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征收对家庭效用的影响

本文采用跨期最优模型,引入房地产资本和房地产税收,形成简单的两部门模型,计算当经济达到稳态时,家庭如何分配最优的消费和房地产资本投资,确定经济增长、房地产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关系。本文分析结果表明,征收房地产税会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

论军人家庭效用损失

文章应用人力资本有关理论,从家庭生产及家庭效用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由于军人家庭的特殊性而造成的军人家庭在货币收入、生产时间及家庭生产环境等方面所受的约束及对家庭生产的种种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军人家庭效用的各种损失,同时指出军人家庭效用的损失应该得到补偿。

中国西部地区家庭效用最大化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它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在强硬政策下,人口数量能够得到一定控制,但是家庭所拥有的孩子及预期拥有的适度孩子数量究竟是多少,单纯地依靠人口政策可能力度不够,如果家庭的孩子数量影响到家庭的效用及其负效用,那么家庭就会慎重考虑适度孩子的数量。所以说要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就必定要涉及到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保证家庭孩子的适度数量,就成为了理性家庭所面临的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根据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得出家庭收入的高低会对家庭孩子的数量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家庭对人力资本投入档次,也会对家庭决定孩子的数量起到一定作用的结论。从而为以后人口政策导向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代际投入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合作与家庭效用

基于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文章通过Logistic多元估计模型与倾向值匹配等量化方法,以代际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分析为切入点,回应了代际合作与家庭效用关系的经典命题。结果表明:父代经济收入与子代数量,影响着子代投入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在三代的代际交换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产生显著性影响,并且存在着稳健性的正向效应。在三代的代际合作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家庭效用产生了正向显著性影响。文章指出了代际合作与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之间的正向关系,生育偏好成为影响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的重要参数,并说明了代际交换的不平衡以及子代家庭效用增长等问题。

家庭发展、企业运行与市场中的政府

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委托一代理关系,基于为家庭和企业服务、追求经济效率的中性政府假定和贝克尔的家庭分析模型,构建一个拓展的家庭效用函数,分析家庭发展、企业行为、经济运行和政府作用的关系。基本结论是,市场效率依赖于家庭与企业之间的协同互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也就是家庭和企业对资源分配的共同决定,家庭、企业具有资源配置的自主权是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政府对家庭的过度干预,既伤害家庭功能、又压缩企业利润,实质上是限制市场。家庭发展政策应该为至高无上的家庭自由、自主、自治提供制度性保护,追求对家庭的宽容和福利增加。

可持续发展的家庭行为经济探讨

本文尝试以家庭行为研讨为视角,在贝克尔家庭行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赋予家庭行为研究的新内涵,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家庭行为决策模型,并给出推动可持续家庭行为的相关政策。

女性就业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女性就业问题历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近年来 ,我国女性在就业方面遇到的问题日趋显现出来。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问题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在我国目前阶段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采取的对策 ,以促进女性的就业和自身发展。

大连市私家车与居住空间组织形式关系初步研究

交通系统的发展是触发城市成长的诱导因素,私家车数量的增长改变了交通结构,增强了空间可达性,从而拓展了城市居住范围。在居住区位的选择问题上,时空替代效应为居住选址决策提供了新的方法,从居住—就业的通勤角度,利用时空效应分析,私家车节省了通勤时间,使家庭效用增长,扩大了居民选址范围,促使居住区向更远空间扩散。同时,以GIS技术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大连私家车与居住空间组织形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有较大的相关性,私家车数量随居住空间扩展而增长。

大连市私家车与居住空间组织形式关系的初步研究

交通系统的发展是触发城市成长的诱导工具,私家车增长改变了交通结构,增强了空间可达性,从而拓展了城市居住范围。在居住区位的选择问题上,时空替代效应为居住选址决策提供了新的方法,从居住——就业的通勤角度,利用时空效应分析,私家车节省了通勤时间,使家庭效用增长,扩大了居民选址范围,促使居住区向更远空间扩散。同时,以GIS技术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大连私家车与居住空间组织形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有较大的相关性,私家车数量随居住空间扩展而增长。

基于湖南农村时间序列数据的增量消费模型构建

在对西方经济学的消费函数数理分析基础上,从中国农村家庭消费的现实出发,构建了消费与储蓄双变量的家庭效用函数,并利用线性规划推导出描述家庭消费行为的增量消费模型。最后利用湖南省农村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与检验,最终含有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增量消费模型通过检验,印证了数理推导的正确。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激励机制研究--以家庭预期收益效用为视角

文章从"家"的视角出发,分析灵活就业人员家庭预期效用对参保缴费的影响。文章认为,参保者的风险规避心理、个人生命周期的不可预期、地方相关制度政策的差异、延迟退休后的效用损失是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家庭预期效用和影响缴费积极性的内在因素。文章依据这四大内在因素,设计出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激励的3种制度方案,并建立家庭预期效用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发现,参保的风险持续期和风险水平与缴费时间和缴费档次正相关,但现行的制度设计仍有激励性,且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而更加显著。现行的方案一参保的风险持续期长,风险水平高,应及时调整。部分地区实施的方案二虽然提高了预期效用但不符合养老保险发展规律。方案三既有相关的法律基础,又能够实现政府和家庭的双赢,是最佳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老龄化背景下生育政策、教育政策的协同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014年起,我国生育政策发生转折,逐步趋向宽松化。但增加生育会加重家庭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负担,导致家庭效用水平降低,因此“全面二孩”政策的成效并不显著。当前,进一步放松生育限制的“三胎政策”业已推出,但同时人们对生育政策失效的担忧也日益增长:单纯调整生育政策能否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维持经济增速?

60后婴儿潮退休背景下的养老和退休政策选择

本文采用动态规划的方法,考察了不同养老制度和退休方案对产出和效用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基于产出最大化目标,应实行即时延迟退休和家庭养老的制度组合。如果基于效用最大化目标,应实行不延迟退休和家庭养老的制度组合;考虑到家庭效用和社会产出的替代性,综合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短期应实行逐步延迟退休和积累制的养老制度组合,长期应实行即时延迟退休和积累制的养老制度组合;从长期来看,对于总产出,延迟退休的作用相对较大,对于人均效用,养老制度的作用较大。当然在要素使用效率不变情况下,随着人口世代更迭引致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养老负担的加大以及资本红利的消失,无论实行哪种养老和退休方案,都无法改变未来经济增速急剧下降的趋势。为此,在短期稳定经济形势的前提下,长期内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最优居民消费率的估算及变动机制分析

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动特征表现为长期波动下降。为判断居民消费率的运行情况，根据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估算出最优居民消费率。研究表明，1978-1990年，实际居民消费率与最优居民消费率基本吻合；1991～2000年，实际居民消费率平均低于最优居民消费率7．8个百分点；2001-2010年，实际居民消费率平均低于最优居民消费率18．3个百分点。对居民消费率偏低贡献率的分析表明，城镇居民消费率偏低是导致整体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通过考察预期收入、利率和效用函数改变对最优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分析了居民消费率的变动机制。

矿产资源地贫困理论机理及体制改革——基于税制与政策“双重扭曲”的视角

文章针对矿产资源利益分配机制问题对矿产资源地贫困现象进行了理论阐释。对"双重"扭曲下的矿产资源地贫困现象进行了机理分析。指出政府垄断力度的"倒U型"规律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转变政府职能、逐渐推行矿产资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对"双重"扭曲下的资源地收益转移问题进行了探讨,着重分五种情况对资源地税源偏离进行了分析。提出打破政府垄断惯性,逐渐提高市场化水平,并辅之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解决策略。最后,在体制改革建议中给出了优化矿产资源税制结构、推动矿产资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优化税收的层级配置及建立和完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体系的改革思路。

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效用函数分析法和制度分析法,从生育需求的个人决策,到家庭决策,再到传统、习俗影响下的社会决策,深入分析了生育决策的市场决定过程。继而将计划生育政策纳入上述分析思路,明确了市场与计划在生育行为选择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蕴含于其中的理论推论——一国经济和人口增长模式趋于和谐的阶段,国民福利随着强制性控制措施的淡化和市场力量潜移默化的增强而得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