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制约对其成员通勤距离的影响效应探究——以武汉市为例

家庭对个体的制约是国内外行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缺乏大规模数据及效应测算。论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家庭对通勤距离的制约指数(下称制约指数),用以定量衡量家庭制约对成员个体通勤距离的影响,并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2019年6月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通过社会网络模型进行家庭样本识别并检验,计算家庭对不同年龄、性别、单多职工成员的制约指数,定量分析家庭制约对个体通勤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家庭对男、女性成员通勤距离都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女性的制约指数均为“正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女性的通勤距离小于无家庭制约的女性,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男性的通勤距离大于无家庭制约的男性,总体上女性较男性受到家庭的制约作用更强,多职工家庭男性所受到的制约作用最弱;其次,从制约指数与年龄段的关系来看,单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随年龄逐渐提升,并与多职工家庭女性逐渐持平,单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值,多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也是随年龄逐渐提升,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则稳定在0.03左右。研究基于大数据所提出的方法为以家庭成员为对象的通勤行为研究拓展了思路,同时为开展各类家庭制约理论研究以及家庭影响个体行为的精细化建模提供参考。

通勤制约度对儿童陪伴出行决策过程的影响

为了考察家庭通勤活动对儿童接送行为决策过程的内在影响机理,本文基于活动理论与时间地理学方法,应用昆明市居民出行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以家庭为分析单元,构建基于活动的二维时空出行链,剖析家庭中儿童陪伴出行的时空间特征及其典型接送模式;提出通勤制约度概念,量化家长通勤活动的时空间制约程度和相互影响程度,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当男女家长双方通勤制约度均衡时,相互制约影响强烈,家庭内部会优先选择制约度最小的接送模式,然后再根据家长与儿童出行路线的匹配程度来确定接送人员,接送工具决策处于整个决策过程的最末位.当男女家长双方通勤制约度不均衡时,家庭内部则优先选择通勤制约度低的家长接送儿童,再确定接送工具和接送模式,接送行为上升为家庭活动模式的优先考虑因素.

注定的牺牲品——简评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

从美国内战后社会变革的影响,家庭成员尤其是父亲高压制控的结果,以及主人公本身性格特点等多个角度分析艾米丽的悲剧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