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家庭流动与居留意愿:基于江苏省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使用江苏省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应用多元log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本文分析了流动人口的家庭流动特征对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流动是影响人们是否选择在该地继续居留的重要因素,这一变量的影响远大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流动空间、职业类型和雇佣类型等各类因素的影响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是否选择在本地继续居留、居留5~9年、居留10年及以上还是定居的广泛影响上,还表现在这一变量对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影响强度上。另外,本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居留意愿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选择是否定居而非居留年限上。因此,对居留意愿的研究有必要从对流动人口是否打算在本地继续居留或居留多久的考察,转向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考察。

金融抑制、家庭流动性与消费行为选择

破解金融抑制是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促进消费支出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抑制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验证金融抑制-家庭流动性约束-消费行为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和资金效率等金融抑制因素对消费支出影响显著,其中金融总量、资金效率与消费支出呈正向强相关,金融垄断结构与消费支出呈负向弱相关。金融总量增长促进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行为;金融垄断削弱三类消费行为,对享受型消费行为的抑制尤为明显;资金效率提升促进三类消费行为,对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行为的效果明显。金融总量和资金效率对消费行为存在以家庭流动性为中介的传导机制,且金融总量路径的传导效果更明显;家庭流动性中介在金融结构路径中的传导重要性低于总量路径和资金效率路径。最后得出完善消费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和实施以加强家庭流动性为主的消费政策等启示。

家庭流动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基于流动与非流动婴幼儿的倾向值匹配分析

本文基于对4739名3岁以下婴幼儿发展的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家庭流动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真实状态下,流动婴幼儿发展显著落后于非流动婴幼儿;在控制个体特征、家庭层面的混淆因素后,流动婴幼儿与非流动婴幼儿在早期发展上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倾向值匹配后,不同亚群体中家庭流动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均不显著。为保障流动家庭及婴幼儿的公共服务权益,政府应着力构筑流动家庭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呵护流动家庭婴幼儿起点公平。

收入不确定性与文化消费——基于农村家庭流动性视角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研究农村家庭的文化消费对于提振国内消费、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但是学界对于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文化消费的研究仍缺乏足够的经验论证,并且农村家庭的流动性与文化消费有密切关系,所以从农村家庭流动性视角研究收入不确定性和农村家庭的文化消费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对于农村家庭文化消费有显著的负相关显著性影响,并且农村流动家庭的收入不确定性对其文化消费的抑制作用显著高于农村非流动家庭,社会网络和保险保障可以弱化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文化消费的不利影响,并且它们能更有效地改善农村流动家庭的收入不确定性对文化消费的抑制作用。加强农村社会网络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抵抗收入不确定性的能力,提升农村家庭的文化消费。

流动中的分离与团聚:家庭化流动对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

家庭成员居住拆分成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下的家庭发展新常态,流动儿童面临与家庭成员的分离与团聚。文章从流动家庭居住方式的视角探讨了家庭化流动对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家庭聚合程度越高,流动儿童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越好。亲子分离对流动儿童人力资本产生负向效应,不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流动儿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均显著滞后于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流动儿童。同时,家庭化流动对儿童发展存在祖辈共居效应和同胞共居效应,与祖父母共同居住时流动儿童的认知测试得分和在校学业成绩显著更高,与兄弟姐妹共同居住时其认知测试得分更高且学校适应能力更好。流动时代的制度设计应当为家庭成员的举家团聚提供充分保障,减少流动过程中的家庭成员分离以及由此对儿童成长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农村流动家庭和非流动家庭的文化消费差异性研究

我国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是共同富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是学界对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研究仍缺乏足够的经验论证。文章基于农村家庭的流动性将其分为农村流动家庭和非流动家庭,使用CFPS微观数据考察不同性质农村家庭文化消费的差异性,实证结果发现,反映家庭成员特征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等解释变量对农村流动家庭的文化消费支出影响更显著,而反映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的家庭金融资产价值、房产总价值、家庭纯收入等解释变量对农村非流动家庭的文化消费支出影响更显著,并且农村非流动家庭的消费结构更容易优化,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口规模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尤其重要。所以应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优化生育政策、供需两端发力助力农村文化消费提质增效、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来提升文化消费,优化消费结构。

流动人口家庭化状况分析

家庭流动会在未来一个时期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本文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和区域差异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存在区域差异,部分流动人口家庭是通过在流入地生育孩子组成。针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给流入地和流出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客观地看待。

家庭流动作为高等教育溢出效应的形成原因、内在规律及发展趋势探析

通过对问卷调查和质性访谈的分析归纳,我们将个体因接受高等教育而产生的家庭流动分为受教育过程中的直接路径和完成高等教育且就业后的间接路径。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索家庭流动作为高等教育溢出效应的形成原因,从个体条件、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三个维度试图解释它们在整个家庭流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总结概括家庭流动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内在规律性,并预测和展望家庭流动作为高等教育溢出效应的发展趋势。

家庭流动作为高等教育溢出效应的理论阐释与实践类型分析

基于对高等教育溢出效应理论内涵的探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质性访谈,概括出形成家庭流动作为高等教育溢出效应的两条主要路径,即个体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带动家庭流动的直接路径和个体完成高等教育就业后产生家庭流动的间接路径。结合访谈数据,从流动时间(流速)、流动数量(流量)、流动主体(流层)、流动批次(流域)、流动中的教育层次(流质)、流动方向(流向)、流动的关键驱动力(流源)等七个维度,对家庭流动作为高等教育溢出效应在两条主要路径中的具体实践类型做出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家庭的经济相对贫困吗——基于微观家庭视角的分析

流动人口是当前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关注对象。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2016年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流动人口家庭经济相对贫困的关系发现:流入地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城镇流动人口家庭的经济相对贫困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流动人口家庭陷入经济相对贫困的风险越低;流动人口家庭的人口结构状况和资源禀赋条件都会显著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家庭经济相对贫困的作用,流动人口家庭的抚养负担越重、资源占有越优,基本公共服务缓解贫困的效应也越明显。基于此,建议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行数字赋能的管理和服务模式、构建相对贫困流动人口家庭援助机制,更好地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对贫困治理效应。

核心家庭人口流动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从人力资本禀赋、家庭户特征、家庭经济特征以及家庭年龄特征四个方面分析了核心家庭人口流动模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妻子,流动夫妻与子女分居的可能性更低;在外流动时间越久,流动家庭的完整程度不会随之提高。流动家庭分居的可能性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多而提高,有子女就业的流动家庭其家庭化的完整程度将下降。流动家庭在流入地城市的月收入越高,流动家庭举家迁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往老家汇款金额越多,流动家庭的完整程度越低。流动夫妻的初婚初育年龄的大小是影响流动家庭完整程度的重要因素。

基于Order Probit模型的家庭化流动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5年山西省流动人口监测数据,通过构建Order Probit模型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个体特征、流动及经济特征、家庭特征及流动意愿均对家庭化流动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女性、年青人、已婚者更容易实现家庭化流动;流动范围越小、流动时间越长、就业自由度越高、经济收入越普通越容易实现家庭化流动;子女数量越少、在农村中有兄弟姐妹、家庭生活水平越高越容易实现家庭化流动;同时流动意愿越强越容易实现家庭化流动。建议不断完善家庭政策和社会政策以鼓励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

基于全科医护团队网格化管理对“家庭式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的影响

目的探讨基于全科医护团队网格化管理对社区“家庭式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从郑州市4个辖区(管城区、金水区、二七区、郑东新区)内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取660名0~6岁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作为调查对象,现场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家庭式流动”儿童国家免疫规划(NIP)疫苗接种情况,包括卡介苗(BCG)、脊髓灰质炎疫苗(OPV)、百白破疫苗(DPT)、麻疹疫苗(MV)、乙肝疫苗(HepB)。统计基于全科医护团队网格化定位管理后“家庭式流动”儿童的计划免疫接种率。了解流动儿童未及时接种的原因。另抽查郑州市某社区2014—2018年流动儿童基础疫苗完成率和加强疫苗完成率。结果回收有效问卷616份,回收率为93.33%。外省户籍和无户籍流动儿童NIP疫苗接种率低于本省外市户籍流动儿童,外省户籍和无户籍流动儿童NIP疫苗接种率低于本市外区户籍的流动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流动儿童基础免疫接种率(BCG接种率、OPV接种率、DPT接种率、MV接种率、HepB接种率、五苗接种率、五苗合格率)均低于常住儿童接种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流动儿童未及时接种的主要原因为监护人工作忙而忘记接种程序及时间或没时间带儿童去接种。实施全科医护团队网格化管理后,2018年五苗全程接种率高于2014年五苗全程接种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6岁流动儿童基础疫苗完成率和加强疫苗完成率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结论流动儿童基础免疫疫苗接种率较低,特别是外省和无户籍的流动儿童。基于全科医护团队网格化定位管理流动儿童计划免疫接种,能有效促进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率的提高。

半流动家庭中留守妇女的家庭和婚姻状况探析

大量农民从农村到城镇的流动冲击着农村传统的家庭模式,使广大农村出现了许多新的家庭模式,如半流动家庭等。由于我国传统的性别分工和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半流动家庭中很大一部分是主妇留守家庭。留守妇女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如家庭角色转变、夫妻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婚姻情感维系的脆化等。面对这些问题,留守妇女应及时发展自我。

农地流转如何影响家庭化流动——理论探析与来自三类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家庭化流动的影响因素中重点关注农地流转的作用机制,基于三类地区监测调查数据,从不同概念研究范式入手,以不同回归模型方法检验,提出并证实:农地流转之所以能促进家庭化流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务农劳力释放效应、非农收入保护效应和农地收益增进效应,这三种效应可实现家庭化流动从发端到深化的逐步推进。

基于多状态模型的人口流动家庭化动态研究

人口流动家庭化是当前和未来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和趋势,不仅符合家庭的基本需求,也符合新型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利用流出地人口调查资料,从家庭成员流出顺序和流出间隔的视角,运用多状态模型分析人口流动家庭化的动态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地区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但仍有40%的夫妻处于分居状态,个人、家庭和环境因素对家庭化流动均有影响,其中子女对家庭成员流出有阻碍作用,但对家庭化流出有促进作用。认为对家庭化流动应该给予政策支持,并建立一套以家庭为服务对象的、具有完整生命周期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要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流动家庭化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率已达到60%。流动人口家庭模式是以一对夫妻户和一对夫妻加孩子户为主的核心家庭为主导,以一代户和二代户为主。3/4的已婚流动人口携带了配偶,有孩子的流动人口中有一半携带了孩子,这些孩子中有近20%是在北京出生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人,明显小于全国农村的平均家庭规模(3.4人)。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及在京居住地显著影响人口流动家庭化,同时还发现非经济因素成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家庭化影响因素。

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分散流动和生产、人口再生产的城乡分隔,使得农村家庭出现"离散化"现象。离散化带来家庭在生产、抚育、赡养、互助、安全、情感和性的满足等诸种功能方面的障碍以及带来角色紧张、冲突。但目前尚无充分的数据证明离散化已导致家庭出现结构性破损。多数家庭通过一系列适应、维系、修复性行为,顽强地维系着家庭基本功能,使其在离散中呈现弥合效应。但是为了维系离散家庭的相对完整,个体特别是儿童、老人和妇女付出了痛苦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