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和家庭收入贫困

金融扶贫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外部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较少关注家庭本身的金融素养对减贫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匹配形成的新数据,研究了外部数字普惠金融和内部金融素养对家庭收入贫困的联合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的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均较为缺乏,且贫困收入家庭的金融素养显著低于非贫困收入家庭。在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前提下,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金融素养对家庭绝对和相对收入贫困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两者均可减缓家庭收入贫困,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优于金融素养的减贫效应。金融素养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平滑消费和增加风险偏好来缓解家庭收入贫困,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金融素养缓解家庭收入贫困的效应不显著,主要是通过提升家庭风险管理水平来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主要源于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其减贫效应主要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家庭,高级金融素养的减贫效应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家庭。本研究为理解家庭收入贫困提供了新视角,对各国减贫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宁夏贫困地区家庭收入调查与反贫困研究——基于宁夏宁夏德隆县的调查

贫困是建设中国梦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和难点,因此消除贫困是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以"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开放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指导,深入调查宁夏贫困地区的家庭收入状况,利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反贫困研究,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做贡献。本文通过在宁夏隆德县的实际调研情况,利用获得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宁夏贫困地区家庭收入调查与反贫困研究——基于宁夏隆德的调查

贫困是建设中国梦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和难点,因此消除贫困是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以"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开放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指导,深入调查宁夏贫困地区的家庭收入状况,利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反贫困研究,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做贡献。本文通过在宁夏隆德县的实际调研情况,利用获得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我国家庭收入分布与贫困数据统计的相关研究

国家有住户调查的双重体系: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城市。而这些数据对提供有关人民工资基本标准、人民收入水平和居民贫困情况的官方数据均有重要参考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研究人员已经有了录入家庭收入的大型数据库。目前,这些数据被决策者,国际机构和研究人员广泛使用。本文讨论了由我国国家统计局(NBS)发布的家庭收入和贫困统计数据、数据分布,以期从统计学的角度为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带来数据参考。

外出务工、农民家庭收入与建设新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相对于其他产业严重滞后，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异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经济社会问题 （Yao, Zhang and Feng, 2005; Yao, Zhang and Hanmer, 2004）。切实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是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

医学生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

引言学生的学业成绩受个人、家庭、学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1-2]。家庭是学生最早生活和接触的地方,与学生的学习成长密不可分,有研究指出学生的家庭经济收入对学生学业成绩有重要的影响[3]。近年来,随着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居民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4],对子女教育投资也不断增加。然而有一部分贫困家庭迫于现实压力,无法对子女教育投入更多资源[5],导致不同家庭收入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表现上存在差异。国内外有大量针对家庭经济收入和父母参与对中学生学业成绩影响研究的文献[6-8],而家庭经济收入对医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家庭经济收入对医学生学生成绩的影响作用,旨在评估由于经济收入不同而产生的学业成绩的差异。

巴西家庭收入差距缩小

巴西地理统计局2014年12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占巴西人口10％的富裕家庭的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41．7％，比2004年下降了9．8个百分点。这一年，占巴西人口10％的贫困家庭的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从2004年的1％增至1．3％。

农民家庭收入调查

春节回乡走亲访友,我与几位农民亲友进行了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总体而言,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住房、交通、通信等设施与城里差别不大。但他们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直接来自种植、养殖的收入明显下降,种植效益远不如务工收入及其他收入。农业成了副业,农民成了兼职。

贫困地区农民受教育水平与收入的关系——基于河北省保定市4个贫困县260个农户的调查分析

为了解贫困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关系,对阜平县、来源县、涞水县、易县等4个贫困县进行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受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收入,高学历的农户往往拥有更高的收入。因此,保障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和农村子弟接受教育的机会十分必要,最后对提高贫困地区提高教育水平献计献策。

城市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及政策干预

一般认为,贫困代际传递就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的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城市高风险贫困家庭的整合性社会救助架构

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努力下,中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减贫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一、我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国内关于贫困探讨已有许多研究文献,大多数研究都同意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开展的调研所得出的结论,即：由于中国贫困家庭享受低保的条件比较苛刻,且标准线较低,所以城市贫困人口应远大于享受低保的人数。

美国低收入家庭母亲的医疗保障状况分析

在美国大约有 590万母亲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虽然这些母亲大都来自工薪家庭 ,还是无法得到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 ,除非她们的家庭收入远远低于贫困线。近年来 ,政府通过Madicaid计划以及各州的儿童医保项目(SCHIPs,StateChildren′sHealthInsuranceProgram)强化了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医疗保障 ,但是对这些儿童的母亲却没做多少事情。有些州着手将SCHIPs转化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既保孩子又保大人的保险项目。共和、民主两党正在酝酿通过所谓的“家庭照顾法案” 。

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13年和2014年对内蒙古城乡家庭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内蒙古城乡家庭在两个调查年度的贫困状况,分析了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调查年份,内蒙古城乡家庭的收入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占内蒙古城镇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但是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有转移性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内蒙古农村收入的绝大部分,且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下降幅度较大;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在城乡家庭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而贫困严重性在农村家庭呈现上升趋势,在城镇家庭呈现下降趋势;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非农劳动人数、家庭固定资产、家庭经营类型和地形条件对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产生显著影响。

家庭贫困对大学生英语学习影响的研究

本文一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以2020年天津商业大学贫困生的比例为引,阐明此次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社会背景,并联系目前已有的研究理论,以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和心理资本理论为基础展开研究;第二部分表明小组的研究思路,从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设计问题,探究其如何影响英语学习;第三部分指出小组选取的研究对象和采取的研究方法;第四部分重点阐明此次的研究结果。第五部分根据小组研究结果,指出对于贫困生而言,仅有经济资助远远不够,现有经济资助体系较为完善,应该更注重心理资本的培育,并给出小组建议。

心理账户视角下家庭收入对家庭能源消费与能源贫困的影响

[目的]从心理账户视角探讨家庭收入对家庭能源消费与能源贫困的影响,为解决中国家庭收入增加与低能源消费水平、高能源贫困共存的矛盾现象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文基于CFPS2016-2018年数据,对中国能源贫困进行了测度,并基于心理账户的视角,探讨了家庭收入对家庭能源消费与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1)当前中国能源贫困较为严重。家庭收入的增加能促进家庭的能源消费以及降低能源贫困。(2)中国家庭存在心理账户效应,能源消费与能源贫困主要是受工资性收入账户与经营性收入账户的影响。(3)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账户与经营性收入账户能通过增加家庭能源消费的意愿与完善家庭能源设施的意愿,从而促进家庭的能源消费与降低能源贫困。(4)异质性结果表明能源消费阈值线越高、收入越低及处于东部地区的家庭,收入心理账户对能源消费与能源能源贫困有更为显著的影响。[结论]对于当前中国低能源消费与高能源贫困现象,应当重视家庭收入来源差异,侧重增加家庭的工资性与经营性收入,并进一步降低家庭的用能成本及增加家庭的能源消费意愿。

二十世纪美国的收入不平均、贫困与国库

二十世纪初,贫穷劳动人民的经济福利问题引起人们异常高的兴趣。当时,华盛顿特区劳动统计局,马萨诸塞州统计局以及旧金山赫勒委员会正从事对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的首次量化研究。罗伯特·亨特受欧州人如布恩、朗特里和恩格尔的启发。

亚裔家庭年收入在全美最高

据中国新闻网9月19日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6日发布最新年度报告,发现2014年的贫困率与2013年持平,约14.8%,即4670万人生活贫困,其中亚裔所占比率最少,只有12%。亚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也领跑其他族裔,更比全美家庭收入中位数高出2万多美元。报告显示,这已是家庭收入中位数连续第三年停滞不涨,除了白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在2013年至2014年下滑1.7%,亚裔、西语裔及非洲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变化较小。

生态补偿项目对缓解贫困的影响分析——基于农户异质性的视角

基于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延庆县的450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把能够直接补偿到农户的生态补偿项目按照补偿方式分为岗位型和现金型,把农户家庭收入作为测量贫困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了岗位型和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岗位型和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分别能够在低分位数和中分位数上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且均不能够在高分位数上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应发挥不同生态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吸引更多的贫困户参与,并考虑农户的异质性。

当代全球贫困评估问题探析

要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首先要对全球贫困现状有一个准确而客观的评估。世界银行以家庭收入为基础、通过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做法,有其现实可操作性,是当前通行的做法。但这一做法缺乏关于贫困的特定观念,也未能准确反映穷人的消费特征。生活必需品标准以及内在能力标准都以特定的贫困观念为基础,对贫困评估提出了与世界银行不一样的要求,但因其各自的缺点,在现实可操作性方面面临更大问题。关于全球贫困的更优评估方案,应在世界银行现行做法的基础上,适当吸收生活必需品标准和内在能力标准的要素,以便更准确反映全球贫困现状。

论我国的家庭教育支出

随着实行改革开改政策,我国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据1991年的统计,我国用于教育的经费总额达731.50元,各种经费来源所占比例分别为: 国家财政拨款62.87% 城乡教育事业费附加10.27% 社会集资群众捐资8.59% 学校自创收入5.09% 学杂费4.42% 其它收入8.76% 可以看出这种经费来源的特点是,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学生交纳的学杂费,学校开展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社会集资捐资、建立各种教育基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