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法之剖析

《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之一,但它并没有彻底割断历史,而是在革命的基础上对历史和传统的继承和妥协,尤其是在婚姻家庭法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完全丧失了财产法领域以及债法领域中随处可见的自由、平等的革命精神。从传统的影响、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和拿破仑个人的影响三方面剖析了其产生的原因。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价值阐释与制度修为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颁布,实现了婚姻法、收养法的法典化回归,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彰显出婚姻家庭立法的连续性、适用性、系统性与科学性。关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解读,可阐释其回归制度本源、传承立法理念、展现核心价值、追求和谐稳定的价值内蕴;关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体系,可感受其逻辑理路与制度修为--结婚制度的完善、家庭关系的补益、离婚制度的优化、收养制度的补正;关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适用,可展现其规范功能、警示功能和伦理功能,进而实现法律规范的有机衔接、民事权益的融合保护、司法实践的难点应对、民众诉求的理性回应,为建设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奠定法制基础。

中外夫妻财产立法比较研究——兼论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夫妻财产立法

本文通过对中外夫妻财产立法的比较研究 ,找寻各国夫妻财产立法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 ,以为我国在民法法典化过程中 ,作为婚姻家庭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夫妻财产关系的制度化、系统化。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伦理、自治与强制

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家庭秩序与传统家国观念频受挑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弱者保护等原则,反映了立法者对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传统伦理与现代法理、家庭本位与个体自由、国家管制与家庭自治等理念的贯彻与平衡。家庭伦理与现代法理的共治旨在追求家庭共同体的完整和睦、家庭成员在情感与利益上的互利互助,以及个人尊严、自由与幸福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平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原则(第1041条第1款)以及强调家风建设等伦理道德理念,表明婚姻家庭编兼顾维护家庭团体属性与保障成员个人自由的立法思路;婚姻家庭编基本原则所包含的实质正义理念,为法官对有关身份关系协议进行形式控制与法律审查提供了价值指引,有利于妥当平衡家庭法领域个人的自治权与弱者获得实质公平保护之间的冲突。

家庭法律化:民法典编纂中婚姻家庭编的重大使命——基于中国家庭法百年来变革的反思

中国家庭法百年来的变革经受了三次大的冲击:1915—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前后对家的彻底批判;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对家的残酷戕害;2003—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三),尤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经济理性对家的全面侵入。在这三次大的冲击中,家庭法无一例外都表现出"去家庭化"的倾向。它深刻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社会个体自由理念与家价值、家原则、家哲学、家整体的冲突。中国家庭法百年来变革的本质意图是希望依靠过激的文化自杀行为,完成精神转换和政治动员,以丢掉法的"中国主体性"为代价,快速实现现代化。在民法典编纂中,应当时刻反思民法典的"中国主体性"问题,时刻自问民法典的回"家"路。中华传统文化所提供的家哲学、家伦理理应成为当代中国人为数不多的可以回"家"的路。家依然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视的最重要的传统资源。认真对待家在民法典中的法律地位,实现家庭法律化,是我国编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重大使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一般规定章的定位、模式及其建构——基于大陆法系67项立法例的对比分析

婚姻家庭编是否设立一般规定章并没有学理上的必然性。一般规定章之设置应当首先考虑立法传统与实践需求。在设置一般规定章的立法例中,可以根据"是否存在基本原则"的标准将其划分为"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和"第二条道路"。考虑到婚姻家庭编一般规定章对民法总则的模仿,其是否需要同时处理客观法和主观权利两方面的问题应当首先参考民法总则的构造技术。但是,婚姻家庭编一般规定章的构造尤其需要考虑婚姻家庭编是基于生活事实的相似性进行聚合处理的这一特点。在主观权利部分,它不能仿照民法总则那样,以法律效果的相似性为基础进行提取公因式的操作。婚姻家庭编一般规定章中的某些基本原则同时扮演了客观法意义上的立法指导功能和主观权利意义上的权利限制功能。根据性质上的差异将这些原则分置于客观法和主观权利两部分并不具有实益。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起草应当融通两种模式,在客观法部分增设法律适用规则,在主观权利部分增设权利主体规则(亲属的一般原理)和权利消灭规则(时效)。

从婚姻、家庭关系及继承方面看《法国民法典》的革命性

1804年颁布的由拿破仑亲自主持编纂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法典表现了较同时代英美德等国民法更为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性,为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创立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法国大革命以前,腐朽的制度箝制着人民的自由,严重束缚着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的洪流终于决堤而出,冲垮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对修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30个问题的立法建议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近日召开了第一次专家研讨会,讨论应当修订的主要问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通则规定的亲属基本制度,以及配偶关系、亲子关系和婚姻财产关系,都有若干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在立法上进行改革,以使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改变目前由《婚姻法》《收养法》构建起来的,规则比较简陋、与现实社会生活和世界主流民法亲属制度相脱节的规则体系,构建符合社会实际生活需要、与世界主流民法的亲属法律制度相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对其中存在不足、急需立法修订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编撰视野下重大疾病条款研究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删去了婚姻法的医学禁婚疾病条款并引入重大疾病条款。医学禁婚疾病条款存在操作难题、侵犯婚姻自主权,且立法收益不彰,将之删去是进步之举。但是新引入的重大疾病条款延续了原条款的操作难题,且有侵犯隐私权、限缩婚姻欺诈范围之虞。援引民法总则的一般性规定可以解决疾病欺诈问题,且不会带来额外风险,鉴于婚姻缔结行为不具有足以排除适用民法总则一般性规定的特殊性,无必要保留重大疾病条款。

《法国民法典》与法兰西民族文化

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极富理性又饱蕴激情的民族，感性与理性这一对矛盾影响着该民族的历史，而这样一种民族文化特色在法文化领域中也体现出来。理性的启蒙运动推动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进程，诞生于这种民族文化背景中的《法国民法典》理所当然地充当起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器。本文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阐述法兰西民族文化在该法典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法典》

民法典体系中的婚姻家庭法“相对独立性”探析

本文分别从婚姻家庭法调整对象的伦理属性、婚姻家庭法与其他民法之间的区别和婚姻家庭法具有的公法属性等几个方面,就婚姻家庭法在我国现行民法典体系中的"相对独立性"特征进行了系统探讨;以期对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婚姻家庭法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更好发挥婚姻家庭法促进与保障婚姻家庭的功能有所贡献。

为什么民法典应将“婚姻法”正名为“亲属法”

在民法典体系下,现行"婚姻法"回归民法并正名为"亲属法"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事关大局,不可以"权宜""方便"思维待之。将民法典体系下的"婚姻法"正名为"亲属法",从深度考量既是斩断苏联法观念影响的需要,也是民法体系化思维的需要,还是回归大陆法系传统的需要,更是准确、科学地统领亲属法编体例的需要。

《德国民法典》的演进及其分析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施行百年的《德国民法典》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所改动 ,修改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债权部分和家庭法部分。其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是 :国家干预的加强 ,契约自由原则、所有权自由原则受到限制 ,平等的倾向在家庭关系中进一步加强 ,整个法典朝着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发展。

民法典如何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探究

随着我国婚姻法的逐步完善,婚姻法在立法目的和内容上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更加有效地面向大众,让民众得到合法的保护,同时也将婚姻家庭法重新引入民法典。基于此,本文介绍了婚姻法的制度和特点,明确指出婚姻法存在的问题, 并就婚姻家庭法的完善提出了一些意见,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构建和谐社会和美好家庭,促进文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婚姻家庭法在民法典体系中的相对独立性分析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下,我国《婚姻法》愈发健全,现如今已经将婚姻家庭法归于民法典体系中,确保管理能更为便利.但针对婚姻家庭法,其地位至今没有明确,国内学者在研究期间,存在的分歧较多.现阶段,法学界普遍认为,在民法典体系中,婚姻家庭法的独立性特征明显,所以为对婚姻家庭法在民法体系中的相对独立性有更深层次的了解,需要对其意义展开系统分析,同时从不同角度出发,诸如亲属身份、调整对象等,理清其公法属性与逻辑关系.

民法典编纂:中国立法史上的里程碑

已经过去的2016年,在中国当代民法历史上,以民法典的制定和民法总则的审议作为最大亮点;而2017年,将会以民法总则的通过实施和民法分则的制定,使这一段历史更加辉煌2016年:中国民法典编纂的最大亮点1.编纂民法典的第一步立法计划进展顺利。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加强依法治国的决定之后,编纂民法典成为国家重要的立法任务。立法机关作出了编纂民法典两步走的计划。

从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看我国民法典对离婚条件的规定

《论离婚法草案》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法学专论,直接表达了他对婚姻家庭、结婚和离婚以及婚姻法等问题的法律观点。《论离婚法草案》揭示了婚姻的本质包含世俗、伦理和自由三大内涵,并揭露出普鲁士统治当局借宗教教律干涉婚姻事务是违背婚姻本质和颠倒历史的做法。离婚问题的实质是法律对婚姻死亡这一客观事实进行记录,任何强行维系已死亡婚姻的做法同样不符合婚姻的本质。婚姻当事人有离婚的自由,但并非不受任何限制,否则将对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婚姻法应当维护婚姻的生命,而不应纵容轻率离婚这类刻意造成婚姻死亡的行为。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离婚条件的规定,体现出立法者力求在遏制轻率离婚以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同时,也尽可能地避免离婚案件的“久诉不离”以保障当事人的离婚自由。这与马克思关于婚姻家庭的法律思想和对离婚问题的科学阐释高度契合,符合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

论我国民法典中的相邻关系立法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民法典制定-无论是越南、俄罗斯联邦,还是中国-进入环境问题非常严重的时代,它既不同于《德国民法典》制订之时,也不同于《法国民法典》制订之时,更不同于《罗马法大全》编纂之时。作为世界上最新的民法典,《越南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都很有勇气地贴近时代背景,产生了《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罗马法大全》所没有的新类型条款(主要集中在物权法部分),为环境资源保护开辟了新的私法途径。以下试论我国民法典中的相邻关系立法。

以罗马法禁婚规定为视角,检视民法典之禁婚规范

现行《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中删去了原婚姻法第七条中关于医学禁婚疾病的条款,代之以重大疾病可婚但需提前告知对方,否则婚姻存在可撤销事由的条款。这样的改变看似回应公民婚姻自由的诉求,体现了立法的人本理念,但出于保障公共卫生的意旨,参考罗马法中精神病人不得结婚的禁令,笔者建议以行为能力为尺度有限度地保留禁止患有一些疾病的患者结婚的规定,同时删改重大疾病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