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社区慢病患者居家药学服务模式构建与应用

目的探讨基层社区药师如何规范化、系统化地开展慢病患者居家药学服务。方法该院药师通过“4+X”模式参与辖区7个家庭医生团队的慢病管理工作,对重点人群提供评估居家患者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的整理和制作、用药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物不良反应筛查等全程、连续的药学服务,以提高居家慢病患者合理用药能力。实施药学服务后进行随访调查。结果截至2023年5月,该院7个家庭医生团队药师共管理辖区慢病患者5152例,在调查的1348例慢病患者中,对家庭医生团队的知晓率超过99.3%,对药学服务的满意度达到95.6%,其中87.4%的慢病患者认为通过居家药学服务工作能获取自身合理使用药物的相关知识,91.2%的慢病患者知晓应定期清理家庭小药箱并将过期药物正确地投入过期药物回收箱。结论通过药师对居家慢病患者进行全程用药管理,结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可构建多元化的社区慢病药学服务模式,以及医师、护师、药师协同服务的运行机制等。

医患共同决策对老年慢性病共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的影响

目的:深入剖析医患共同决策水平对老年慢性病共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的作用路径,为推动慢性病健康管理、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感和签约服务质量提供参考。方法:在武汉市和贵阳市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599名老年慢性病共病患者及其对应的63名签约医生开展问卷调查,借助分层回归模型分析医患共同决策水平对签约服务质量的作用路径。结果:我国中西部地区老年慢性病共病患者的医患共同决策得分为32.07±6.46,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得分为95.20±8.73,其中经济性和纵向连续性维度得分较低。分层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医患共同决策水平对签约服务质量产生正向影响(β=0.369,P<0.05),家庭医生对签约患者的信任程度起到正向调节作用(β=0.548,P<0.05)。结论:我国中西部地区老年慢性病共病患者的医患共同决策水平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均处于中等水平且有待提升,医患共同决策显著提升签约服务质量,对签约患者的信任程度强化共同决策对服务质量的正向效应。今后应加强医患共同决策、规范慢性病患者转诊服务、强化医患沟通信任,切实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

医共体模式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困境与进路探析

文章结合安徽、福建、浙江等医共体先行省份的实践经验,发现医共体模式下家庭医生服务团队逐渐壮大,签约内容更加丰富,能获得更多医保支持以及县域内优质资源。然而,如何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走深走实,仍然面临着医共体内“人、财、物”利益协同方面的挑战。在持续推进医共体建设的过程中,应进一步为家庭医生团队提供资源保障,以医保为杠杆激发家庭医生的服务动力,同时注意防止“虹吸”。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程家庭医生签约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我国社区慢性病患者逐年增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我国促进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长程家庭医生签约将有助于提高健康管理的连续性和治疗效果,分析患者对长程签约的需求,对于国家推进家庭医生服务至关重要。目的探究北京市朝阳区社区患者对于长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临床改进家庭医生服务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连续入组,于2020年1月—2021年1月在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将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患者500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是否愿意长程签约服务分为同意长程签约组(简称签约组)和拒绝长程签约组(简称拒签组)。2020年1月—2021年1月通过线上系统检索患者健康档案录入患者性别、年龄、慢性病等资料,其余一般资料包括文化程度、收入状况、医疗支出、健康状况、住址距离、依从性、是否独居等指标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进行收集和补充。2021年1—3月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一般资料、服务质量评价以及长程家庭医生签约意愿。通过文献检索、专家咨询以及研究前期开放性问卷调查结果设计家庭医生服务质量评价SERVQUAL量表,分别从期望质量、感受质量以及重要程度维度按1~5分进行打分,期望评分与感知评分用于计算服务质量评分(SQ),后者用于进行重要程度矫正后SQ评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长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共发放500份问卷,共回收问卷423份,包括微信平台(73例,17.2%)、线下问卷(190例,44.9%)以及电话访谈(160例,37.8%),问卷有效率为84.6%。签约组283例(66.9%),拒签组140例(33.1%)。SEVRQUAL量表的SQ平均分为-0.54,感知平均分为3.98分,期望平均分为4.52分。两组矫正后SQ评分及各维度平均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住址距离(OR=1.077,95%CI=1.013~1.145,P=0.018)、依从性(OR=0.291,95%CI=0.137~0.617,P=0.001)、独居(OR=4.132,95%CI=1.997~8.550,P<0.001)以及矫正后SQ(OR=0.983,95%CI=0.980~0.986,P<0.001)是患者长程签约家庭医生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矫正后的家庭医生服务质量、住址距离、独居与否以及依从性是患者签约长程家庭医生意愿的独立影响因素。SERVQUAL量表能较好评价家庭医生服务质量,有助于制定家庭医生服务改进策略。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目标 研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影响。方法 在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期间,80例高血压患者依据数字随机法被划分为两组:对照组(传统服务模式)和观察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服务成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接受服务后的血压控制状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2.50%)也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进行管理,能有效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和药物遵守度,对控制病情具有重大价值。

南京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及问题研究

目的:了解南京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讨论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方法:利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负责人及签约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利用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为主,92.41%的被调查者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够促进健康水平,71.18%的签约居民会通过家庭医生预约转诊,90.94%的被调查者对家庭医生服务表示满意。结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社区居民的健康、经济和获得感三个方面均有正向作用,但是目前服务项目较为单一,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应通过健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激励家庭医生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基于政策扩散理论的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推广路径与动因分析

基于政策扩散理论,利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份首次出台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扩散的时间、空间特征,扩散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省级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扩散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近邻效应、自上而下的层级效应和由东向西的演进特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扩散受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经济因素、治理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横向纵向压力是该政策扩散的主要动因。为加快政策扩散,应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增强政府的信息化水平;辩证看待上级压力对于政策扩散的驱动效应,合理使用强制机制,优化同级政府间学习和竞争机制。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背景下签约居民基层首诊效果评价研究

背景2016年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来,居民基层首诊意愿逐步提升,但签约居民基层首诊效果评价尚需进一步探讨。目的了解签约居民的首诊性评价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并提出改善策略。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在山东省三市抽取54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共4000名签约居民。采用汉化版基本医疗质量评估量表(PCAT)的首诊性维度问卷进行调查,比较不同特征的签约居民首诊性维度得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签约居民首诊性评价的因素。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385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48%。其中,乡镇卫生院签约居民为2086名(54.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1773名(45.9%);三个地区的首诊性维度总得分为3.49分,得分最高的条目是“您的签约机构周六、周日开门吗”(3.74分);得分最低的条目是“在非营业期间,如果您在晚上生病了,您的签约机构会有医生或护士出诊吗?”(3.05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签约机构、个人月收入、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身体健康、是否确诊慢性疾病是签约居民首诊性维度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签约居民的首诊性评价较好,但还需加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宣传,引导签约居民形成基层首诊的就医观念,通过明确非工作日出诊流程、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供给能力、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共享平台建设、发挥医疗保障制度杠杆作用等措施推动居民基层首诊,进而提升签约居民首诊性评价。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管理研究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虽然是供方主导,但内核是需方驱动。当前,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侧研究,主要集中在签约服务需求意愿与选择偏好、签约服务效用与体验、签约服务供需匹配管理等方面,缺乏从需求管理视角开展签约服务供给优化的研究。本文以消费者购买决策理论为指导,构建需求管理模型,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管理提出思考与建议。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目的:研究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方法:构建离散选择模型,采用混合Logit模型评估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每个属性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不同特征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异质性。结果:居民偏好选择每年签约自付费用为20元、诊疗水平高、药品配备高、提供基本服务包及中西医结合服务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上属性的相对重要性分别为30.18%、20.95%、22.06%、14.55%、7.55%,不同特征居民偏好存在异质性。结论:加快推进医联体模式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适当放开医保政策对签约服务的用药限制,提供“菜单式服务”,提高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度与参与度。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文本分析

目的: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内容,为政策调整与优化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政策工具视角,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利益相关者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16—2023年国家发布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文本进行梳理、编码。结果:共纳入29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文件,形成205个政策条目编码;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别占40.98%、10.73%、48.29%。结论:在今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设计中,应适当降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优化政策工具内部组合,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协作联动。

农村地区高血压患者服药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背景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主要的危险因素,降压用药不仅要考虑患者血压特征,也要考虑患者合并症情况。现阶段,基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高血压患者的服药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比较缺乏。目的调查安徽省界首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高血压患者服药现状,描述患者服药行为与患者特征之间的关联,探索患者用药调整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基层高血压患者用药的合理性。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21年7—8月从安徽省界首市随机抽取48个行政村,通过面对面调查法采用自制问卷收集患者特征和服药数据,参照《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2020版》将问卷中患者提到的降压药分为如下5类:A类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B类为β受体阻滞剂,C类为钙通道阻滞剂(CCB),D类为利尿剂,E类为单片复方制剂。通过科大讯飞智能语音血压计的后台获取患者上传的近1年血压数据,分析不同特征患者的服药行为。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高血压患者用药调整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中联合用药是指服用复方制剂或2种以上降压药,用药调整是指患者过去服用其他降压药。结果本研究共纳入高血压患者3005例,其中男1291例(43.0%)、女1714例(57.0%),平均年龄为(65.5±9.8)岁,高血压服药率为79.1%,联合用药率为40.2%。2376例服用降压药的患者中,不同类型降压药服用率从高到低依次为(部分患者存在联合用药):E类(39.6%)、C类(35.1%)、D类(20.3%)、A类(20.1%)、B类(3.7%);服用最多的降压药为复方利血平(33.7%)。对于年均血压≥160/100mm Hg的患者,仍有12.2%和4.9%未服用降压药。患者联合用药以E类降压药为主。年均“舒张压≥100 mm Hg”且“患合并症”的患者,调整后A类和C类降压药的服用率增加相对较多,年均“收缩压≥160 mm Hg”且“未患合并症”的患者,调整后E类降压药的服用率增加相对较多。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服药年数长(OR=1.042,95%CI=1.031~1.053,P<0.001)、初中以上文化程度(OR=1.488,95%CI=1.195~1.853,P<0.001)、合并高脂血症(OR=1.267,95%CI=1.052~1.525,P=0.013)、合并心血管疾病(OR=1.394,95%CI=1.166~1.667,P<0.001)、合并脑血管疾病(OR=1.258,95%CI=1.040~1.522,P=0.018)是患者用药调整的促进因素,高龄(OR=0.980,95%CI=0.971~0.990,P<0.001)是用药调整的抑制因素。结论界首市农村地区高血压患者的服药率较高,主要服用E类和C类降压药。服药年数长、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合并高脂血症、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是患者用药调整的促进因素,高龄是用药调整的抑制因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参照服务质量(Service Quality,SERVQUAL)量表模型,应用文献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构建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与移情性5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为科学评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提供了有效的测评工具。

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背景现有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考核体系缺乏足够的激励效果,阻碍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而以家庭医生团队为单位的绩效考核方案包括“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两个过程,更能调动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家庭医生助理和公共卫生医师两类人群在家庭医生团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缺乏针对性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目的针对家庭医生团队中的家庭医生助理和公共卫生医师两类角色,构建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方法通过文献归纳分析与半结构访谈,初步拟定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草案。在草案基础上设计专家咨询问卷,并在2021年10月—2022年4月实施并完成两轮专家咨询,构建了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结果两轮专家咨询问卷的回收率均为100.0%。对于家庭医生助理的二次分配体系,第一轮函询的专家权威系数为0.7422;对于公共卫生医师的二次分配体系,第一轮函询的专家权威系数为0.7420。最终构建了包括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0个的家庭医生助理“二次分配”指标体系和包含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3个的公共卫生医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结论本研究最终构建了包括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0个的家庭医生助理“二次分配”指标体系和包含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3个的公共卫生医师“二次分配”指标体系,其具备一定逻辑性和科学性,体现了家庭医生团队中家庭医生助理和公共卫生医师提供签约服务的劳务价值,有利于发挥签约服务费的专项激励作用,未来需运用于实际考核中进行优化与完善。

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一次分配”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背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正在被大力推进。与个人绩效考核方案相比,以家庭医生团队为单位的绩效考核方案包括“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两个过程,更能调动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目的构建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一次分配”指标体系。方法通过文献归纳分析与半结构访谈,初步拟定“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一次分配’指标体系”草案。在草案基础上设计专家咨询问卷,并在2021年10月—2022年4月实施并完成两轮专家咨询,构建了基于签约服务费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一次分配”指标体系。结果两轮专家咨询问卷的回收率均为100.0%。第一轮函询的专家权威系数为0.7616,两轮专家咨询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067(P<0.001)和0.712(P<0.001)。最终构建了包括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5个的家庭医生团队绩效“一次分配”指标体系。结论本研究基于签约服务费构建的包括3个一级指标(有效签约、有效服务、有效控费)的绩效分配体系具备一定逻辑性和科学性,体现了家庭医生团队提供签约服务的劳务价值,有利于发挥签约服务费的专项激励作用。

我国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实践影响因素:一项范围综述

背景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载体的健康管理服务是我国农村老年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必要途径,而该项服务在实践中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目的对影响我国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实践的因素进行范围综述,为提高该项服务的可及性和有效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3年1—4月,遵循范围综述报告规范清单,于Web of Science、PubMed、Embase、Medline、CINAHL、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有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的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12-31。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基于社会生态学模型审查、总结和分析影响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实践的因素。结果共纳入27篇文献,提取了与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相关的个人、人际、组织、社区及政策5个层面的影响因素。结论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实践受到多层面、多因素影响,推动农村地区签约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发展需综合考虑其影响因素,明确各责任部门、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合力促进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载体的健康管理服务提质增效。

基于供方感知视角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基层卫生服务改革工作的重点,当前我国签约服务的覆盖率稳步提升,但履约服务的提供仍存在诸多问题,家庭医生团队对签约服务质量的评价尚不明晰。目的研究家庭医生团队的履约服务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于2022年10月,通过立意抽样和分层整群抽样,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中部、北部和东部的780例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初级卫生保健质量评价工具-供方简化版(PCAT-PS)量表对纳入对象展开调查,涵盖首诊、连续性、协调性等8个维度、43个条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家庭医生团队成员PCAT-PS得分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77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36%。家庭医生团队成员PCAT-PS量表平均得分为(32.55±3.90)分。其中,得分较高的2个维度分别为以病人及家庭为中心、综合性(提供的服务),得分较低的2个维度分别为首诊(可及性)、连续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机构类别、年龄、职称、团队职责分工和工作方式的变化情况是家庭医生团队PCAT-PS量表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对签约服务质量的评价整体良好,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感知质量评分存在差异,以团队为形式开展的家庭医生工作模式有利于签约服务质量的提升。建议加快推进“质”“量”并重的家庭医生团队建设,探索薪职一体化协同发展路径,打造“政府-社区-家庭”共同治理、资源共享的整合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网络。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府责任——基于服务三角模型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性质、内容和功能决定了政府需发挥主导责任,然而在现实中政府的职责定位不明确甚至出现了偏差,存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供需不匹配、筹资支付方式不稳定、权责不清晰、全科医生资源配置不足、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基于服务三角模型,从服务战略、服务系统、服务资源三个方面,探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府责任,提出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健全人力财力资源保障等建议,以期助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

基于老年人体检数据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重点和策略分析

目的 分析以老年人体检数据为基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重点与策略。方法 对898例老年人体检数据进行调阅和整理,依据是否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分成签约组和未签约组,比较两组社区定点就诊率、社区就诊总费用及其比例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利用数据,分析老年人体检服务利用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利用的相关性;对比两组一般资料及体检资料差异,构建回归模型,明确老年人参加家庭医生签约的影响因素,进而确定有关服务的推进重点以及具体策略方法。结果 签约组社区定点就诊率、社区就诊总费用及其比例高于未签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呼吸功能、心电图检查结果及颈动脉斑块情况均是老年人参加家庭医生签约的影响因素(OR>1)。结论 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能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率,结合老年人体检数据将高龄、慢性病、高尿酸血肿、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疾病和颈部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当作签约服务中的推进重点,并应注重提升高龄群体的家庭医生签约率,积极制定并落实有关具体策略,为老年人开展针对性服务,以维护其健康。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健康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来自6省12县1191位农村慢性病患者的证据

目的:探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农村慢性病患者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2023年6—8月,通过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了6省12县有效样本1191份,利用Tobit模型和KHB方法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EQ-5D-5L效用值的影响和作用路径。结果:我国农村地区慢性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率为59.19%,健康效用值为0.83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显著提高了慢性病患者的效用值(β=0.047,P<0.05);且通过公共卫生服务利用完全中介路径影响效用值(β=0.028,P<0.01,95%CI=0.009~0.047),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6.77%。结论:我国农村地区慢性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率较低,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较差,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通过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利用改善慢性病患者健康状况,尚需加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医疗服务利用和个人自我保健行为方面的影响,以充分发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综合健康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