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公共服务:内涵、问题与对策

家庭公共服务是由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以满足广大家庭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为目的,通过使用公权力和公共资源,向所有家庭直接或间接供给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当前家庭功能发挥日益受到影响的背景下,家庭公共服务的价值尤为凸显。我国家庭公共服务现存的主要问题包括:产品供需不均衡、总体框架未建立、相关非政府组织发育不健全和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完善家庭公共服务,应该准确定位家庭公共服务方向、整合家庭公共服务资源、推动家庭公共服务社会化、培育家庭公共服务专业人才。

家庭公共服务的西方经验及其启示

追溯西方国家家庭公共服务的历史得知,家庭公共服务起源于宗教互助,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逐步地制度化,经历了1970-1980年代的民营化冲击,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国家家庭公共服务的服务策略出现了民营化和企业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向。西方国家家庭公共服务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自由主义类型、保守组合主义类型、民主社会主义类型。现阶段,我国家庭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离婚率持续上升,单亲家庭、同居及未婚生育激增。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我国家庭类型和家庭规模的变化趋势并不具有特殊性;但是,流动人口家庭、留守家庭和空巢家庭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又确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因此,对于西方国家家庭公共服务的演进路径和类型,我们必须结合我们的国情,辩证地分析,既要注重启示,又不能盲从。

家庭公共服务的路径演进与类型选择:西方的经验与启示

追溯西方国家家庭公共服务的历史得知,家庭公共服务起源于宗教互助,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逐步地制度化,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民营化冲击,进入到21世纪之后,西方国家家庭公共服务的服务策略出现了民营化和企业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向。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家庭公共服务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自由主义类型、保守组合主义类型、民主社会主义类型。对于西方国家家庭公共服务的演进路径和类型,我们必须结合我们的国情,辩证地来看待,既要注重启示,又不能盲从。

“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家庭公共服务模式探析

二战以来,西方福利国家大体上经历了"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两种家庭公共服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中,两种家庭公共服务模式都表现出了自身的优点和缺陷,并对西方国家家庭公共服务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在进行家庭公共服务模式选择和制度设计时,一定要注重吸取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完善我国的家庭公共服务制度设计和模式选择。

家庭代际结构变化对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其现状和变动对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近20年来,上海的家庭代际结构发生了诸多变化。其表现在户均人口数持续缩小、空巢老人家庭数量增多、家庭代际关系发生变化、家庭模式呈现多样化等方面,这些都对上海的社会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挑战。上海应在"政府支持引导、社区积极参与、供给主体多元、引入市场竞争"的总体思路下构建上海社会公共服务新体系;要优化社区养老模式,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培育公益性的社区公共服务组织,推进养老服务专业化队伍建设,发展幼托照护及教育事业。

家庭式托育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家庭式托育是家庭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机构式托育资源日益紧张的前提下,家庭式托育的重要性与需求与日俱增。一些发达国家家庭式托育的成功做法和成熟的管理制度,启示我们如果要解决0~3岁婴幼儿托育难题,就要转变单纯发展机构式托育的思路,大力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家庭式托育,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使之规范化;加强技能培训,使之职业化。从而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的家庭公共服务体系。

新时代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的实践与政策

随着社会变迁,原本传统家庭所具备的功能与职责也开始逐渐弱化,以致引发一些危机和问题。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经济社会政策与家庭发展水平协调一致,最终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本文在正确认识新时代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回顾西方国家家庭友好型社会建构的历史进程,并结合我国的基础国情,指出我国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面临的制度和政策缺失问题,最终尝试提出相应对策。

论家庭福利保障制度构建——基于国家与地方双重视角

本文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下家庭所面临的挑战与需求,提出我国应该在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构建家庭保障制度的途径:国家层面应构建家庭法律法规体系、改革家庭税收制度、扩展义务教育范围、完善公民假期制度;地方层面应加强对家庭的津贴补助、设立家庭服务机构、引入社区老人儿童服务的新形式、推进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

从西方社会机构托育的历史趋势看我国托育机构的未来发展

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结合国内外机构托育发展的历史和趋势,坚持大力发展机构托育,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在获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在企业内自办或者合办托育机构;优化机构托育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科学理性地兴办托育机构,防止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结合各地具体实际,走多元化的机构托育发展道路;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托育机构和类托育机构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