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上涨、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和地市级层面城市房价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房价上涨、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房价上涨抑制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且主要减少家庭发展型消费占比。从异质性角度看,房价上涨对单套房、东部地区以及男性儿童占比和老年人口占比较高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抑制效果更加明显;收入不平等抑制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且主要降低低收入、农村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消费结构升级水平;房价上涨通过加剧收入不平等间接抑制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但收入不平等的中介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

专项附加扣除促进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文章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0年微观面板数据,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18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专项附加扣除能否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研究发现,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通过降低家庭税负显著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同时这一效应在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城镇家庭和负债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基于此,文章建议下阶段个人所得税改革引入家庭申报方式,建立差异化扣除标准,同时优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机制,探索专项附加扣除城乡差异化策略,促进家庭消费“扩容提质”战略目标的实现。

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引起广泛关注。文章旨在深入分析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演变情况及其影响因素。通过相关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和特定化的特点,并进一步探究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以及城镇化进程等。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使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逐渐多元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文化娱乐消费的快速增长,而城镇化进程则对交通、住房和旅游等领域的消费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基于CHFS2019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并探究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异质性,最后通过中介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有互联网金融的家庭恩格尔系数较低,消费结构相对更倾向于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高金融素养家庭、有信贷需求家庭、无金融理财产品持有家庭中更为显著;家庭风险态度在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家庭消费结构、住房状况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背景下,“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备受关注,而政策的优化与配套支持措施都需要充分考虑居民主体的生育意愿。为探究家庭生活一般性特征与生孩意愿的关系,本文从探讨住房状况和消费结构影响居民三孩生育意愿原因与机制,并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住房状况提升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存在挤入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家庭消费结构的挤入效应大于住房状况;住房状况方面,产权归属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大于现住房面积。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金融素养、金融行为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基于CHFS数据的检验

本文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来分析金融素养是怎样通过金融行为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产生作用;其次,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金融知识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再次,本研究以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与中国家庭消费结构的异质性;最后,提出了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完善市场机制、加强金融教育等建议。

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选择食品消费支出、衣着支出、日常用品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作为自变量,代表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组成;以生活污水排放量和生活垃圾产生量为因变量,代表环境因子,通过构建多元通径分析模型来定量分析1989～2002年间兰州市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变动的生态环境效应;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力度综合来看,按大小对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依次为衣着消费支出、食品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和日常用品消费支出;对生活垃圾产生量影响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食品消费支出、日常用品消费支出和衣着消费支出。

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消费者决策过程模型,提出相关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文教娱乐和家用设备消费占比升高,居住和医疗消费占比降低,食品、衣着、交通通讯消费占比无显著变化,同时各类商品和服务消费金额上升。

基于ELES的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以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组织开展的CHIP(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在2014年进行的入户调查数据为样本,在ELES(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比较分析了城镇、农村和流动人口三类家庭对八大类商品和服务的基本消费支出、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并针对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对优化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结构、改革最低工资标准等问题提出建议。

女性劳动参与如何影响家庭消费结构--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女性劳动参与通过影响个人未来预期、对他人的信心以及个人成就感影响家庭消费结构。以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抑制了家庭生存消费占比,但促进了家庭享受消费占比以及发展消费占比,也促进了家庭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低龄女性劳动参与对享受消费的影响较大,而高龄女性劳动参与更多的是影响家庭发展消费。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消费结构和消费升级的影响更大。研究建议:重视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在加强鼓励女性参与劳动市场制度建设时,既要考虑全国的一般性,也要兼顾区域和年龄的差异性;通过适当引导,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市场。

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消费结构变动规律

家庭消费作为重要的市场需求,其结构在收入、市场供求、价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动,而这种变动及其规律既是微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内容,又是研究市场供求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引导社会生产的重要依据。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用卢茨的ELES模型 ,对 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0 .6 16 6 ,其中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 0 .15 92 ;收入弹性方面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杂项商品、交通通讯均大于 1,其他小于 1;各项商品及服务的自价格弹性比较大 ,而互价格弹性比较小。

小城镇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小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并且在国家连续出台住房、教育、医疗等各项改革措施和实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经济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各地区小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强劲增长。为了进一步改善消费结构，正确引导消费，提高我国小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有必要对小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情况进行考察并做比较研究，以期发现特点和规律，为政府正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制定发展计划和长远规划提供参考。

中国家庭消费结构功能变化研究

家庭消费结构功能的状况具体体现在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实践表明,只要家庭消费结构的各种功能充分发挥作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就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国内需求的支持。本文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角度出发,试图寻找国内消费发展规律并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家庭消费结构论

家庭消费结构即家庭总消费支出在各种消费资料(包括消费服务,下同)之间分配的比例关系。这里说的家庭消费支出,不仅指家庭用于消费的货币支出,同时包括家庭用于消费的实物支出和劳务支出。只注重家庭消费的货币支出而忽视家庭消费的实物支出或劳务支出,这是自然经济模式在消费观念上的反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无论是货币支出,还是实物支出或劳务支出,都可以还原为劳动的支出,劳动时间的支出。

毛南族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与小康社会建设——广西环江南昌屯毛南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个案研究之二

消费结构的优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 ,其中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优化的主要指标。近五十年来 ,广西环江下南乡南昌屯毛南族农民家庭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各种生活资料的消费量有了较大的增加 ,物质资料的消费由自给性消费逐渐向商品性消费过度 ,农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有了较明显的下降。但与环江县及广西乃至全国农民平均消费水平相比 ,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其消费结构尚未完成由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 ,小康目标实现程度较低。发展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小康目标的关键 ,实现途径主要是提高种养业的科学技术水平、组织劳务输出和提高人口素质。

试论家庭消费结构扩散功能

单个或一些家庭的消费结构具有向其他家庭的传播、渗透和影响作用，这是家庭消费结构的扩散功能。研究、分析家庭消费结构扩散功能的特征和构成情况，更好地利用这种扩散效应促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家庭消费更加趋于合理。

家庭消费结构功能论纲

本文论证了家庭消费结构的动力功能、调节功能、扩散功能和诱导功能。认为家庭消费结构功能系统正常发挥作用是家庭内部、家庭之间、家庭与整个社会之间得以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历史考察

我国从1954年开始,对全国农民家庭的收支主要指标进行抽样调查,因此,1954年是研究我国农民家庭消费结构的起点。五十年代,是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我国广大农村在党的领导下,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胜利地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业总产值1957年达到604亿元,比1952年的484亿元增长了2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