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家庭治理:模式、问题与重构

当前留守儿童家庭治理的基本模式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整合”“缺乏支持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与心理认同”“缺乏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缺乏支持层次上的深度介入”等。为此,有必要完成治理机制、治理模式和治理策略的全面创新:在治理机制创新上,要突破以往的要素驱动、资源驱动和配置驱动,走向协同驱动;在治理模式创新上,要突破以往单一线性治理模式的弊端,走向多元复合型生态治理模式;在治理策略创新上,要在治理形式上由“线性支持”转向“协同支持”、治理层次上由“浅表化支持”转向“介入性支持”、治理内容上由“知识本位”转向“人格建构”、治理评价上由“一维单向”转向“多维立体”。

家庭治理: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

推进社会治理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治理也成为推进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和重要基石。应该看到,我国有着优良的家庭治理传统,但如何看待这些历史传统并将其实现现代转化,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治理,这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建设也对家庭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现代家庭问题丛生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阻滞因素。为此,要推进社会治理,就需要从顶层设计、以人为本、内生动力和舆论宣传等方面来完善家庭治理。

家庭治理視域下秦始皇褒獎“巴寡婦清”原因新探——基於嶽麓秦簡一條令文的考察

《史記·貨殖列傳》所載秦始皇褒獎“巴寡婦清”的原因學界争論紛紜。當前存在的“尊富重商”“供應丹砂”“籠絡安撫”諸説均缺乏必要理據,難以成立。“改易風俗説”雖符合史實亦有一定道理,但仍未觸及問題本質。結合嶽麓秦簡新材料來看,秦始皇褒獎“巴寡婦清”可能與秦代推行家庭治理政策有關,道德旌表作爲配合法律頒行的手段,將“巴寡婦清”列爲典型予以表彰,向巴蜀地區,乃至全國倡導、推行秦家庭治理方針,保持個體小家庭的完整,保證秦徭役徵發和賦税徵收,維護社會秩序安定纔是其褒獎“巴寡婦清”的深層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家庭教育治理的三重维度、实施成效与新征程

家庭作为个人与国家的连接点,其教育质量理应得到重视与关注。将家庭教育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是对教育现代化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积极回应,能够推动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有效激发家庭教育治理内生动力回应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发展诉求,需要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家庭教育治理举措,以家庭教育治理相关政策为切入点,梳理其蕴含的目标、主体、工具三重维度以及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实施成效,回应及深化“准确理解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定位、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积极提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内生能力、有效回应家庭教育内容多样性需求”的发展问题,实现稳定、公平、高效的“教育善治”,以推动家庭教育治理迈向新征程。

规训与治理:家庭教育的司法规制探析

《家庭教育促进法》将我国的家庭教育纳入法治化体系,为司法机关规制家庭教育提供了主动作为的依据。司法机关规制家庭教育是秉持最有利于未成人原则、履行国家积极义务和推进诉源治理的必然要求。当前司法机关规制家庭教育存在司法公权力与家庭教育私权利的界限不明、司法机关规制家庭教育的机制缺失、司法机关规制家庭教育实效不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权与父母家庭教育权的界限,完善司法规制的程序和细则,提升司法机关规制家庭教育的实效。

家庭增能下的政府福利治理能力:意涵、体系及塑造

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家庭的主体性福利参与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家庭自我福利发展的功能存在弱化趋势,亟待功能上的增进。创新政府的家庭福利治理成为实现家庭有效增能的重要选择。家庭福利治理能力具有一般治理能力的共性,同时也具有特定的意涵、价值与特性。从能力体系的构成来看,家庭增能下的政府福利治理能力包括福利新价值嵌入能力、精细规则的建构实践能力、家庭风险的协同化解能力、家庭潜能激活与运用能力、福利提供形式的创新能力等。基于客观需求,塑造政府的家庭福利治理能力需要借鉴已有理论和实践经验,并从价值支持、策略选择和制度保障三个方面系统进行。其中,价值支持能够为政府的家庭福利治理能力体系塑造提供有效的观念基础和目标指引;策略选择注重从福利过程、形态、治理角色等方面塑造家庭福利治理能力体系;制度保障则可以从专门的立法制度和契约化福利制度方面维护福利治理体系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

全纳教育理念下美国学习障碍学生家庭作业治理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针对学习障碍学生的家庭作业治理采取了4项举措:“五位一体”的家庭作业管理布局;“四个适应”的家庭作业布置规划;“左右开弓”的家庭作业管理能力意识培养;“内外兼修”的家庭作业支持协作角色养成。探讨美国学习障碍学生家庭作业治理举措,对我国特殊儿童作业有如下启示:提供“有形之手”,建立健全学习障碍学生家庭作业治理体系;走出“认知误区”,重新审视学习障碍学生家庭作业规划布置;推动“以点带面”,侧重培养学习障碍学生家庭作业能力与意识;促成“双向奔赴”,适切引导学习障碍学生家长正向参与。

中国家庭模式变迁:形态、构成与经验

沿着趋势分析、阶段划分和立足于质性研究基础上的批判性思考等路径,当前中国家庭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系统梳理中国家庭模式变迁的形态、总结其中经验,对于推进当代中国家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结构—功能”视角下,中国家庭模式沿着“社会—家庭—个体”的主线,呈现出由封建帝制时期传统伦理型大家庭、到集体经济时期谋生型核心家庭、再到市场化时期讲求代际功能调适的直系家庭的演变形态。这一变迁起源于生存及秩序建构需求,受国家与社会的互嵌互动驱动,并在传统家庭价值伦理淡化而新的价值规范尚未产生的背景下呈现出表征与内核“二元断裂”的特点。以直系家庭的回归为起点,实现“国家—家庭—个体”相对独立与黏合,以平衡个体有限自由、家庭“本体性”价值和国家经济建设需求,关键在于推进“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事涉家庭政策的系统性改革。

家庭治理在基层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发挥路径

家庭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应充分发挥家庭治理的重要作用,如在隔离防治中的作用,家庭成员要自觉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注重家庭教育,推进疫情防控期间的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相关部门在制定和执行防疫政策时,要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出发,更加重视家庭因素,做到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家庭教育促进法》:开启家庭教育治理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规范家长、政府、学校以及社会各部门在家庭教育中的职责及各自之间的关系,为家庭教育依法治理提供了价值引领和制度框架。该法实施背景下,建议采取以行政力量为主要推动力量,以社会力量为重要辅助力量,并适度发展市场力量的综合治理策略,推动家庭教育治理迈上新台阶。

论先秦儒家的家庭观

先秦儒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家庭观念 ,涵盖家庭生活、家庭人伦、家庭道德、家庭治理、家庭价值等方面。先秦儒家的家庭观 ,成为儒家社会道德实践、政治实践和社会教化的理论基石和起点 ,“家国同构”

家庭地位法律重构的依据和意义

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是特定社会主流价值孕育滋长、代际传导的重要载体,更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在东西方文明中,"家文化"无一例外都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现象;不仅如此,"家观念"还型塑了中国社会的本土文化基因。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尤其是夹杂其中的西方主流价值的涌入,个体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和法治体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当然,中国传统"家文化"及制度需求也仍然顽强并持续地以边缘化的姿态坚守着自己的领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处理好传统中国家庭本位文化与现代中国个体本位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牵涉到中国特色法治的未来走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命运。文章认为,我们应该立足中华文明传统、直面家庭现代发展与现实治理难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下,从完善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正视家庭社会功能的一体性和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性,在特色法治体系中对中国家庭地位进行法律重构,促进家庭发展和成员权益实现的兼容,并最终解决由家庭治理法治化欠缺所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

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与影子教育选择——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分析视角

影子教育市场的形成源自家庭教育需求,这一需求不仅受制于多重“硬性”的家庭资本,还受控于“软性”的家庭文化价值观。家庭文化价值观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中得以建构和传递,并且深刻影响着家庭对影子教育的选择。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借助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了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权力距离越大,意味着公平感越强,家庭越希望通过加大影子教育投入,以自身努力改变现状;家庭不确定性规避越低,意味着家庭越偏好风险,家庭期望增加影子教育支出获得“高风险”带来的“高回报”;家庭集体主义感越强,其从众心理越强,对影子教育的需求也越大;家庭短期导向越强,意味着越看重当下,影子教育的高效和补充特性恰恰迎合了家庭所需。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影子教育投入是否具有特殊性,研究发现相较“投己”,家庭文化价值观更倾向于“投子”;相较“择校”,其更倾向于“择教”。本文还考察了影子教育类型是否存在差异性,研究发现“学科类”和“艺体类”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作用下呈现较大反差。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面对家庭微观教育决策失灵,需引入家庭“元治理”,通过“外部影响”和“自身建设”,不断调和家庭文化价值观,从而做到理性选择影子教育。

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现状、权变与创新——“中小企业公司治理”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既具有一般企业公司治理的共性,亦具有其特殊性。本次研讨会在总结揭示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就其改善路径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建议,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

“优良家风”入法:当代价值及实践进路

优良家风是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能够引导家庭成员在文明、健康、和谐、向上、从善的氛围中发展的精神风貌、行为习惯、文化传统、道德风尚的总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是对现代社会现实需求的回应,具有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彰显优良家风的法律保障、夯实家庭治理的德治力量等重要时代价值。树立优良家风的理念不仅要植根于社会民众心中,更要在法律制定、法律实施和法律遵守三个层面予以践行,以优良家风作为其方向指引、考量因素和重要教化手段。

空心化、“三土资本”与乡村振兴

农村"空心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起点、重点难点和切入点。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然而农村"空心化"导致农村家庭的虚化和乡村的衰退。通过整合本土精英、本土劳动力与本土资金(三土资本),引导外出打工者就地就近就业,恢复家庭的养老、教育功能,完善家庭治理,恢复家庭治理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功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乡村衰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地方妇联与社会组织联动治理的嵌合机制探索——基于对上海市P区“家中心”项目的实证考察

在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妇联组织与社会组织的有效联动成为深化改革、构筑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创新,探究“妇社联动”在实践中的合作机制成为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借助嵌合理论,对上海市P区妇联“家中心”项目实践中的“妇社联动”逻辑进行考察,试图揭示妇联与社会组织联动治理的嵌合机理。研究发现,上海市P区妇联在以项目化运作来联动社会组织协同推进家庭建设中,形成了以群众性需求为核心导向的项目筛选机制、党建引领多方联动的项目运行机制、全过程项目陪伴赋能机制、制度创新驱动的项目长效机制等多维嵌合实践机理,初步实现了对家庭主体性与社会性的激活、对妇联再组织化逻辑的重塑、对妇社联动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进而为探究家庭治理创新、组织化机制转向、群团组织深化改革等贡献了本土智慧。

简牍所见秦代的寡妇家庭及其治理模式探论

秦时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寡妇群体和家庭,该现象的成因除了战争外,还与沉重的徭役、律令习俗对贞节观念的倡导及官府对寡妇改嫁行为的限制等因素有关。该群体的存在致使当时社会中出现寡妇更嫁、立户、家庭财产分割等社会问题,秦政府通过律令强制力与旌表、优抚等手段对寡妇群体及其家庭问题予以调控,基层社会互助亦是与官府相配合协同治理的方式之一,显示出秦地方社会治理“法治为主”“综合为治”的特点。

他为何杀死妻子和儿女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可他不仅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还极其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大的女儿叫"欢欢",小的男孩叫"帅帅";大的仅仅两岁,小的刚刚一岁……这一案件太稀奇了!他叫李庆府,年仅28岁,延津县小店乡王连屯村人,上有一双年过六旬的父母,老实本分,下有一个有病的弟弟。唯有这李庆府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他虽没有文化,却跟父亲学得一手木工好手艺,把个小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支部书记的妻子看他平时不爱说话,做起活来却有板有眼,特地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了他。这就是他的妻子,年仅27岁的王秀亭。妻子的性格与丈夫截然相反,李庆府孤僻内向,少言寡语,不入人群,不随人流,成天不说一句话;王秀亭开朗大方,爱说爱笑,善与人言,善于人交,哪里有她哪里就有朗朗笑声。

中国文化经典诵读篇章注译选编

[题解]《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主要是讲“修身”的途径和目的。“经文”大概是孔子的言论,由他的门生曾参(公元前505——426年 字子舆,又称曾子)口述;“传文”则是曾参的见解,由他的学生记录下来。朱熹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者”,是“初学入德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