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家庭治疗师对系统家庭治疗应用的评价

目的:比较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德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应用的特点和屏障,为系统家庭治疗在国内的推广和本土化提供客观依据。方法:选取82名中国和76名德国系统家庭治疗师,使用自编系统家庭治疗临床应用情况调查表来调查专业和工作背景、临床工作情况、心理治疗培训情况、系统家庭治疗推广情况及应用系统家庭治疗的体会和评价,以频数统计、内容编码等方式分析数据并作比较。结果:中国治疗师中具有医学背景者占77%,而德国治疗师具有心理学、教育学或社会工作背景者占76%。德国治疗师接受督导者多于中国治疗师(76%vs.38%,P<0.01)。德国治疗师评价系统家庭治疗在工作中的推广程度(中位数=4.0)高于中国治疗师(中位数=3.0,P<0.05);德国治疗师评价系统思维对其日常"工作的帮助(中位数=6.0)高于中国治疗师(中位数=5.0,P<0.01)。中德治疗师最常见的培训动机是工作需要"(n=41、61);中德治疗师共同评价临床应用最突出难点是治疗技术和方法本身的复杂性(n=67、65)、而中国治疗师提到的另一常见难点是咨客不合作(n=50);系统家庭治疗对两国治疗师个人生活的影响归为8个主类别,中德治疗师最常见的影响是"对问题和关系有了新的看法"(n=28、25),中国治疗师另一个突出影响是"接纳多样性"(n=25),而德国治疗师是"以资源取向和欣赏的态度看待人和事"(n=22)。结论:两国治疗师的临床应用体会体现出了文化差异,在治疗中应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家庭治疗师签约”服务模式应用于脑卒中偏瘫患者家庭康复效果的研究

目的:探讨“家庭治疗师签约”服务模式应用于脑卒中偏瘫患者家庭康复指导,对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将60例后期无康复打算的脑卒中出院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0例。2组均进行康复医学科常规出院宣教,并进行出院前Barthel指数(BI)、Fugl-Meyer运动功能量表(FMA)及脑卒中专门化生存质量量表(SS-QOL)的评定,对照组签订“家庭医生+家庭护士”服务;观察组签订“家庭医生+家庭治疗师”服务,观察组重点进行家庭环境改造和辅助器具的代偿和替代,侧重日常生活能力的应用;对照组侧重日常护理和防护指导。2组均上门家访1次/周;并电话或微信随访患者1~2次/周,提醒和督促患者自我康复训练。3个月后2组均进行第2次BI、FMA及SS-QOL评定。3个月后2组均不加干预,6个月后进行第3次BI、FMA及SS-QOL评定。结果:观察组出院时、出院3个月及出院6个月BI、FMA及SS-QOL评分变化趋势是先增加,后下降,除了BI评分出院6个月与出院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3个时间点的两两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出院时、出院3个月及出院6个月的BI、FMA及SS-QOL评分呈持续下降趋势,3个时间点的两两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出院3个月及出院6个月的BI、FMA及SS-QOL评分均显著性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家庭治疗师签约”服务能明显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ADL、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达到《国际功能、残疾与健康分类》(ICF)全面康复的要求,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结构式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是心理治疗的一种形式,其治疗对象不只是病者本人,而是通过在家庭成员内部促进谅解,增进彼此情感交流和相互关心,使每个家庭成员了解家庭中病态情感结构,以纠正其共有的心理病态,改善家庭功能,从而产生治疗性的影响,达到和睦相处,趋向正常发展的目的。

江苏省徐州市青年路小学教育集团 黄蕾

黄蕾,江苏省徐州市青年路小学教育集团心理健康教师,徐州市教育局心理健康兼职教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治疗师,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师,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徐州人民广播电台心理咨询顾问,徐州市首家儿童游戏治疗室、儿童艺术治疗室创始人。

代代相传的情绪病

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有助于解释人类的许多现象和行为。传统的解决家庭问题的观点偏重个人内在的心理现象,比如孩子不想上学、不好好写作业,传统观点就认为是孩子出了问题;而家庭系统理论偏重于家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心理疾病永远不是单独的个人的现象,家庭治疗师更倾向于认为是家庭生病了,个人的问题意味着家庭系统在某个地方出了状况。

不能沟通的夫妻

托尔斯泰曾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能够幸福是因为他们能够有效地互动,一起面对和处理压力性的事件,而另外一些家庭却似乎无法应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危机。一对夫妻因为孩子的情绪问题前来咨询。家庭治疗师问他们:“在这之前,你们是如何处理的?”

家庭教育的8个黄金法则

美国著名家庭治疗师萨提亚曾说过:“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很可能影响他的一生。”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位教育者,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将直接决定他们人生的高度。良好的教育方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孩子在成长路上少走弯路。今天给大家分享人民日报推荐的8条黄金教育法则,帮你培养出一个自律、自信、乐观的孩子。

使孩子感到自尊自爱的17种方法

强烈的自尊感可以激发孩子去学习、去爱、去创造的能力。自尊与生活中的欢乐和成功密切相关。但它出自何处呢?许多人认为,自尊是无法预测的,它是慈爱的父母精心照料而产生的下意识的副产品。有关个性理论和儿童发展研究的专家发现,某些方法在抚养被子的过程中将促成孩子的高自尊。"自尊就是孩子为自己感到骄傲",巴巴拉·伯杰博士,一位纽约的心理学家和儿童、青少年治疗专家说,"要想具有较强的自尊心,孩子必须感到自己即能讨人喜欢又有足够的能力。他必须深信自己的价值,能够应付自己和周围的问题。"这种认为自己可爱和有能力的感觉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孩子现在和将来生活的各个方面。

赶走女孩脑袋里的小怪兽

妈妈的一巴掌,将6岁女儿打出了幻觉。幻觉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她的脑子里住着一只小怪兽娇娇是一个6岁的女孩。她非常黏妈妈,就连妈妈上卫生间,她都站在门外等。两个月前的一天,妈妈上厕所的时间比较长,娇娇不停地拍门,哭闹着让妈妈出来。妈妈一气之下,打了她一巴掌。不久,娇娇就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不爱理人的状况,甚至出现了“幻觉”。

渴望爱却孤立丈夫的妻子

因为对丈夫极度失望,她开始缠着儿子,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无孔不入地控制他。而被孤立的丈夫,最后决定用离婚来拯救孩子……一失控,她就发疯咨询一开始,周立言就非常理智地说:"兰老师,我认为离婚是解决我和吴婧之间问题的最好办法。我感到棘手的是,不知道怎么对儿子说离婚的事。"吴婧不甘示弱:"离呗,我无所谓,反正儿子你带不走,他肯定跟我!"听见这句话,周立言生气了:"这就是我坚持要离婚的原因!

约翰·贝曼:不够亲密是中国夫妻最大的问题

在“家庭治疗之母”维基尼亚·萨提亚女士去世之前，有一个人一直跟随她学习家庭治疗．他们还在一起工作了8年，他就是国际萨提亚大师约翰·贝曼博士。著名萨提亚治疗师林文采、蔡敏莉都是他的学生。那么，在这位顶级萨提亚大师眼中，中国人的婚姻是什么样子？想拥有一个好婚姻，我们还需耍做哪些功课呢？

河南孕妇在医院被家暴致死之后

2016年春节过后,河南孕妇李红霞被家暴致死的新闻就刷爆了朋友圈。然而,时至今日她的尸体仍然没有入土为安,公婆双双人间蒸发。谁该为这场悲剧买单？谁能抚慰悲痛的逝者亲属？＂24岁,怀孕两个月,被家暴两年,2016年2月10日因丈夫殴打入院抢救,15天后被丈夫掐死在病房……＂新年过后,河南孕妇李红霞在医院被丈夫张亚洲家暴致死的新闻刷爆了朋友圈。截至发稿时,

要离婚,你想好了吗?

有调查显示,对于女性,如果她第二次离婚以后,只有30%的人选择第3次结婚。这说明多次离婚的结果将会使大多数女性独享余生,所以越来越多的心理专家开始深入、专门探讨婚姻危机的解决办法,并整理归纳出9点忠告。

孩子的病症,根源在父母

朋友家的儿子进入青春期后十分叛逆,喜怒无常,缺乏耐心,性格暴躁,顶撞父母,还闹过几回离家出走,这两口子整天为这件事愁眉不展。 他们让我帮着劝劝孩子,但作为熟悉这家人的旁观者,我十分清楚问题并不在孩子身上,而在他们自己身上。

小心绕行5大男人出轨事故多发区

"我只是愣在那里,整个人就像电脑死机一样,完全卡住了。我无法原谅他,他把我对婚姻、对男人的最后一丝希望都毁掉了。"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可每当谈起丈夫出轨这件事,爱琳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探索海面下的冰山

著名心理和家庭治疗师维吉尼亚·萨提亚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隐喻来形容一个人的自我：这就像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巨大冰山,能够被外界看到的行为表现或应对方式,只是露在水面上的很小一部分,大约只有八分之一,另外的八分之七藏在海面下。揭开冰山下的秘密,我们会看到生命中的渴望、期待,看到学生真正的那个自我。老师与学生在此基础上的沟通,才能触及学生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在此基础上的教育,才能四两拨千金,润物细无声。

15个小细节让性爱大变样

美国性学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15%的男性以及1/3的女性都缺乏经常进行性生活的欲望。其实,只要对日常生活习惯稍作改变,就能让性生活大变样。近日,美国《健康》杂志盘点了能提升性欲的15个生活小改变。1.每周安排一次约会。夫妻不能总是宅在家里,而应多在晚间走出家门,安排一个传统约会重温旧梦。夫妻间的约会无需隆重浪漫,只要一起去看电影或共进晚餐就可以重新带来第一次见面时的心动感觉。

美国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从何而来

在机构的支持下,我参与了＂中国社会服务管理人才高级研修班——走进美国＂项目,于今年3月底赴美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参访和学习。这次参访学习不仅让我拓展了视野,也让我收获了同行的友谊,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一些深刻的启发。参访结束后,我不禁思考：究竟是何种因素影响到我们常谈的社会工作的＂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