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扩散的多维演进机理分析

新发展阶段下,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各类慢性疾病高发等诸多挑战,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难以满足群众对长期、连续健康照护的需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推行,为满足公众医养需求、促进医药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通过运用关键词时序分析法和词频分析法对该政策进行的量化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其在时间、空间、方向和内容四大维度分别呈现出了不同的演进特征:1) 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多点带面的“反R型”曲线扩散态势;2) 在空间维度上邻近效应与层级效应并存;3) 在方向维度上平行扩散和垂直吸纳并进;4) 在内容维度上表现为五维主题下的知识生产。对该政策扩散的演进机理分析能够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阶段性总结。

基于政策扩散理论的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推广路径与动因分析

基于政策扩散理论,利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份首次出台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扩散的时间、空间特征,扩散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省级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扩散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近邻效应、自上而下的层级效应和由东向西的演进特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扩散受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经济因素、治理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横向纵向压力是该政策扩散的主要动因。为加快政策扩散,应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增强政府的信息化水平;辩证看待上级压力对于政策扩散的驱动效应,合理使用强制机制,优化同级政府间学习和竞争机制。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文本分析

目的: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内容,为政策调整与优化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政策工具视角,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利益相关者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16—2023年国家发布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文本进行梳理、编码。结果:共纳入29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文件,形成205个政策条目编码;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别占40.98%、10.73%、48.29%。结论:在今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设计中,应适当降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优化政策工具内部组合,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协作联动。

基于三维分析框架的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量化研究

背景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全面推进不足7年,仍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问题,保障机制不健全是阻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发展的关键问题,亟须科学且合理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来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目的对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探究现有政策的侧重点及不足,为后续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发展和优化提供依据与参考。方法于2023-01-10,检索中国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官方网站,获取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的政策文件15份,检索时限为2015—2022年。构建政策工具-利益相关者-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对政策文件进行分类、编码及分析。结果政策工具维度中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工具分别占30.5%(69/226)、19.0%(43/226)、50.5%(114/226),利益相关者维度中家庭医生、签约者、未签约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院(二级及以上)、政府分别占29.2%(123/422)、14.7%(62/422)、9.2%(39/422)、21.3%(90/422)、13.3%(56/422)、12.3%(52/422),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平均力度值为2.2分。政策工具-利益相关者交叉维度中,利益相关者在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中的分布情况欠佳,子工具存在缺位现象;政策工具-政策力度交叉维度中,环境型工具随着政策力度的加大受到更多使用;利益相关者-政策力度交叉维度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力度匹配分数具有较大差异,家庭医生主体分数最高(311分),未签约者主体分数最低(90分)。结论政策工具角度,应合理配置政策工具,不断调整使用比重,优化内部结构,并提升利益相关者间政策工具分布的合理性;利益相关者角度,应统筹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明确各自定位,着重关注未签约者需求;政策力度角度,应强化政策监督管理能力,持续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执行力度。

我国中央层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量化评价:基于PMC指数模型

背景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助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建立合理有序就医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学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评价,较少有学者利用工具聚焦代表性政策对各篇进行定量评价。目的定量评价我国中央层面的6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分析政策优劣,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和措施,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方法于2022-04-30,以“家庭医生”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并在国务院网站进行相关内容检索,检索时限为2015-01-01至今。采用ROSTCM 6.0软件进行文本挖掘,然后以其结果为依据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央层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并基于政策一致性评价(PMC)指数模型对其进行量化评价。结果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检索获得相关政策32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领域排名前5位的高频关键词为“签约服务”(274次)、“健康”(272次)、“医疗”(264次)、“家庭医生”(225次)、“签约”(180次),以其为依据共选择中央层面有代表性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6篇,分别标记为P1~P6。政策量化评价结果显示:依据PMC指数得分和政策等级,政策排名为P1>P3>P2>P6>P4>P5;3篇政策为优秀等级,3篇政策为可接受等级;在政策内容、政策性质、政策评价、政策领域、作用方式等方面,各维度的得分比较高。结论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内容的覆盖面较为广泛,政策比较成熟。建议注重政策时效长期、中期与短期的有机结合,多角度完善激励方式,提升家庭医生职业荣誉感,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与政策作用方式。

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扩散分析

目的:分析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扩散规律和特征,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制定及推广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在中央及各省级政府、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以及“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2021年12月31日前颁布的中央及地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运用政策参照网络分析和政策关键词时序分析法,从政策扩散强度、广度、速度、方向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扩散特点。结果:本研究共纳入549项政策,包括中央政策38项,地方政策511项,政策数量在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服务全面实施阶段达到峰值。扩散强度和广度位列前10位的政策均为中央政策,以意见和通知类型政策为主。政策扩散速度整体上呈先增加后减缓趋势,政策扩散方向为自上而下扩散和平行扩散相结合方式。结论: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扩散呈阶段性变化,中央和地方颁布的政策扩散情况均存在差异,政策扩散受政策背景、内容和自身属性的共同影响。建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引领作用,地方政府提高政策创新积极性,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扩散。

签而不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为何阻滞

自政府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以来全国各地形成了五种经验模式,但是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签约率虚高现象,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不高,即便是签约居民,其家庭医生服务项目利用率也不高,出现了政策供给与政策享用之间的阻滞。这种签而不约现象运用西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理论、系统理论、博弈理论以及科层制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难题。这就需要考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签而不约产生的情境与结构因素,强调政治与文化情境、利益与社会结构等因素导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而不约。一项政策能否顺利执行不仅在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可行,更在于是否具备一定的情境与结构因素,政策执行的结构与情境构成了解释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一把钥匙。

基于三圈理论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改进路径研究

当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签"和"约"两个层面都存在不少问题,未签未约、签而不约和签而难约的现象比较普遍。三圈理论为透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困境,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通过拓展价值圈、提升支持圈和增强能力圈来扩大耐克区,构成了改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基本路径,其中尤以强化能力建设最为关键。

基于霍恩--米特模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障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评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障碍因素,为推进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有效运行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方法:运用文献分析、卫生统计年鉴、个人深入访谈等方式收集资料,基于霍恩-米特模型分析框架,探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因素。结果:政策执行障碍因素包括政策标准制定较宽泛、目标可行性较低、政策资源不足(人才资源缺口大、财政资源投入与信息化技术应用不足、权威资源配套机制不健全)、执行方式单一、执行者之间、执行者与目标群体之间缺乏沟通与协调、执行机构间权责分工不明、执行人员的价值取向特性及系统环境复杂多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偏离政策预期效果,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开展陷入困境。结论: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执行中涉及到的霍恩-米特模型的六个变量交互影响,各部门主体应在执行过程中处理好变量间的关系,及时修正、完善存在的问题,保证签约服务政策的长效实施与有序推进。

杭州市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认知情况的调查

目的:了解杭州市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认知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更好的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提供建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杭州市下城区、江干区和拱墅区三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抽样选取6个社区,每个社区随机入户调查50户家庭。调查数据使用Epidata 3.0软件录入。运用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杭州市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知晓率为44.9%,不同年龄、职业类型、文化程度、医保类型、个人健康水平的认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服务内容最了解的一项是门诊医保起付标准降低300元;了解签约服务政策的途径主要是社区宣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职业类型、是否具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个人健康水平对认知度有影响。居民签约与否对慢病长处方政策的认知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杭州市社区居民,尤其是年轻群体,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认知度有待提高;签约居民的认知度高于未签约居民。建议应提高宣传效果,发挥签约人群的“口碑”带动作用,加大对政策内容的解释力度。

中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效应评估研究的现状和潜在问题

背景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全国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得如火如荼,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效应进行科学、准确地评估具有重要意义。目的分析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评估现状及潜在问题。方法于2018-11-04,采用“家庭医生”为主题词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中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效应评估有关的文献,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18年。收集合格文献的发表时间、研究对象、数据资料、研究内容、统计方法和利益冲突等,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结果最终纳入27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效应评估文献。其中16篇(59.3%)文献研究对象为社区居民,10篇(37.0%)为慢性病患者;17篇(63.0%)文献研究地区为上海,6篇(22.2%)为北京;22篇(81.5%)文献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不可开放获取的问卷调查数据,5篇(18.5%)来源于政府、医院等有关部门的内部数据;文献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促进分级诊疗格局形成、提高居民满意度等方面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相关研究存在着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亟待强化因果推理等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相关研究存在着签约群体与未签约群体组间不均衡、样本选择不具有代表性、回归模型设置错误、研究设计不规范等问题。结论未来应强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效应评估研究的因果推理,并注重相关研究的平衡性、充分性。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绩效研究

文章分析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目前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如签约政策推广不到位,签约率还有待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才缺乏,难以满足居民需求;家庭医生收入和提供服务不匹配,签约服务效果还有待提升.针对签约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政策效果的相关建议.

基于深度访谈法的太原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研究

背景近年来,太原市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正逐步开展,但在就医过程中"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凸显。为规范医疗秩序,合理就医,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政策现状具有重要意义。目的了解太原市家庭医生签约政策在制定和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其更好地发展提供对策和建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在太原市3个城区(迎泽区、小店区、晋源区)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各选择1个家庭医生团队(共17例访谈对象);另选择太原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处4例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方法,于2019年4-6月对21例研究对象进行访谈。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太原市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文件的进展,家庭医生签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指标、合同条目和目标,签约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总结主题。结果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共提炼出6个主题:签约率虚高与服务利用率低之间的矛盾;签约率虚高与合同信息不透明之间的矛盾;新旧政策衔接差,政策权威性不足;出现"签而不约"问题;诊疗秩序不规范;家庭医生数量不足。结论建议通过建立有效签约机制、规范服务合同内容、合理配置新旧政策、规范分级诊疗秩序和大力培养优质人才的方式解决家庭医生签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优化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选择,也是当前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为有效推进签约服务工作,国家陆续推出各项政策,全国各地也在积极进行实践探索,成效明显。但是,签约服务仍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执行难”是签约服务深度推进的一大困境。通过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结合签约服务政策执行过程,发现签约服务仍存在法治性不足、政策执行人员水平不高、激励不足、政策环境影响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需要从法律和制度方面进行顶层设计、提升执行人员素质和职业认同、建立医患互信、优化政策执行环境等角度进行政策创新,探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分析

目的比较和分析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为各地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典型抽样法,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抽取1~2个地级市(直辖市),共45个市作为样本市,以各个市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访问我国45个样本市的政府官方网站或同级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以及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以"家庭医生"/"全科医生"+"签约"为题名或关键词在官方网站和数据库进行检索,以获取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的政策文件和相关文献。检索时间均为建库(网站)至2017-09-30。从纳入的文献中提取各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措施和具体内容,并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共获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的政策文献52篇、数据库文献5篇,共计57篇。第一、二、三、四批国家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市及非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市分别有7、11、9、13、5个市。各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目标、签约对象与服务主体、签约服务内涵及收费机制、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等方面。(1)45个市均明确了到2017年一般人群和重点人群的签约服务覆盖率目标。(2)45个市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象覆盖了一般人群及65岁以上老年人、糖尿病、高血压患者;45个市的家庭医生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担任;43个市实施团队签约形式,2个市实施个人签约形式。(3)45个市在签约服务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异,提供一级服务包、二级服务包、三级服务包、分人群服务包、无具体分类服务的市分别有4、15、3、6、17个;45个市的家庭医生提供门诊和上门服务;28个市明确规定了签约服务收费标准,17个市未明确收费标准。(4)针对家庭医生的收入分配、人员编制、人员聘用、职称晋升、在职培训、评奖推优做出明确规定的城市分别有36、18、5、21、30、28个。结论我国各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优先覆盖重点人群,积极创新签约服务包与服务模式,签约服务提供主体较为单一,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尚不完善,建议重视签约服务质量、强化签约服务技术支撑、提倡组合签约模式、完善家庭医生综合激励机制等。

基层医务人员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响应度及工作满意度研究

背景基层医务人员是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主要执行者,其政策响应度和工作满意度是稳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关键。目的探讨基层医务人员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响应度及工作满意度,为促进签约服务的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方法于2018年2—5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在湖北省宜昌市抽取基层医务人员500例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对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评价、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响应度及工作满意度。采用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基层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46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4%。30.5%(141/462)的医务人员非常/比较积极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25.9%(120/462)的医务人员认为现有激励机制完全/比较能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医务人员对工资薪酬、工作环境、同事关系、发展前景、个人成就感的满意度得分分别为(2.7±0.7)、(3.4±0.7)、(4.1±0.8)、(3.3±0.9)、(3.5±0.8)分("很不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计为1～5分),总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为(17.4±3.5)分。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月收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后工作时间的变化、家庭医生岗位的工作风险、家庭医生岗位的重要性、现有激励机制能否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是基层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基层医务人员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响应度与工作满意度均有待提高。建议创新基层医务人员的激励措施,完善签约服务工作价值的绩效考核;加强培养优秀的家庭医生队伍,建立长期家庭医生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家庭医生职业稳定性。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的阻滞因素与优化路径

在梳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的基础上,采用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政策文本、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四个方面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的阻滞因素,发现家庭医生政策文本存在层层加码、政策执行主体在压力型体制下出现应付性执行、目标群体对政策认知偏低、政策执行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建议从明确政策目标、强化执行主体的职责权限、加强对目标群体的宣传、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等方面,破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的阻滞因素。

基于互动模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效果评价研究

背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经过前期试点推行和不断磨合实践后已逐渐步入正轨,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评估政策执行效果,从多方面进行修正改善,增加政策响应度,保证签约服务持续稳定发展。目的评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效果,为适宜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模型的建立提供参考。方法于2019年1月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2011-2018年发表的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的文献,以了解签约服务发展现状。于2019年3月,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在湖北省咸宁市抽取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经判断抽样法抽取的50例家庭医生进行个人深入访谈,主要了解其执业情况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情况;对经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的400例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主要了解其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签约及评价情况。以麦克拉夫林的互动模型为基础,结合文献研究、访谈及问卷调查结果,从政策、政策执行者、政策执行对象、政策执行环境角度对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 45例(90.0%)家庭医生完成了访谈,320例(80.0%)居民的问卷有效回收。基于调研结果,发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互动模型中,政策存在的问题包括政策表面、单一化,医保支撑作用弱,家庭医生激励机制不健全;政策执行主体存在的问题包括宣传力度不足,服务过程不规范,家庭医生能力不足、数量不够;政策执行对象存在的问题包括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制度内涵认知存在偏差,存在物质动机;政策执行环境存在的问题包括传统观念阻碍政策执行,医疗设施不齐备。结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效尚不明显,存在推进不平衡、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签约服务制度有待从政策、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对象、环境因素4个方面进行调适完善,基于各方在政策上的共同利益,以实现利益的动态平衡。

广东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分析

选取2012年~2020年广东省出台的41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文件,从政策工具和利益相关方建立二维分析框架进行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结果发现,在41份政策文本中规制工具使用频率最高,达53.79%;涉及医疗机构与医生的政策较多,分别占36.48%与32.70%。建议针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避政策执行中消极变通对规制工具使用的影响,克服人才不足的瓶颈,加强医护人员的有效激励,创新使用变革工具,契合动态的组织外部环境,提高签约居民获得感。

医养结合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分析

基于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梳理,在政策工具的视角下,深入研究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以及不足之处。研究发现,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重点关注法律法规保障和条件优化,而忽视了主体的需求,同时呈现政策总体数量不足、与医保政策衔接不够、碎片化的特点。基于此,在医养结合的视角下,从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三个角度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进行分析,发现政策工具的不平衡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行有消极影响。最后,提出调整政策工具的结构,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结构,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体的合作机制,完善监管服务体系等建议,以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