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健康教育结合家庭压力应对训练在1型糖尿病患儿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给予1型糖尿病患儿强化健康教育结合家庭压力应对训练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2019年1月至2023年2月期间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80例1型糖尿病患儿及其照顾者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0例。对照组给予强化健康教育,观察组给予强化健康教育结合家庭压力应对训练,干预周期为3个月。比较干预前和干预3个月后患儿的血糖相关指标,以及照顾者负担、照顾者糖尿病知识掌握程度和照顾者积极感受。结果 干预3个月后,2组患儿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观察组患儿的上述血糖指标均较对照组更低,上述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干预3个月后,2组照顾者的Zarit照顾者负担量表各维度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其对糖尿病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照顾者积极感受量表的各维度评分均较干预前升高,且观察组照顾者的上述量表评分均较对照组更高,上述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结论 强化健康教育结合家庭压力应对训练能够更好地改善1型糖尿病患儿的血糖水平,缓解照顾者的照顾负担,提高照顾者对糖尿病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积极感受。

职业女性家庭压力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业女性在女性群体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其生育意愿直接影响我国劳动力数量上的更新和人口结构优化。在目前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背景下,政策实施效果减弱,非政策性因素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增强。因此,本文从家庭角度出发,将职业女性面临的家庭压力划分为三个类型:生育成本压力、家庭观念压力、婚姻情感压力,并通过国家政策完善、家庭外部支持和家庭内部协调将职业女性的家庭压力向外分散,减少家庭压力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提高职业女性生育意愿。

家庭压力的动态变迁、风险因素及应对

基于家庭压力脉动理论,本研究从外在社会经济发展探索家庭压力的变迁,从内在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导致家庭压力的风险因素。从外在脉动来看,相比2008年,2021年家庭各项压力水平均有所下降,且总体压力程度也在降低,但家庭压力聚焦于经济问题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有较多家庭面临着中度与高度的压力。从内在脉动来看,家庭内成员数量越多,家庭压力风险越大;家庭角色分配中,以工作为中心和以家庭为中心都会导致家庭压力增高;扩展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数量和家庭外较多线上社会网络的数量并不能缓解家庭压力。倡导积极的家庭支持政策,提供针对中高压力家庭的有效服务,赋权家庭主动管理压力,加强家庭外社会网络质量的建设是未来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方向。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压力和应对策略研究——基于YC县访谈的发现

通过对中国中部农村的质性访谈,利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登录方法,探索性地利用家庭压力理论来解释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的压力以及可采取的应对策略。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失婚对家庭在经济上、家庭关系和成员的心理压力上都造成负面影响。研究为提高大龄未婚男性这一弱势群体及其家庭的生活福利,缓解婚姻挤压和促进社会稳定提供理论依据。

转型期家庭压力特征和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

境外关于资源对家庭压力作用的研究偏向微观层面的剖析,对影响家庭因应资源的社会宏观层面因素较少涉及。本研究借鉴西方家庭压力模型,尤其是布思的脉动理论,从本土经验出发,把家庭压力置于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关注外在脉动的社会支持对家庭因应压力的作用。研究采用质化和量化分析结合的方式,探析城乡家庭如何运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涉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应压力的过程和策略。研究发现,多数家庭主要是通过亲缘网络的支持以不同程度地缓解压力,正式的社会支持给予家庭尤其是弱势家庭以社会救济和多方面的援手,有效地缓解了不少压力或危机。但总体而言,社会支持不足是造成家庭易损性的最主要因素,制度资源的匮乏和缺失,使得目前的社会公共服务只能满足部分家庭的初级物质需求,对解决或减轻压力的作用有限。

家庭压力和应对:女性的认知、资源和社会支持

传统家庭压力研究多立基于西方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一种假设,本研究则强调把家庭压力置于中国当代城市生活时空下和性别视角下进行关注。研究采用质化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上海78个家庭92位女性进行了多次深访,并结合875个家庭的抽样调查资料,系统分析了女性对家庭压力的认知特点,可利用资源及其社会支持状况,最后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优化家庭生态环境的途径。

当代城市女性家庭压力研究

传统家庭压力研究偏重压力的作用机制、家庭适应性等微观方面,且多为立基于西方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一种假设。本研究从宏观脉动入手,在中国文化环境、尤其是当代城市生活时空下关注家庭压力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研究采用质化量化分析结合的方式,对上海78个家庭进行了多次深访,并结合875个家庭的抽样调查资料,对当代城市女性家庭压力的现状和特点、两性资源及其利用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家庭压力与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现实家庭压力增加和情感互动变化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面临较大冲击和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婚姻暴力行为在家庭范围内合理化。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方面,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互动中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出现的一种"婚姻危机"。本研究通过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比例为33.14%,而实施肢体暴力的比例为12.23%,精神暴力在农民工家庭中更为常见。运用Mlogit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会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风险,家庭照料压力会同时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风险,经济压力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婚姻不满意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风险且对肢体暴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既是压力型也是情感型暴力,但对比可知精神暴力更多是压力型暴力,而肢体暴力更多是情感型暴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婚姻满意度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某些家庭压力的增加,农民工也可能实施精神暴力。精神暴力具有隐密性,不易察觉,但通常对人的身心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在家庭压力较大且婚姻不满意的情况下,肢体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显著提高,这将严重损害婚姻福利和家庭完整性。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压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留守确实增强了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留守妇女承受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抚养赡养压力都要大于非留守妇女;留守妇女的年龄、家庭特征、当初择偶时对般配的重视程度、夫妻异质性、与外出丈夫的沟通状况、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其家庭压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出建立夫妻间良好的沟通机制和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议。

员工家庭压力与工作压力对健康的影响

为探讨企业员工家庭压力和工作压力对健康的影响,在企业中随机抽取了266名员工进行家庭压力量表、工作压力量表和自测健康评定量表的调查。结果表明:(1)家庭压力与工作压力负向影响员工的整体健康,而其工作压力要大于家庭压力对健康的影响。(2)男女员工在家庭压力、工作压力和整体健康上等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已婚员工的家庭压力显著大于未婚员工的家庭压力,青年员工和基层管理者的整体健康水平最低。

以ABC-X模型为基础的农民工家庭压力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家体制与制度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农民工群体的家庭面临着诸多的压力。进城后面临的失业危机、子女教育等等一系列以经济压力为主的生活压力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家庭中普遍且持续存在的焦虑源,影响着这些家庭总体压力的性质和程度。农民工群体对家庭经济压力的认知和应对,均深刻地受到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针对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家庭压力状况,适时强调家庭外部支持系统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安宁疗护对癌末患者家庭压力缓解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解安宁疗护对癌末患者家庭压力的实际缓解效果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对全国4 732例患者个案展开研究。结果显示,采取居家服务为主的安宁疗护是必要且有益的。应持续改进和推广全人照护服务,为癌末患者提供疼痛控制药物、定期电话询诊、护理指导以及心理舒缓行动。安宁疗护机构还应重视对患者家属/照顾者的服务支持,为有需要的患者家庭提供稳定和持续的义工服务,并引导患者家庭积极寻求社会资源。为最大限度地消解患者家庭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完善医保政策和推进社区医养结合等外部制度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

家庭压力应对训练对1型糖尿病患儿控糖效果的研究

目的:探讨家庭压力应对训练对1型糖尿病患儿的血糖控制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5月—2022年3月1型糖尿病患儿100例及其父母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0例,对照组患儿父母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父母实施家庭压力应对训练,对比干预前后两组患儿父母的压力水平、抑郁情绪、疾病认知水平及患儿的血糖控制效果。结果:观察组患儿父母干预后的压力水平、抑郁自测量表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05),而疾病认知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干预后的血糖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血糖控制有效率和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家庭压力应对训练可有效减轻1型糖尿病患儿父母的压力,提高患儿父母的疾病认知水平,有效改善患儿的控糖效果。

缓解家庭压力的新生资源——社会组织对于缓解家庭压力的作用及其发挥

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在家庭压力的缓解上,正式的结构性支持、基础单位的调节、市场经济组织的服务以及亲属网络体系,都渐渐地在历史舞台上失去了其原有的效力。社会组织作为宏观社会资本的一种,由于具有组织体系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民间性、非营利性等特征,逐渐成为缓解家庭压力的重要新生资源。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家庭压力问题的特殊性、人们对家庭问题的隐私性认识,以及目前社会组织关照领域的有限性等因素,影响着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

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压力研究

在回顾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家庭压力、流动人口与新生代流动人口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家庭压力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选取北京地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相关情况为分析数据,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压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呈现出与家人共同居住的主流模式;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家庭压力主要是经济压力,造成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压力前三位的因素依次是物价贵、住房困难、工资过低;在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压力影响因素中,收入越高,在现住地经济地位越高,现住地的亲属越多,家庭压力越小。

家庭压力与中学生情感发展的调查研究

该文采用家庭压力问卷调查量表和情感发展量表 ,对初、高中共计 3 3 3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结论如下 :情感发展与学生来自家庭方面的心理压力有极显著的正相关 ;母亲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子女心理压力有关 ;男女性别不同 。

气质类型、家庭压力对农业伤害水平的影响

目的 了解气质类型和家庭压力在农业伤害中的作用情况。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从53个农场中随机抽取2个农场,每个农场中随机抽取3个作业站,总共6作业站的所有农业工人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采用家庭压力和一般心理测量量表进行心理评价。结果 不同气质类型间的伤害发生率有统计学差异(P<0.05),家庭压力大是发生农业伤害的危险因素(Wilcoxon秩和检统计量Z=6.7263,P<0.001)。结论 气质类型和家庭压力在农业伤害的发生过程中会带来一定影响。

中部地区年轻母亲家庭压力的城乡对比分析

女性家庭压力不仅局限于家庭内部,外部社会文化因素对其有间接的渗透作用。文章结合女性在职业、教育、婚恋价值观等方面的微观差异,以质化研究方式探讨了中部地区年轻母亲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性别文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等宏观制度背景下,职业期待、育儿主动性及婆媳分歧、家庭经济收支主体性和夫妻关系去亲密化等四个方面的家庭压力以及应对压力时可利用资源的城乡差异。

安宁疗护对晚期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家庭压力缓解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安宁疗护对晚期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家庭压力缓解的效果,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随机抽取2017年6月-2019年6月在我院就诊并接受安宁疗护的138例晚期妇科恶性肿瘤患者,采用全国宁养项目办公室编制的服务质量调查表对其进行调查,了解安宁疗护对患者家庭压力缓解的效果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安宁疗护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晚期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家庭压力,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护理指导、服药后疼痛减轻程度、电话随访次数/月、心理舒缓、协助寻求社会资源、介绍社会资源信息、团体学习/分享活动是影响患者家庭压力缓解程度的主要因素。结论对晚期妇科恶性肿瘤患者采取安宁疗护十分必要,为缓解患者家庭压力,医护人员应做好定期随访、给予其主要照顾者正确全面的护理指导、为其提供最大程度的社会支持,以有效减轻患者家庭压力,最大限度提升其生存质量。

癌末患者家庭压力影响因素分析及安宁疗护应用效果

目的:探讨癌末患者家庭压力影响因素及安宁疗护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6年3月1日~2018年3月31日收治的86例癌末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家庭压力的影响因素;按照入院时间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3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安宁疗护;比较两组生活质量[采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心理状态[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家庭心理压力、家庭压力缓解程度.结果:经单因素分析,患者住院、随访频次高、家属参加分享活动、医保付费是家庭压力缓解的重要影响因素(P<0.01);护理1周后,观察组SF-36中躯体疼痛、精力、生理机能、精神健康、一般健康状况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SCL-90中强迫症状、躯体化、抑郁症状、人际敏感、敌对症状、焦虑症状、偏执症状、恐怖症状、精神症状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家庭压力缓解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家庭压力可能与患者住院、随访频次高、家属参加分享活动、医保付费等因素有关,而安宁疗护应用于癌末患者,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并有助于减轻患者家庭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