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代人口问题的几点再认识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一,明代的家庭人口数量规模,主要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明代鼓励增殖人口政策的实施情况、移民政策的作用、地区间自然条件的差异、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的影响等方面去分析。其二,明成祖永乐年间的人口数字,或激增,或骤减,令学界十分关注。一是有的数字为研究明代人口总额提供了必要参考,二是有的数字表明明代家庭人口趋向于小型化。有的学者对永乐年间人口骤减原因的分析,结论并不恰当。通过与洪武、建文朝人口的对比,可以认为永乐元年的户口数不准确。

个人认知社会资本与青少年健康水平及幸福感关系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青少年健康水平和福祉发展是卫生与健康经济学所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年来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但具体到社会资本对于青少年福祉的实证研究则仍待加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4年的两期数据,实证研究了青少年个人认知社会资本对于自身健康水平和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从认知角度选取了青少年个人认知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分别运用Probit模型和Oprobit模型衡量了相关关系;然后进一步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评估了个人认知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青少年个人认知社会资本对于心理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于自身健康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此外,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显示个人认知社会资本对于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在性别、城乡和家庭人口规模上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于男性青少年影响高于女性青少年,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同时还发现,虽然认知社会资本对于健康水平影响不显著,但是家庭结构对于青少年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非独生子女的健康水平高于独生子女健康水平。最后,认知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使得在制定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时应考虑提高其个人的认知社会资本水平。

多代同堂是否更幸福?家庭结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围绕"多代同堂是否增进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这一问题展开分析。研究发现:(1)家庭同住人口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即家庭同住人口数量越多,老年人越倾向于不幸福;(2)同住孙子女数量和同住重孙子女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同住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3)与子女配偶同住会显著降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4)与城市相比,家庭同住人口数量对乡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因此,适当引导并加以控制家庭同住人口数量对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英文)

综述了有关中国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已有文献的5点不足。一是部分文献的模型选择与样本数据类型不符;二是缺乏从家庭内部角度进行的分析;三是研究的因素不全面或不准确;四是没有对问题的成因作出分析;五是没有把土地流入和流出分开研究。根据在中国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09份有效调查问卷,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法,选取了农村单个家庭人口数、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及种地收入占农村家庭年纯收入的比重3个变量,实证研究了山东省日照市农村的土地流转情况,并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影响因素的函数模型。结果表明,对单个农户家庭而言,种地收入占年纯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口数、家庭年纯收入是3个影响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最显著的因素,且三者都与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

综述了有关中国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已有文献的5点不足。一是部分文献的模型选择与样本数据类型不符;二是缺乏从家庭内部角度进行的分析;三是研究的因素不全面或不准确;四是没有对问题的成因作出分析;五是没有把土地流入和流出分开研究。根据在中国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09份有效调查问卷,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法,选取了农村单个家庭人口数、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及种地收入占农村家庭年纯收入的比重3个变量,实证研究了山东省日照市农村的土地流转情况,并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影响因素的函数模型。结果表明,对单个农户家庭而言,种地收入占年纯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口数、家庭年纯收入是3个影响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规模最显著的因素,且三者都与土地流转需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农村产权改革考验政治智慧

农村产权改革,理论上美妙无比,操作起来却左右为难。但这件事必须做,而如何做却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农村股份社的分红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公共领域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农村集体与政府之间都把私人经济领域的"谁投入谁收益"这一普世准则放到一边,各自拿出其他准则相互拮抗。农民方面秉持传统宗法准则,以男人为本,男人娶回来外村女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视同本共同体的人,可以享受分红。政府方面则坚持一种有瑕疵的合法性准则:一是以"户籍人"为本,不论男女以及他们的配偶、

农村产权改革中的政治角力

政府不去干预证券市场上市企业的分红资格的确定,为什么偏偏要过问农村股份社的分红问题,还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新近到农村调研,所见所闻,有喜有忧;而观察农村产权改革,则忧甚于喜。先讲一个故事。南方某市某村因工商业发达,土地及其附属设施的租金很高,村里的所谓集体经济收入就很高,每个村民的分红收入也相应很高。分红按村民人头计算。

小套型住宅的室内设计探究

一、小套型住宅成为我国城市住宅发展的主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城市人口更加密集,家庭结构由传统的几代人一起居住的大家庭纷纷解体,逐渐发展成二人家庭、三口之家。家庭人口数量减少,家庭规模日益向中小型化发展。大量事业刚刚起步的青年涌入城市,致使城市住宅需求量急剧增加,但是,由于这一部分人虽然有着较高的学历和文学素养,经济实力还是非常薄弱的,购买力较低,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高额的房价,对大房子只能“望房兴叹”而。

新闻月评

＂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结果发布 2015年5月14日人民网讯5月13日,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结果,这是我国首次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家庭追踪调查。本次调查共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321个县（市、区）、1624个村（居委会）的32494个家庭。2~3人小型家庭成主流中国是世界上家庭数量最多的国家。调查显示,我国家庭平均规模为3.35人。家庭人口数量以2人或3人为主,2~3人的小型家庭（户）已经成为主流家庭,4~6人的家庭（户）所占比例已经低于小型家庭。

政务动态

我市调整市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目前,我市市区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已从750元提高到850元。为进一步保障城乡居民生活,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杭政[2006)]13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土地是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源,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资源丰富。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土地种植的主要模式是承包经营管理。本文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1农村土地承包的积极意义,我国正式提出土地承包制度之前,是吃大锅饭的时代,即使多劳多得,也分得很少的粮食,只够维持家庭温饱。自从土地承包制度实行以来,根据家庭人口数量承包土地,种植所得经济效益全部归个人所有,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并且极大地提升了粮食产量,这种模式深受广大农民喜爱,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还可促进其他行业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先进的种植、灌溉和收割等农用机械设备投入实际农业生产,不但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粮食产量也较之前翻了几番,而且大大解放了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加入其他行业,还可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土地承包制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还可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农业经济发展唯一的途径就是土地承包制度,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加快新农村建设。

有关个人所得税的配套改革问题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财富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从而使个人所得税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1980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

日照市颁布《日照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日照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经市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月3日以政府令的形式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办法》规定了享受廉租住房保障优惠的家庭条件、申请程序、保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