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对摩梭女性的家庭权力影响研究--基于泸沽湖地区落水下村和开基村的对比分析

摩梭母系家庭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上普遍盛行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父系或父权制家庭的文化模式。本文以云南泸沽湖地区发展旅游多年的落水下村和尚未开发旅游的开基村为案例地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旅游发展对摩梭女性的家庭权力影响。研究发现:摩梭母系家庭权力由老年女性向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女性转移;摩梭女性的家庭权力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旅游发展后摩梭女性家庭权力的变迁是资源理论和文化规范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父权制社会普遍适用的社会交换理论则不能为本案例提供基本解释。

教育背景对农村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和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以荆门市某村为样本的典型调查为例

本文根据文献研究构建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特征、妇女家庭权力束、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等三个构面。分析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客观)和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主观)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程度。通过对荆门市某村典型调查,主要研究结论:教育背景对农村妇女家庭权力结构和妇女家庭地位意度有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分工权力普遍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生育权直接影响妇女受尊重的满意度。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与妇女家庭满意度有明显间接影响。

亲属支持对农村女性家庭权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GSS 2006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6)的问卷数据,考察了亲属经济支持对农村已婚女性的家庭权力影响,重点探求了姻亲经济支持和宗亲经济支持的作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姻亲的长期经济支持和宗亲的近期经济支持对女性家庭权力存在显著的影响。姻亲的长期经济支持越多,女性的家庭权力越大;宗亲的近期经济支持越多,女性的家庭权力越小。除此以外,女性的家庭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姻亲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姻亲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女性的家庭权力越大。

年轻夫妇“两头走”——乡村家庭权力结构变迁的新现象

近年来,年轻夫妇"两头走"这一新型家庭居住模式逐渐在鄂西农村变得普遍起来。通过实地调查着重分析了这种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居住模式重塑的微观家庭权力结构,进而探讨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迁。不同于传统从父居模式下的以男方父代家庭与年轻夫妇为主、女方父代家庭较为次要的主次型家庭权力结构,两头走的婚居模式形塑的家庭权力结构为男女双方父代家庭与年轻夫妇的三角平等结构。这对我们认识当下的代际关系与养老、年轻人的独立等问题有着现实意义。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农村女性家庭权力研究

从日常生活角度来看,农村女性的家庭权力总体上得到了提升,但仍然存在局限性。从性别间来看,表现为父权制与父权文化的延续,这种延续既有显性表征又存在隐性影响。从性别内部看,农村女性的家庭权力状况由于受到农村社会分层的影响而产生阶层差异。因而我们应当关注限制农村女性家庭权力充分实现的多重因素。现阶段的乡村治理应注意性别盲视问题,需将性别问题纳入决策过程,实现性别主流化,为女性提供更多参与发展的机会,提升农村女性地位,进一步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公平性。

并家婚姻下的家庭权力变迁与家庭关系理性化——以苏南农村并家现象为例

研究旨在从双系父权的视角分析并家婚姻的实践形态及其产生的家庭权力变迁和家庭关系理性化。通过对苏南农村并家婚姻现象的经验调查和分析发现,并家实现了家庭资源的双向输入,成为支持子代家庭完成城市化和家庭再生产任务的重要保障。但并家婚姻中单向度的财产继承、姓氏继替以及双方父母对家庭完整情感满足的诉求,都形塑出双系父权结构。夫妻关系权责清晰、代际之间清晰化的财产分配规则和姓氏继替的边界明确,导致并家所形成的家庭关系理性化。在纵向代际关系上,并家使得父代权力介入到子代家庭的各个层面,造成子代对父代的依附性强、独立性弱。这不仅会消解子代的发展动力,还造成核心小家庭关系更加脆弱和不稳定。

城市青年“妈宝男”家庭权力关系——基于15个离婚案例的考察

区别于以往人格心理学的视角,本文从权力关系的视角,对两地基层法院中的15起“妈宝男”离婚案件进行回溯性访谈与田野观察,重新审视了城市青年“妈宝男”婚姻破裂的机制。“妈宝男”作为联结夫妻轴和亲子轴的中心点,面临着夫妻、代际关系在资源、规范和行为层面的冲突。在资源层面,子代夫妻资源相对平等;亲代与子代“妈宝男”实现资源的向下传递与权力让渡。在规范层面,子代夫妻在性别观念和规范上的认知不相匹配;“妈宝男”则对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控制与依赖关系持认同或反感态度。在行为层面,“妈宝男”丈夫多采取主动认可或被动接受的策略;而妻子则进行建构新家庭空间的柔性抗争。对“妈宝男”离婚机制的研究或可深化对新家庭主义与中国城市家庭权力关系的理解。

父母与公婆之间的权衡:农村女性家庭权力与养老资源的分配

本文尝试探讨身具“儿媳-女儿”双重身份的农村已婚女性在家庭养老资源分配过程中,如何在公婆与父母之间进行权衡。通过对山东省莒南县868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公婆与父母所获得的养老支持存在显著性差异,女性更倾向于将家庭养老资源给予自己父母而非公婆。家庭资源的多寡对女性承担公婆与父母的赡养义务均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且家庭资源对家庭养老支持的正向影响受女性家庭权力的调节,女性家庭权力正向调节家庭资源与父母养老支持之间的影响关系,负向调节家庭资源与公婆养老支持之间的影响关系。女性家庭权力的提高,会提升父母的养老质量,但也可能造成公婆养老质量的下降。

女性家庭权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夫妻相对资源的视角

家庭权力的性别分布是性别平等状况的一个重要表征。女性的家庭权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夫妻相对资源是影响女性家庭权力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湖南省数据的分析,发现夫妻相对受教育程度、夫妻相对收入和夫妻相对职业阶层等相对资源因素对女性家庭权力的不同方面均有着显著的影响。

妇女当家会强化低生育水平吗?——一项关于家庭权力与生育决策的实证研究

妇女地位的提升对降低生育率有着重要作用。在低生育水平的湖北宜昌农村地区,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权力在生育决策中产生重要影响,男性的生育观念更为传统,男性主导家庭权力可以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而女性拥有越来越自主的生育决策权力以及更理性的、以核心家庭幸福为准则的生育观,但在这部分地区,没有证据显示妇女当家会直接降低生育率。因此,在妇女家庭权力日渐提升的趋势下,为防范极低生育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为妇女生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环境尤为重要。

打工嫂的乡城流动与家庭权力关系的变迁

女性已成为我国乡城流动的重要力量,但以往对流动女性的研究要么集中于打工妹,要么把已婚女性当作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流动的跟随者,忽视了独自流动的已婚女性(打工嫂)群体。本研究以独自流动的打工嫂为对象,了解单独流动带来的家庭权力关系变化。通过对20个单独到北京务工的打工嫂的访谈,本研究发现,一方面,外出打工确实给打工嫂的家庭权力带来诸多变化,具体表现为个人意识和性别意识的提升、自主权的增加、来自丈夫控制的减弱、对家庭资源控制力的增强,以及家务负担的暂时减轻;另一方面,外出打工并未增强打工嫂对丈夫的约束力,也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家庭的资源分配格局。总体而言,打工嫂与丈夫的家庭权力博弈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我得他未失”的非零和博弈:在一些非对抗性权力上,打工嫂的权力有较大增加;在对抗性权力上,打工嫂的权力是否改变取决于丈夫是否合作,当与丈夫直接抗争时,打工嫂的权力增加是微弱的。

旅游与非旅游村落苗族女性家庭权力比较研究

旅游发展对女性家庭权力具有深刻影响,通过对旅游与非旅游苗族村落的考察发现:旅游提升了女性的家庭权力,拓展了女性获得家庭权力的路径。相较而言,旅游村落中参与旅游活动的女性获得的家庭权力是一种自致性的家庭权力,较稳定;非旅游村落中女性获得的家庭权力更多是丈夫让渡的他致性家庭权力,不稳定,且易失去。

家庭经营策略下的农村年轻女性家庭权力与角色嬗变

在发展导向的家庭行为中,农村年轻女性婚后主动作出角色转变与行为调适,选择回归家庭。不同于已有社会参与视角中的年轻女性地位建构研究与家庭结构视角中的年轻女性角色嵌入性研究,年轻女性耦合进家庭结构是一种以经营家庭为目的的行为策略。年轻女性回归家庭行为,是以牺牲个人发展机会与个体社会角色为代价,获得家庭结构的完整与家庭发展的活力,同时,也为年轻女性赢得家庭角色和家庭权力,过着无压力的生活。然而,年轻女性的耦合性家庭参与是当下婚配市场、村庄结构与农业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现代家庭中个体与家庭的关系转变。

代际交换下家庭权力关系重构——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姻模式的田野调查

代际交换不仅是代与代之间的日常互动,而且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苏南并家婚姻是一种“并而不合”的双系婚姻模式,在此婚姻模式下形成多种互动关系。父代在单系家庭内部通过代际交换的方式将资源让渡给单系子代,以获得子代家庭的参与权。双系父代家庭之间围绕子代家庭展开竞争与合作,在互动中建构出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在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作用下,形成子代夫妻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新型家庭权力关系虽然能够相互制衡产生稳定性,但是代际交换一旦过于频繁,代际关系过于紧密,便会对子代核心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并家模式下的家庭权力重构及其实践逻辑——基于苏南农村的并家经验考察

苏南地区的并家对传统父权制结构造成冲击的同时,也重塑了新的家庭权力结构,并直接影响子代小家庭的发展。并家作为一种双系婚姻策略,以满足父代纵向情感需求为导向,客观上形塑了新的父权形态。“新父权”遵循“情感—资源—权力”的实践逻辑,本质上是父代参与子家庭事务的权力,具有隐匿性和不稳定性、权力相对性等特点。“新父权”客观上破坏了小家庭的边界,对小家庭造成挤压,但其权力实践因小家庭自主性强弱而呈现出不同形态。

从媒介情境论看微信群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影响

微信家庭群的出现模糊了家庭成员原本的身份地位,家庭后台的暴露,使家庭中长辈的话语权威逐渐消解,新的话语权掌控者逐渐转变为家庭中能够熟练掌握运用技术的晚辈。沟通的平等化,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家庭关系的泛娱乐化,传统现实仪式的消失,传统的家庭习俗也受到了冲击。

乡土社会中家庭权力的转移--费孝通《生育制度》再探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家庭结构的变化,本文以费孝通《生育制度》中关于家庭、父母权力、世代隔阂为着眼点,以一个家庭的发展过程为时间轴,尝试分析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权力的转移。在家庭建立的初期,亲代权力在家庭中占主导,支配着社会资源;当家庭发展到中期时,亲代权力开始让渡给子代,家庭权力分布在不同的家庭成员手中;而当家庭发展到后期时,子代权力在家庭中占主导,并支配着社会资源。

家庭权力代际分配及其位移轨迹变动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生育决策机制调查”相关数据,结合个案访谈资料,对中国家庭代际权力分配及其位移轨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家庭权力代际位移轨迹在纵向下移过程中出现了回升的势头。20世纪90年代以来,亲权型家庭的占比有所增加,子权型家庭的占比略微下降,家庭权力的代际位移轨迹发生了变化。家庭权力在水平方向上出现了性别均衡化趋势,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在家庭中更有实权的比例保持在40%左右。代际支持对家庭权力的代际分配具有显著影响,夫妻双方父母分担子代家庭的家务劳动、帮忙子代照顾孩子以及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不仅可以提升亲代的家庭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提升其子女的家庭地位,代际支持对家庭权力的影响具有代际叠加效应。

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权力提升及其悖论

家庭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与家庭养老实践之间存在因果定律,反之则较少谈及。以家庭政治为出发点,从“养老—夺权”的逆向倒逼视角探究农村青年女性养老实践与家庭权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现代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呈现一种以“养”为中介的权力交换,青年女性主动承担的养老责任、积极的养老意愿以及亲代强烈的养老期待是致使老年个体权力转让及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隐形推力,从而易使老年人陷入行为困境中。而对于养老期待较弱的老年个体,在女儿依赖及经济资本的加持下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崛起的老年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家庭养老与女性家庭权力之间实则存在双向建构的作用关系,隐藏在其中的逻辑过程是引发现有养老状况不一的重要因素。

女性家庭权力、夫妻关系与家庭代际资源分配

通过对CGSS2006家庭卷数据的分析,本文考察了女性家庭权力及夫妻关系对家庭代际资源分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权力机制在家庭资源代际分配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子代家庭中妻子权力越大,子代家庭对父系家长的经济支持越少。同时移情机制也影响着家庭资源代际分配,夫妻感情越好的子代家庭对父系家长和母系家长的经济支持都会越多。夫妻感情除了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支持外,还会对家庭权力的作用产生调节作用:夫妻关系越好,妻子的家庭权力对父系代际支持的反向作用则越小。母系代际支持作为一种新兴的趋势,其作用机制显然更为复杂,需要更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