。

青少年家庭人际关系的特点及其对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

考察青少年家庭人际关系的特点,并探讨家庭人际关系、总体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对6城市的2341名中学生进行集体施测。结果发现:(1)青少年的家庭人际关系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女生亲子依恋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亲子冲突上,初一年级显著低于其它年级;在亲子依恋、父母亲密、父母冲突上,各年级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2)青少年的家庭人际关系可分为四类:和谐型、高亲子冲突型、高父母冲突型、双高冲突型,分别占30.6%,24.9%,24.4%,20.1%,不同类型的青少年在社会适应各维度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3)总体家庭功能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积极适应之间以及父母亲密和消极适应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亲子依恋与积极适应、父母亲密与积极适应、亲子依恋与消极适应、父母冲突与消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组合家庭人工湿地系统处理北方农村生活污水

该文对组合家庭人工湿地系统处理北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试验研究(包括冬季)。湿地床上部铺设了0.5m的生物质保温层,使在冬季最低气温-15℃的低温下,系统温度仍维持在7℃以上,保证了系统的正常运行。结果表明,化学需氧量(CODcr)、生化需氧量(BOD5)、氨氮(NH3-N)、总磷(TP)、总固体悬浮物(TSS)和浊度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3.0%、96.0%、88.4%、87.7%、97.0%和89.6%,出水体积质量平均值分别为36.0、11.8、3.5、0.6、3.8mg/L和浊度9.1NTU,满足国家排放二级标准。组合家庭人工湿地系统是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家庭污水处理的新途径。

家庭人工湿地组合系统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试验研究

对家庭人工湿地组合系统处理农村生活污水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试验研究,发现系统出水中TP的平均浓度为0.66mg·L-1,去除率在79.5%～90.7%之间;NH3-N的平均浓度为2.88mg·L-1,去除率在84.5%～96.0%之间;COD的系统去除率为92.4%～97.9%,平均值为94.5%,出水浓度12.2～48.8mg·L-1;TSS和浊度的平均去除率分别达到97.1%和89.0%。农村地区经济落后,缺乏公共的地下排水管网,生活污水的肆意排放直接威胁着农民的生活环境和饮水安全。家庭人工湿地组合系统是一种投资少、建设运营成本低、工艺简单、不占用地上面积的新型生态处理系统,同时各污染指标较好的去除效果也证明了其是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家庭污水处理、解决农村污水肆意排放的新途径。

2010年我国家庭人均自报食盐消费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2010年我国家庭人均每日食盐消费情况。方法利用2010年中国慢性病监测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家庭人均每日食盐消费量及过量食盐消费比例,描述不同地区、城乡的分布,比较其差异。共有92 814户家庭纳入分析。结果 2010年我国家庭人均食盐摄入10.6 g/d,城市(9.1 g/d)低于农村(11.5 g/d),东、中、西部地区盐摄入量依次增加,西部农村地区盐摄入量最高(12.5 g/d),东部城市地区最低(8.6 g/d)。家庭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超过膳食指南盐摄入建议量(6 g/d)的比例为72.6%,农村(78.3%)高于城市(63.5%)。家庭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超过我国慢性病防治规划2015年减盐目标(9 g/d)的比例为38.1%,农村(44.0%)高于城市(28.8%),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和东部。结论 2010年我国家庭人均食盐摄入过高,在西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需要制定减盐干预策略,加强健康教育,防控高盐饮食危害。

非线性定价、家庭人口特征和收入再分配效应调整

本文以分时阶梯定价为例,在人口老龄化及生育政策逐渐放宽的背景下,通过建立结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引入家庭人口特征后,非线性定价对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通过构建引入家庭人口特征的二次近乎理想需求(QUAIDS)函数,基于相对等价补偿方法建立收入再分配效应调整的测度模型。估计了为保持相同效用增加家庭不同类型的人口需要增加的电费补偿率及其金额。研究结果表明,引入家庭人口特征后收入再分配效应得到了强化;家庭人口特征对消费者行为选择有显著影响;不同人口规模家庭的电费补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随着预算水平的提高,家庭人口特征对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减小。

脱贫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影响与返贫防控分析——以安徽省亳州市为例

后脱贫时代,如何防止返贫、实现可持续性脱贫,已成为我国减贫事业的长期使命。文章基于亳州市谯城区、利辛县2020年脱贫人口微观调查数据,从家庭抚养比的视角,运用多元回归与Logit模型研究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同时对亳州市谯城区、利辛县当地是否存在政策环境型返贫风险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数多、家庭男性比低、家庭抚养比高的家庭的人均收入越低;户主性别为男性、具有劳动力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的人均收入较高;亳州市谯城区、利辛县部分地区存在政策环境型返贫风险,一旦脱离政策扶持,极易造成返贫现象的发生。

农户家庭人口学特征对绿色农产品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对山东寿光和河北定州308个蔬菜种植农户的调研数据,基于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对农户家庭人口学特征对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投入到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农产品生产收入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显著性作用,而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农业劳动力、家庭总收入、是否有外出务工劳动力对绿色农产品生产没有明显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和异质性

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之间的关系由U型→U型→倒U型转变,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的关系由倒U型→倒U型→U型转变;本科以下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遭受健康冲击会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因此,应加快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医疗、住房、养老和教育保障力度,有效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释放家庭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促进现代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失独家庭人群社会支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失独家庭人群社会支持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随机整群抽取重庆市主城的3个区内符合入组条件的失独家庭人群841例和子女健在家庭人群674例,以一般情况调查表和社会支持(SSRS)、症状自评(SCL-90)、焦虑自评(SAS)、抑郁自评(SDS)及WHO生活质量测定简表(WHOQOL-BREF)中文版等量表为评定工具进行现场调查。结果2组人群SSRS测评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及各量表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失独家庭人群收入水平对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躯体疾病对总分及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得分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失独时长对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得分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总分及主观支持得分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对社会支持得分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P<0.05);失独时长和失去子女的年龄对生活质量的社会关系和环境领域、抑郁因子得分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失独家庭人群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子女健在家庭人群,与抑郁症状和社会关系、环境领域感受水平降低相关,受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及失独时长、躯体疾病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影响显著。

改善家庭人际关系 发挥家庭教育潜力

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有些中小学生，其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关系很不融洽。家庭人际关系不良，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学习效率、个性特征与品德行为都有负面影响。为了发挥家庭教育潜力，必须改善亲子关系，改变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改进父母教育孩子的方法，坚决抛弃体罚，加强独立性培养。只要家长改变态度，改进方法，密切亲子关系。

家庭人口禀赋对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西部县域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N县儿童生存与发展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家庭人口禀赋对中国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于男性群体,家庭人口禀赋对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强,子女年龄和配偶家务支持有正向影响,向父辈的家务支持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口禀赋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流动经历群体间存在差异,女性的近期流动和县外流动均会增加其劳动参与的概率,而配偶的流动距离则会负向降低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据此,释放性别红利、促进农村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拓宽个体就业选择,从增强家庭人口禀赋着手,充分发挥配偶与社会力量,创新养老与抚幼方式,宣传正确的性别角色观念,营造公平竞争的劳动环境。

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与家庭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微观家庭的平衡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我国人口未来变动趋势,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属性、受教育水平三个维度着手,就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具有负面效应,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本文建议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推动建设高水平国内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