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困境与法律纾解

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以性别中立为政策框架,在保护妇女权益的同时也关注对家庭其他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2016年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后,多个省市纷纷在该法基础上制定或修订相关法规,形成了以《反家庭暴力法》为核心的反家庭暴力法律体系。在近年来的家庭暴力预防、干预和制止责任履行的实践中,《反家庭暴力法》暴露出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未能更好适应现实的需要,强制报告制度与告诫书制度的操作规则不够明确以及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架构存在缺陷等方面。因此,在立法及适用上唯有承认当前社会中出现的新型家庭暴力,细化强制报告制度与告诫书制度的操作规则,并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体系,才能适应反家庭暴力的现实需求。

困境与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以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为视角

法律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离。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虽为社会控制的高级手段,亦不可脱离社会独自发挥作用,需与道德规范、社会价值观、文化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互为表里。从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多种实践价值,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固有思想观念,致使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缺乏精神动力,阻碍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顺利运行。应从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关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加强社会控制、培育和塑造现代公民等方面,借助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化解思想观念冲突,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困境,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在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实效。

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的实施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作为教育调解与行政处罚之间的过渡措施,旨在有效预防、制止家庭暴力升级,教育疏解双方当事人矛盾,避免婚姻家庭纠纷引发“民转刑”“刑转命”案件。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的实施难点在于执法弹性边界、文书性质界定、文书证据能力等方面重点问题。应当围绕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的整体流程,即家庭暴力全覆盖—规范接处警—公调对接—告诫警示—查访回访—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告诫后其他工作,探讨公安机关在告诫制度实施过程中所需的部门联动方案,明确告诫制度与上下游关联制度的关系,采用数字技术、数据对接的方式协同治理轻微家庭暴力。

人身安全保护令 向家庭暴力说“不”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创设的重要制度,也是该法的核心内容,不仅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设立了一道“隔离墙”,更能“敲山打虎”预防家庭暴力的再次发生。本案作为宝山区首例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案件,执行法院通过与区妇联协作。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适用困境与提升路径探究——基于对四川省反家庭暴力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调研情况的分析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反家庭暴力法》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该法的核心内容。其对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治理家庭暴力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在实践中仍存在实施细则落实不到位、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多部门联动协作存在问题等存在导致制度的实施不高效,针对这些问题,从制定地方性法规、健全工作机制、强化考核监督、抓好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执行力提升路径,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使《反家庭暴力法》充分发挥其作用。

家庭暴力案件证据认定司法实证研究——以西宁市为例

世界各国法律界历来高度重视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惩治,大多数国家都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来限制家庭暴力。2015年12月27日,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该法是中国预防家庭暴力领域的第一部法律,这是预防家庭暴力法律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填补了国内司法实践和理论上关于家庭暴力案件法律规定的空白,确立了预防和处理家庭暴力的一般性规定,为个人提供了保护。但是,该法存在执行难度大、实用性低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家庭暴力案件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证据、如何保全证据、如何出示证据等问题的相关规定还是不够。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以西宁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为切入点,探讨家庭暴力证据认定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孕期家庭暴力对出生结局的影响

目的 分析武汉市孕妇孕期家庭暴力的流行特征及对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为预防孕期家庭暴力及不良出生结局提供依据。方法 2013年4月—2014年3月在武汉市同济医院、硚口区妇幼保健院和东西湖区人民医院对前来进行孕期检查的806名孕妇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孕妇的一般特征、孕产史、家庭经济水平、妊娠并发症及不良出生结局的发生情况,并采用虐待评估筛选量表(AAS)调查家庭暴力,流行病学调查用抑郁量表(CES-D)来评估抑郁症状。分娩后收集出生结局。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分析家庭暴力与不良出生结局的关系。结果 家庭暴力流行率为18.3%(146/797)。丈夫性格,妊娠并发症,抑郁症及家庭暴力均可增加不良出生结局发生的风险(P<0.05),影响系数分别为0.107,0.084,0.095和0.099。结论 丈夫性格外向、降低孕期家庭暴力、抑郁症和妊娠并发症的发生可有效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基层治理家庭暴力的实践与完善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家庭暴力模式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源头上化解家庭暴力,要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加强家庭文明建设,不断健全完善各项反家暴工作机制。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家暴存在责任部门落实责任的制度建设不足、家庭暴力的处置和调解不清、强制报告执行不力等问题,相关部门需建立《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长效机制、明确处置措施和调解适用的标准、强化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完善社会工作者介人机制,以期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家庭暴力能力。

家价值视域下家庭暴力的刑法规制

刑法应当引领新型家庭秩序的重构,以构建现代文明下的家价值,即内涵着平等、彼此尊重、身心完整等基本权利的家价值。家庭成员间具有特殊的保护义务,亦即家庭成员间应当互负比一般人更高的社会连带义务。虐待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家庭成员间特殊的人身权利。家庭精神暴力可能构成虐待罪或故意伤害罪。在相同情节下,虐待罪的结果加重犯应承担比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过失致人重伤罪更重的责任刑。在虐待罪以外的家庭成员间的人身伤害犯罪中,由于其行为具有额外的法益侵害性而存在升高的、独特的不法内涵,故应当加重其责任刑。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是一个独立的量刑要素,应当在家庭暴力的量刑中予以体现。

“检察+妇联”:检察职能下协作防治家庭暴力机制研究

“法不入家门”已成为历史,如今的家庭暴力成为整个社会性问题。但我国尚未建立起常态化统筹性的反家庭暴力救济机制。因此在防治家庭暴力的实践中,要面对取证难、信息通报难、社会支持体系协作难等多方问题,单靠任何一个单位或组织来解决因家庭暴力而滋生的一系列问题明显不切实际。新《妇女权益保护法》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职能纳入到维护妇女权益的范畴,这也为检察机关联合妇联等多元化职能部门建立协作机制提供了新的方向,以F市为地域性分析实例,从大数据平台建设、恢复性司法保护、反家庭暴力联防联治工作和救助干预等层面,打破现有职能部门间的壁垒,形成保障家庭成员权益的长效机制。

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司法认定的实证研究

家庭暴力并未因社会进步而销声匿迹,我国涉家暴离婚案件呈增长之势。以实证研究为方法,对我国基层人民法院涉家暴离婚案件民事判决书中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进行分析,发现实务中家庭暴力的司法认定存在家庭暴力类型范围界定狭窄、家庭暴力行为认定标准过高、家暴事实证明标准过于严苛等问题。基于此,应从明晰家庭暴力行为的概念、构建多元化家庭暴力认定标准和优化家庭暴力证据认定规则等方面予以完善。

人工智能时代澳大利亚家庭暴力法面临的挑战和改革探究

家庭暴力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发生频率高,会对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心理和身体伤害。虽然各级法院和其他有关组织正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防范和处理家庭暴力,但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因此受害人在向法院申请救济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在解决家庭纠纷、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分析人工智能时代澳大利亚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案件,关注女性受害者和儿童方面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旨在帮助受害者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减少家庭暴力造成的伤害。

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犯罪的问题研究--基于101份案例文书的分析

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家庭暴力犯罪是基于共同生活产生的家庭成员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暴力行为。此类犯罪在犯罪人与被害人间关系、犯罪行为与犯罪原因方面存在特殊性。犯罪人因不良教育模式和落后文化形成的施暴习惯,家庭环境下较低的犯罪成本以及亲子教育矛盾的刺激对行为的催化,以及未成年被害人的弱势地位和免罚因素都对犯罪发生起到了推动作用。从犯罪学三级预防体系出发,风险评估、及时救助和多主体干预对犯罪预防和被害人保护都有所助益。

数字检察建设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初探——以基层遭受家庭暴力妇女群体为视角

本文试以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检察院在推进“建立4+N机制守护妇女权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品牌中所构建的“妇女遭受家庭暴力”法律监督模型为例,论证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构建经验、难题及建议。随着数字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进,数字检察建设成为走好检察现代化建设之路的必答题。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整合数据资源、分析类案数据、实现类案监督是数字检察建设的重要环节。本文试以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渭城区院)在推进“建立4+N机制守护妇女权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品牌中所构建的“妇女遭受家庭暴力”法律监督模型为例,论证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构建经验、难题及建议。

谨防隐蔽的“新型家庭暴力”打击孩子的一生

你是否听过类似的话:“妈妈为你连工作都放弃了,你竟然只考了这样的分数,太令妈妈失望了!”“爸妈天天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给你了,你得对得起我们才行。”事实上,这样的“苦情教育”,反映出一种有害的互动模式——情感勒索。情感勒索,描述的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行为。

反家庭暴力相关立法及其实践研究

家庭暴力事件的数量虽有下降,但仍基数庞大。虐待罪的自诉性质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打击了受暴者的诉讼积极性。家庭成员理应对彼此负有更高的义务,不应因家庭关系减轻对家暴者的处罚。在近似伤害程度下,其量刑应基本等同于故意伤害罪,或在后果严重时直接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同居关系能否被纳入“家庭”这一底层概念关乎家庭暴力相关法的规制面,而未违法的同居关系仍因未合法化而无法受到保护。应注意隐私权的相对让渡,关注家暴事件中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妇女社会工作视角下反家庭暴力服务的相关研究

家庭暴力通常分为身体暴力、言语暴力、经济控制、性暴力。受害者多为已婚女性,社会工作者作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角色,通过相关服务有效介入能够有效帮助家暴受害者解救危难。现实中,由于反家庭暴力相关的法律条文及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司法实践无法完全落实,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及对社会工作专业相关人才及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一些受害者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也未能给社会工作者提供一个良好的服务环境,这就使社会工作者在服务的过程中会面临专业伦理守则和人情世故的冲突,从而介入变得更加困难,有鉴于此,兼顾服务对象的权益保障和专业伦理守则是社会工作服务的重中之重。

反家庭暴力法施行8年间,受家暴女性如何被“看见”

2009年,在北京,董珊在经历了一场被丈夫“哪儿都踢,哪儿都打”的家暴后,于2个月后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董珊曾经8次报警,也曾提起过离婚诉讼,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施暴者也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半。一时间,舆论哗然。2023年,山东省青岛市中级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一女子在40余年里忍受着丈夫酗酒家暴的行为。在一次被殴打后,万念俱灰的女子在丈夫睡着后通过多次击打等方式致其死亡。法院认为,丈夫对引发该案有重大过错,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女子有期徒刑四年。

论家庭暴力中正当防卫行为的司法认定

家庭暴力危害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在家庭暴力中适用正当防卫,是刑法保护法益、保障人权立法精神的应然之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社会故意犯罪的特殊性,使得正当防卫在司法认定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从而造成受虐妇女儿童的二次伤害。因此,需要尽快结合具体实践,解决目前家庭暴力中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障碍。具体而言应当适当放缓正当防卫时间条件、合理放宽正当防卫限度条件以及积极完善家庭暴力证据的获取,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借鉴“受虐妇女综合征”理论进行正当防卫行为认定,为家庭暴力正当防卫的适用提供更详尽的法律支撑与保障。

社工介入未成年人家庭暴力防治的路径探索

家庭暴力作为社会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为有效防治家庭暴力,社会各群体一直探索各种应对措施。但目前社会上提起家庭暴力,常聚焦于婚姻暴力,以妇女作为主要的保护对象,而忽视了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现状,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受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会将错误缘由归结与自身,常不会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因此未成年的家庭暴力更具有隐蔽性与长期性。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家庭暴力,可以从社区、学校、社会三个层面进行把控防治,使其隐蔽特性缩小化,将未成年家庭暴力防治效果扩大化,进而帮助建立针对未成年家庭暴力救助的有效措施,为受害者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和服务,有效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并为受害者重建自信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