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急诊高热惊厥患儿就医行为与家庭动力学的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究儿科急诊高热惊厥患儿就医行为与家庭动力学的相关性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医院急诊科2020年6月-2022年5月收治的150例高热惊厥患儿家属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问卷调查患儿及家属的相关信息,采用患儿父母就医行为量表、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面向患儿家属开展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患儿家属的就医行为问卷总分为(30.49±12.52)分,就医行为差的患儿共31例(20.67%);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总分为(108.40±18.08)分;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儿科急诊高热惊厥患儿就医行为问卷总分、维度评分与家庭动力自问卷总分、维度评分呈负相关(r=-0.332~-0.168,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科急诊高热惊厥患儿就医行为独立影响因素包括患儿是否独生子女、患儿近期发热有无症状、患儿居住地、患儿家属与患儿关系、患儿家属学历、周围有无相关病例、家属是否接受相关宣教、患儿家属是否具有急救素养、患儿家属家庭动力水平(P<0.05)。结论不同特征的儿科急诊高热惊厥患儿就医行为表现存在差异,患儿就医行为与家庭动力学有相关性,且就医行为影响因素复杂,临床应加强护理干预。

家庭动力学、决策困境在首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就医延迟影响因素中的调查研究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首发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的就医延迟因素,特别关注家庭动力学和决策困境对就医延迟的影响程度。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22年2-8月在河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就诊的首发AMI患者232例为研究对象,分为就医延迟组和及时就医组。采用问卷调查患者人口学特征、系统家庭动力学情况及决策困境程度等,并进行分析。结果232例首发AMI患者中126例出现就医延迟,占比为54.31%。首发AMI患者的就医延迟在其文化程度、居住地、月收入、饮酒史、糖尿病史、主要临床症状等变量的分布上存在差异(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居住地、月收入、饮酒史、糖尿病史、主要临床症状、家庭动力学、决策困境为首发AMI患者就医延迟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首发AMI患者就医延迟组家庭动力学得分为(94.75±6.35)分,显著高于及时就医组的(91.16±8.27)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就医延迟组决策困境得分为(55.19±5.39)分,显著高于及时就医组的(51.03±6.88)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家庭动力学与决策困境对首发AMI患者就医延迟均存在正性影响(OR分别为1.054和1.134)。结论首发AMI患者就医延迟处于较高水平,文化程度低、居住农村、月收入低、有饮酒史、有糖尿病史、出现非胸痛以外的症状、家庭动力学差、存在决策困境的首发AMI患者就医延迟更为突出。加强健康宣教,提高患者家庭动力,降低决策困境,在改善首发AMI患者就医延迟中具有重要价值。

脊髓损伤康复病人家庭动力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目的:了解脊髓损伤康复病人家庭动力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20年12月—2021年9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411例脊髓损伤康复病人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命意义感量表(MLQ)、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SSFD)对其进行调查。结果:脊髓损伤康复病人MLQ总均分为(4.63±0.98)分,拥有意义感维度均分为(4.71±1.25)分,追求意义感维度均分为(4.55±0.93)分;SSFD总均分为(3.09±0.42)分,家庭气氛维度均分为(3.12±0.44)分,个性化维度均分为(3.24±0.61)分,系统逻辑维度均分为(2.79±0.52)分,疾病观念维度均分为(3.12±0.73)分。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SSFD得分、受伤时间、年龄、损伤部位、体质指数(BMI)、文化程度为脊髓损伤康复病人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结论:脊髓损伤康复病人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水平,家庭动力是脊髓损伤康复病人生命意义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动力越好的脊髓损伤康复病人生命意义感越强。

大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基于家庭动力绘画测验的调查研究

目的:对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和人格影响最大的往往是他生活家庭,本研究主要是在家庭动力绘画测验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家庭亲密度的调查研究。方法:结合家庭亲密度的问卷来考察家庭动力绘画测验在家庭亲密度评估中的有效性。结果:1) 疫情环境下大学生家庭亲密度整体情况较好;2) 大学生家庭亲密度与家庭动力绘画测验结果的相关性显著;3) 人物所处空间、人物之间互动、人物活动性质、面部表情、我与家人朝向、我与家人距离与家庭亲密度的相关性显著。结论:家庭动力绘画测验在家庭亲密度的研究调查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癔症患病行为与家庭动力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了解癔症患者患病行为与家庭动力及其他因素的关系。方法对58例癔症患者应用患病行为问卷和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表进行调查,并与38例正常人群的家庭动力学指标对照,并对相关因素进行相关回归分析。结果癔症组家庭动力学较对照组倾向于敌对、沉闷,而系统逻辑倾向于“既…又…”;家庭气氛与情绪状态呈正相关,疾病观念与情绪状态呈负相关,疑病指数与年龄呈正相关,一般疑病、情绪状态与病程呈正相关,受教育年限与心理取向呈负相关、与情感压抑呈正相关,易激惹性与家庭人数呈负相关。回归分析显示,因子Ⅳ疾病观念影响情绪状态,其余影响因素与相关对应。结论癔症的患病行为与家庭动力因素相关并不明显,属于一种习得性行为,自身的一些因素对其有影响。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家庭动力学水平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家庭动力学水平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2年5月我院收治的MHD患者93例,采用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量表(SSFD)评估患者家庭动力学水平,调查患者一般资料,比较不同资料MHD患者家庭动力学水平差异,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MHD患者家庭动力学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93例MHD患者SSFD总分为(95.34±8.96)分,处于中等水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非在职、人均月收入<3000元、心理状态差、创伤后成长水平低下是MHD患者家庭动力学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MHD患者家庭动力学处于中等水平,可能受文化程度、职业状态、经济状况、心理状态、创伤后成长水平因素影响,可据此进行针对性护理,改善患者家庭动力学水平。

家庭动力与大学新生适应的关系

目的:探索家庭动力对大学新生适应的影响。方法:整群抽取上海市某高校2005级全体本专科生,在第一学期共有5208人参加了心理健康测查表(Psychologicalhealth inventory,PHI)普查,共筛查出456名PHI测试异常者。根据自愿原则,PHI异常组113名学生,正常组250名学生参加了第二学期的随访对照研究,用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和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进行了测查。结果:(1)PHI异常组113人中有32人为适应不良,适应不良检出率为28.3%,PHI正常组250人中有19人为适应不良,适应不良检出率7.6%。新生适应能力女生好于男生[(218.1±27.8)vs.(204.4±30.3),P<0.001];上海生源适应得分高于非上海生源[(220.8±29.3)vs.(209.8±28.7),P<0.001]。(2)人际关系适应与系统逻辑、个性化维度呈负相关(r=-0.40,-0.36;P<0.01或0.05),择业适应与家庭气氛负相关(r=-0.42,P<0.01),情绪适应与疾病观念正相关(r=0.32,P<0.05),个性化与总适应负相关(r=-0.33,P<0.05)。多元逐步回归显示:疾病观念、PHI中的抑郁是影响新生适应能力的主要因素(β=0.12、-0.11)。(3)入学半年后具有不同转归的大学生,在家庭动力的3个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变坏组在家庭气氛、个性化和系统逻辑方面得分均高于变好组[(29.2±9.4)vs.(23.0±7.3),(18.9±6.1)vs.(16.7±4.8),(18.1±5.8vs.(15.5±3.7);P<0.01或0.05]。结论:大学新生适应能力受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生源地的影响;升入大学后,原家庭动力仍影响大学生的适应。

焦虑障碍少年的家庭动力学特征

目的：探讨少年焦虑障碍的家庭动力学特征。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焦虑障碍患者110例（年龄≤18岁），同时，以地区、性别、年龄相匹配选取正常学生149例。用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量表（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second edition，FACES—CV）、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量表（Self rating Scale of Systemic Family Dynamics，SSFD）及一般人口学调查表进行调查。结果：病例组FACES—CV的家庭亲密度得分低于对照组，而SSFD的家庭气氛、系统逻辑和疾病观念得分高于对照组（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好的家庭经济状况（OR=0．74，95％CI：0．59～0．96）、高家庭亲密度（OR=0．96，95％CI：0．94—0．99）是少年焦虑障碍的保护性因素，而高疾病观念（OR=1．18；95％CI：1．01—1．21）是危险性因素。结论：焦虑障碍少年具有不同于非焦虑障碍少年的家庭动力特征，家庭情感的联结程度及成员针对自我责任的不同的家庭观念与少年焦虑障碍相关。

家庭动力学理论、评定与应用

本文综述了国内近年来家庭动力学的应用性研究情况,以及相关量表及其理论背景。详述了国内研制的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的编制及应用性研究情况。分析了目前国内家庭动力学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家庭动力学领域的研究方向。

广东省大中学生心理健康与家庭动力关系的典型相关分析

目的探究家庭动力与广东省大中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性。方法以广东省5997名大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Pearson相关、典型相关来分析系统家庭动力量表中4个维度与SCL-90量表中的10个症状因子的相关性。结果 Pearson相关分析中,家庭气氛、个性化、系统逻辑与SCL-90量表的10个症状因子均成负相关;典型相关分析中得到4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典型变量,典型相关系数分别是0.33、0.11、0.08、0.07。典型变量V对Y变量集合、W对X变量集合平均解释能力均较弱。家庭气氛、系统逻辑和疾病观念是大中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家庭动力与广东省大中学生心理健康具有相关性,可藉此提出有效的家庭干预策略,改善不良家庭环境,从而提高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的初步编制及信效度分析

目的 :根据系统家庭治疗的家庭动力学理论 ,编制一个适合中国家庭的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方法 :按入组标准抽取昆明市五所医院精神疾病患者 15 0人 ,随机整群抽取高中生 6 3人 ,医学大专及本科学生 87人 ,用编制的系统家庭动力学问卷对入组被试作测验 ,并作信、效度检验。结果 :定型问卷为 4个维度 ,30个条目 :全问卷同质信度Cronbach’sα系数为 0 6 42 0 ,4个维度系数 0 6 14 2～ 0 8712 ;重测信度 0 6 178～ 0 9110 ,总分相关 0 7112 ;因子分析证实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 ,并具有一定的判别效度。结论 :初编的系统家庭动力学问卷的信、效度已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可用于家庭动力学的评估。

精神分裂症儿童的父母养育方式与家庭动力学特征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儿童父母养育方式与家庭动力学特征的关系,为探索如何通过改善养育方式促进家庭动力学特征良性互动提供依据。方法:选取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相应的诊断标准的精神分裂症儿童84例,选取性别、年龄匹配的正常儿童84例。对两组儿童采用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SSFD)评定家庭动力学特征的4个维度,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评定父母养育方式11个因子。结果:精神分裂症组的SSFD家庭气氛[(26.1±7.3)vs.(22.5±6.9),P<0.01)]、系统逻辑维度[(16.9±4.6)vs.(15.1±3.5),P<0.05]得分高于正常对照组,EMBU的母亲情感温暖因子得分低于正常对照组[(53.3±10.6)vs.(56.6±9.6),P<0.05],父亲偏爱被试因子得分高于正常组[(12.1±2.8)vs.(10.9±3.3),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EMBU中父母情感温暖和理解因子与SSFD中家庭气氛(β=-0.23、-0.28)、个性化(β=-0.26、-0.20)、疾病观念(β=-0.09、-0.09)得分均呈负相关(均P<0.05),EMBU中父亲过分干涉得分与SSFD中个性化得分呈正相关(β=0.46,P<0.01),母亲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得分与SSFD中个性化、系统逻辑得分星正相关(β=0.28、0.18.均P<0.05);EMBU中母亲拒绝、否认因子与SSFD中家庭气氛维度呈正相关(β=0.52,P<0.01)。结论:精神分裂症儿童的家庭动力学特征和父母养育方式与正常儿童存在差异,父母低情感温暖和理解或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的养育方式可能与家庭动力学不良的互动模式相关。

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分析

目的 :编制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方法 :用初编 30个条目的问卷施测 ,选取昆明市几家医院精神疾病患者 2 4 8例 (精神分裂症 10 0例、抑郁症 5 2例、神经症 96例 )及正常对照 97例为测评对象。结果 :通过因子分析筛选出 2 9个条目组成正式的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问卷有 4个维度 ,因子分析证实了问卷的结构效度 ,整个问卷的同质信度Cronbach’sα系数为 0 .810 7,4个维度α系数为 0 .6 710～ 0 .886 5 ;4个维度的重测信度 0 .74 14～ 0 .92 72 ,总分重测相关为 0 .885 0 ,表明问卷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和稳定性。不同的疾病组与正常对照组的家庭动力学比较表明该问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结论 :问卷编制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

少年焦虑障碍患者的家庭动力分析

目的:从系统的角度探索少年焦虑障碍的家庭结构、互动、气氛及观念等动力性特征,促进对少年焦虑障碍的发病和症状维持的家庭动力学特征的理解。方法:采用目的性取样,选取就诊中的少年焦虑障碍患者共17名,应用自编半结构访谈提纲引导,对入选样本进行深度访谈,应用扎根理论原理对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结果:获得84个初级主题、25个次级主题以及3个与家庭动力相关的综合性主题;少年患者作为家庭动力系统的承担者,参与并维持家庭系统功能。结论:(1)家庭价值系统与患者自我价值系统的冲突可能是少年焦虑障碍发病及症状维持的重要因素;(2)把少年心理问题置于家庭系统中,有助于获得更加全面的理解。

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量表修订版在广东学生测试中的信效度分析

目的检验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修订版在广东中、大学生测试中的信度与效度。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广东省6115名中学生和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Hoteling T2检验等方法分析其测量学特性。结果修订版自评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与分半相关系数分别为0.79,0.84,4个领域的Cronbachα系数为0.58-0.83,分半信度为0.56-0.85;家庭气氛、个性化、疾病观念与总分相关在0.46以上,系统逻辑与总分相关系数为0.37;因子分析显示的主成分结构与修订版自评问卷理论构建基本一致;以幸福感得分作为效标,四个领域得分与量表总分均与幸福感呈正相关。结论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修订版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家庭动力对稳定期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生活质量及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究家庭动力对稳定期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病人生活质量及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采用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COPD生活质量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395例老年COPD病人进行调查,依据家庭动力得分将病人分为高家庭动力组和低家庭动力组。[结果]老年COPD稳定期高家庭动力组病人规范化治疗率(67.2%)、生活质量得分(24.51分±16.41分)和幸福感得分(77.53分±7.24分)明显优于低家庭动力组病人(45.1%,36.56分±17.07分,75.89分±5.17分,P<0.05或P<0.001)。家庭动力得分与生活质量得分、幸福感得分相关(r值分别为0.182、-0.09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家庭动力评分、规范化治疗、家庭年收入、年龄和FEV1/FVC是影响生活质量的独立因素;家庭动力评分、规范化治疗和已婚是影响幸福感的独立因素。[结论]家庭动力是影响COPD病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因素,提高老年COPD稳定期病人家庭动力可提高病人规范化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家庭动力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出院后生活质量及心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讨家庭动力对慢性心力衰竭(CHF)出院患者生活质量及心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5月-2017年12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就诊的539例CHF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家庭动力学评分将患者分为高家庭动力学组及低家庭动力学组。2组患者分别于出院时至出院6个月内每月采用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问卷(MLHFQ)测量其生活质量,并对2组不同心功能患者出院及出院后每月血清N末端脑钠肽(NT-proBNP)水平及2组患者治疗规范率、再入院率进行比较。结果不同心功能分级的低家庭动力组和高家庭动力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出院6个月后各心功能分级的低家庭动力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均高于高家庭动力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心功能Ⅱ级患者第4、5、6个月高家庭动力组血清NT-proBNP水平低于低家庭动力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心功能分别为Ⅲ、Ⅳ级患者出院第3、4、5、6个月高家庭动力组血清NT-proBNP水平均低于低家庭动力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高家庭动力组患者规范化治疗率明显高于低家庭动力组患者且再入院率明显低于低家庭动力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高家庭动力学可改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生活质量、心功能,提高患者治疗规范率,减少再入院率。

变迁与调适:失独父母家庭稳定性的维护逻辑——基于家庭动力学视角的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转型的日益深入,家庭稳定性的下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对于失独父母家庭而言,其家庭稳定性的大幅度下降,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本课题首先从家庭结构失衡和家庭功能紊乱两个侧面总结了失独父母家庭稳定性的现状,然后从家庭动力学的视角出发,思考家庭内部各种力量的发生、演变、碰撞与家庭稳定性下降的关系,提出家庭凝聚力和个体离心力的概念,分析这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模拟这两种力量变迁对失独父母家庭稳定性影响的理论模型,最后根据模型的运行逻辑,从减缓两种力量的变迁速率,延长家庭凝聚力超越个体离心力时间,缩小两种力量的差距等角度出发,提出让失独父母家庭从失衡走向平衡的对策建议。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人延迟就医与家庭动力学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研究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人延迟就医与家庭动力学的相关性,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人制定个体化护理方案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2015年2月—2017年12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564例明确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的首发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就医时限,时间≥3 h为延迟就医组,时间<3 h为及时就医组。[结果]延迟就医组病人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及医疗保险、在职状态比例明显低于及时就医组病人(P<0.05);延迟就医组病人离异或丧偶比例和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评估量表得分(NIHSS)水平明显高于及时就医组病人(P<0.05)。延迟就医组病人家庭动力学评分、家庭气氛、个性化、疾病观念和系统逻辑得分均明显高于及时就医组病人(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AIS病人家庭动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和延迟就医时间呈负相关(P<0.05)。以延迟就医为应变量,基线资料为自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婚姻状况(离婚/丧偶与已婚)、家庭年收入(<10元万与≥10元万)、职业状态(退休/无业与在职)和家庭动力学评分(每标准差变化)是延迟就医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AIS病人家庭动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和延迟就医时间呈负相关关系,且家庭动力学评分是延迟就医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