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与家庭异质性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中国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在持续性增加,家庭逐渐成为减排的焦点。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不同家庭类型的消费碳排放及其结构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建立STIRPAT模型分析家庭收入、家庭规模、户主教育水平和户主年龄四个家庭异质性因素对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居住类消费碳排放是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四个家庭异质性因素对家庭消费碳排放影响程度为:家庭规模>家庭收入>户主受教育水平>户主年龄。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对中国家庭减碳提出相关建议。

家庭异质性因素对城市居民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

以沈阳和大连两地705位城市居民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探讨了家庭异质性因素对中国城市居民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是否有老人、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家庭类型、家庭收入与城市居民能源使用行为显著相关;老年人在家庭节能方面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家庭收入在城市居民能源使用行为上体现出两极化差异;女性居民和年轻居民的能源使用行为更为合理和低碳。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异质性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情况,实证中系统考虑了家庭异质性影响因素。主要的发现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家庭资产净值达到约170万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的平均资产净值远离下降点;信贷约束的存在降低了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家庭房产和风险金融资产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健康状况、家庭医疗支出对医疗保险计划的影响至关重要;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户主年龄达到约58岁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接近下降点。这些实证结论为政府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含义。

家庭异质性因素对城市家庭茶油购买行为的影响

利用实地调查数据,通过独立T检验、方差分析、Scheffe多重比较方法检验家庭异质性因素对城市家庭茶油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家中是否有60及以上的老人、家庭主要采购者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成员是否有过重大疾病在茶油购买行为上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而在家中是否有12岁以下儿童、家庭主要采购者的年龄、家庭主要采购者的性别、家庭年收入、家庭类型5个指标上都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认为相关企业的管理者应锁定多代家庭为目标群体并实施针对性的营销计划和倾斜方案及应重视女性和30~50岁群体在家庭购买中的角色和作用等启示。

家庭异质性视角下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家庭发展能力框架构建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5期数据,通过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以工作时间、教育支出和保险支出衡量的内生动力均会对农户脆弱性产生影响,其中工作时间、保险支出降低了农户的脆弱性,然而教育支出由于“因学致贫”在短期内反而会增加农户脆弱性,中长期(4年)才能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宏观环境主要代表的政策环境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未来中国的防贫治理需要双管齐下,从激发内生动力和维持帮扶政策两个方面防止低收入农户返贫,警惕农户“因学致贫”和“因学返贫”现象,普及农村成年劳动力和老年人的商业保险覆盖以及重点关注负担期和空巢期的农户脆弱性。

家庭异质性对商业保险投保积极性的影响

文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2017年数据,从多个层面对家庭异质性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Logit和Probit模型对受访者家庭异质性对商业保险投保积极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随后建立OLS模型对受访者的家庭异质性对商业保险投保额度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家庭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参保商业保险的积极性;其中,受教育程度对是否投保商业保险有显著影响,学历水平越高的家庭对金融的了解更为透彻和多元化,从而对保险投入产生积极影响,这也证实了现实生活中的假设;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相较于从事第一、二产业的人员更倾向投资商业保险;收入越高的家庭对商业保险保费的投入也会越高。但整体来看,中国家庭对商业保险的投资意愿偏弱,这与我国保险行业的发展历程有关,也表明了保险行业存在着较大发展潜能。

养老双轨制、家庭异质性与城镇居民消费不足

本文从养老双轨制视角出发,基于城镇家庭异质性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养老双轨制对我国城镇居民总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养老双轨制对依赖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进而也抑制了城镇居民总需求。另外,研究还表明,城镇家庭社保模式并轨改革对城镇居民消费有很强的释放效应。

中国家庭债务与财政支出效应——基于异质性家庭的DSGE模型分析

构建包含异质性家庭和内生财政规则的DSGE模型,考察家庭债务对财政支出效应的影响和不同财税工具的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家庭债务是影响财政支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引入家庭债务后,长期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由-0.183上升为-0.121,长期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则由0.343上升到0.721;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的正向冲击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前者会挤出居民消费、私人投资和产出,后者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其长期政策效果欠佳;短期内,增加投资性支出的政策效果较为显著,但从长期来看,通过减税政策所带来的产出和消费增长效果要明显优于财政支出扩张效应;异质性家庭的经济行为对财政支出和减税冲击的响应存在显著差异,有财产性收入的借出家庭在政府大规模投资计划中获益更多,降低一次性税收则有利于增加借入家庭的消费。基于此,政府应审慎对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注重财税工具的长短期结合运用。

商业保险、家庭异质性与幸福感

居民家庭配置商业保险能够增强风险抵抗能力,带来安全感,已是共识。但是,配置商业保险能否提升居民家庭的幸福感,尚不清晰。基于此,使用CHFS(2013)调查数据,文章研究了商业保险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通过有序Probit、有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均能对居民家庭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在已有社会保险的基础上,商业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的幸福感;居民家庭异质性使商业保险带来的边际幸福感提升有显著差异,收入越高的居民家庭因配置商业保险所带来的边际幸福感会更高,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家庭因配置了商业保险所带来的边际幸福感也会更高。

老龄人口占比对广东省居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基于CFPS2016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广东省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分组回归的方法,就家庭老龄人口占比对于消费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从家庭异质性的角度,家庭老龄人口占比对低消费、户主低学历及农村家庭的消费负向影响更大;从消费类型异质性角度,家庭老龄人口占比对医疗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与通讯支出、衣着支出和教育文娱支出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在部分类型支出的全分位数回归中存在“断点”现象。

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研究评述与展望

家庭资产选择行为指与家庭资产选择有关的家庭行为,包括家庭的各类资产参与和资产配置。针对日益扩大的家庭资产规模,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研究能够为家庭、金融市场和政府分别在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增加金融市场供给以及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等方面提供建议。介绍了家庭资产选择这一问题的详细研究范围,并且依次从外部家庭环境、家庭及个人异质性两个方面总结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同时梳理了近期文献对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优化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研究的三个未来可能研究方面,分别是:关注群体异质性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构建家庭资产选择关联因素影响机制、从投资回报和家庭金融脆弱性双角度优化家庭资产选择行为。

中国城市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城镇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2002-2009年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家庭异质性进行分项研究,并由此得出结论:1平均而言,房价上涨对老年户主的消费影响最大;2对于没有住房的家庭,年轻家庭与年老家庭不会因为房价上涨而额外的改变其非租金消费;3对于有一套房的家庭,依然不会改变老年家庭的非租金消费;4在分析是否有未婚子女特征的家庭中发现,有未婚男性的家庭消费抑制效果基本高于有未婚女性的家庭,但在35-44岁与45-54岁家庭中因未婚男性的因素消费存在相反的效果。总体而言,拥有儿子的家庭其消费抑制效果要高于拥有女儿的家庭。

金融素养、金融普惠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2019年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金融普惠性为切入点,检验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和金融普惠性可以显著优化家庭低、高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作用,其中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高风险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此外,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效果在城镇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因此,应全面推动金融知识普及,提升国民金融素养水平,同时深化金融普惠性供给侧改革,加大落后地区金融基建力度,发挥金融普惠性的重要作用。

环境保护税和环保技术提高的收入分配效应

为研究环境因素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文章构建了包含环境保护税和环保技术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引入异质性主体刻画了不同家庭的收入分配格局,分析家庭收入分配和企业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环境保护税和环保技术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提高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内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表现出追求经济增长和优化收入分配权衡取舍的特征;环保技术提高初期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后期兼顾经济稳定和改善收入分配公平。研究可为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有限资本市场参与、收入分配与最优货币政策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是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包含异质代理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庭部门资本市场参与异质性如何影响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最优货币政策与泰勒规则的运用。研究表明:当家庭部门参与资本市场比重较低时,名义利率冲击与资产流动性冲击下消费不平等随总产出增加而下降,但收入不平等随总产出增加而上升;只有当家庭部门参与资本市场比重足够高时,收入不平等才可能随总产出增加而下降。福利分析显示,有限资本市场参与造成的无效率损失无法利用货币政策予以消除,在泰勒规则中纳入消费不平等或投资缺口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

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工具协同与宏观经济稳定——基于TANK-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为探讨房地产税改革、住房信贷、利率政策等房地产市场调控工具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制,本文构建了包含两类异质性家庭和房地产部门的TANK-DSGE模型,模拟分析房地产税改革、住房信贷调控、货币政策等单一工具及其政策组合对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按照上海、重庆房地产税改革试点的税率水平征收房地产税,在有效控制房价的同时,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按照当前首套房首付比例,住房信贷的调控政策在有效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现象的同时,将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挤出,但伴随一定的通胀压力;参考当前全球“负利率”的货币环境背景,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扩大需求,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但同时会拉升房价,引致通货膨胀。为实现多重调控预期,应考虑多种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

老年人健康冲击是否挤出家庭教育支出?——基于医疗支出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研究了我国三代户家庭内最高一代老年人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挤出效应。在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12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父母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施加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地,根据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异质性进行子样本估计,结果显示,老年父母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在农村家庭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更为显著,并且都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本文研究表明,为了缓解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中子代的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不良影响,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居民债务扩张、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

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呈现出持续攀升态势,违约风险增大。本文基于一个包含异质性家庭和面临资本充足约束商业银行的NK-DSGE模型,阐释了驱动居民债务扩张的动态机制,探讨了宏观审慎政策防范居民债务风险的有效性问题。研究发现:(1)放松家庭借款约束会引发住房抵押约束机制对约束型家庭债务和房价产生静态和动态乘数效应,驱动约束型家庭债务扩张和房价繁荣,同时挤出消费,导致居民部门债务违约风险上升。(2)相比“资本充足率”工具,逆周期动态调节“贷款价值比”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同时削弱住房抵押约束机制对居民债务的静态和动态乘数效应,更有效防范居民债务风险。(3)政策调控力度越小、约束型家庭比重或贷款价值比越高,宏观审慎政策防范居民债务风险的政策效果越明显,反之,政策效果越差。

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异质性家庭NK-DSGE的模拟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家庭、厂商、政府和中央银行四部分的小型封闭经济的NK-DSGE模型,研究了两类家庭消费税、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五种税收政策冲击对产出、两类家庭收入及其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李嘉图家庭消费税上升使产出下降、家庭收入先减少再增加、收入差距缩小;非李嘉图家庭消费税下降使产出增加、家庭收入增加、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所得税下降使产出增加、家庭收入先增加后减少、收入差距扩大;资本所得税与李嘉图家庭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与非李嘉图家庭消费税的政策作用效果方向一致,但资本和企业所得税的效果更显著。由结构性减税的税收政策组合分析可知,税种及其变化幅度直接决定政策作用效果。因此,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兼顾其作用方向、作用强度和作用时效,审慎选择。

房价对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应对策略

当前住房和房贷分别是中国家庭资产和负债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房价如何影响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本文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信贷驱动型房价上涨会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会使部分具有购房能力家庭通过配置房产跃升为财富水平更高家庭,增加负债家庭中高收入群体比重,促进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会提高新增购房家庭配置房产难度并引发购房家庭中低收入群体债务扩张的乘数效应,降低其财富分配权重,抑制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结构优化。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后者的作用效果更强。收入驱动型和需求驱动型房价上涨能够提高购房家庭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分配权重,起到改善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结构的作用。政策应对方面,“家庭负债收入比”可以作为区分房贷扩张“好”与“坏”的信号变量,盯住其对房贷供给进行动态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抑制具有潜在金融风险的“坏”房贷繁荣,也能保障家庭用于改善资产状况和提高效用水平的“好”房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