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现代化理论与当代中国家庭:一个文献综述

来自于西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家庭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研究中国家庭变迁的基本范式和对话基础。中国家庭变迁在现代化进程中既具有一般性特征,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传统力量对塑造中国家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观察和理解中国家庭变迁的实际过程对于丰富和完善家庭现代化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三代直系家庭变迁: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观察

发掘中国社会特有的家庭结构变迁模式是理解中国家庭变动特征的关键,也是许多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9期的中国营养追踪调查(1989-2011)数据,利用分层交叉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模型观察我国三代直系家庭在三个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在年龄维度上婴幼儿以及老年阶段仍然拥有较高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这体现了直系家庭在抚幼和养老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在时期维度上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并没有展示出显著的变化趋势。相较于时期,嵌入社会变迁中的队列趋势是三代直系家庭结构变迁更为重要的驱动力。队列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在整体上呈现出U型趋势,较老的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逐渐下降,而幼儿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该趋势代表了老龄群体的"去直系化"与幼儿群体的"直系化"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在私人领域,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这些现代化因素仍然在促成家庭的小型化;在公共领域由于家庭职能(抚幼和养老)在向社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波折与分化,个体家庭会调整结构形态以应对不同阶段社会资源与风险的变化,从而塑造出了我国三代直系家庭结构的变迁模式。这不仅仅代表了传统和现代的博弈与融合,更是代表了一种家庭的实用主义倾向。

变动中的东亚家庭结构比较研究

调查数据显示东亚社会的家庭结构没有呈现出核心化趋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的现代化水平序列和家庭结构模式形成了错位：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中的典型核心家庭在东亚社会中的比例都是相对较低的：三国四地各自的家庭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东亚三国四地的核心家庭（核心、夫妻和单亲）和亲属网络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东亚社会中的家庭变迁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模式，显示了家庭变迁的多维路径和多元模式。

社会转型情境下的中国本土家庭理论构建初探

本文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同时介绍目前国际上比较主流的家庭、人口理论,探讨其与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关联,并对之进行批评、扬弃,分析这些理论发展的脉络。在反思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总结和反思中国转型社会的复杂现代性,对发展本土家庭理论提出一些探索性的思考。本文所提倡的发展本土理论的思路,讲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叙事的现代化道路,一条全球化情境下既有本土特色又与西方勾连,有同有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条无问东西、兼容南北的道路,与西方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了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图景。

旅游发展与少数民族家庭变迁:从单一性到复杂性

旅游作为现代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偏远地区的目的地家庭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却没有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笔者以西江苗寨为例,从家庭现代化理论入手,将民族家庭置于现代旅游背景下,通过观察及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讨旅游是如何影响西江苗族家庭变迁的。研究发现:在旅游影响下,传统苗族家庭正从一种单一性向复杂性迈进。家庭结构从一元到多元,夫妻权力关系从丈夫独大到夫妻协商,彩礼与嫁妆从给娘家的补偿到提前给小家庭的遗产,亲属关系从紧密的父系单线到松散的多元变化等。这些变化是个体在旅游影响下,在具体的语境下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及现代文化的适应,个体与他人的互动形成。

寻找韧性:代际实践中的情感转向与伦理再造——评《活在心上:转型期的家庭代际关系与孝道实践》

家庭变迁向来是现代家庭研究的核心议题,其基本的理论框架源自西方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它在传统家庭(或称前现代家庭)与现代核心家庭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不仅在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方面,而且在家庭关系与家庭观念方面。

小型化还是核心化?——新中国70年家庭结构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家庭结构总体趋于小型化,但在改革开放后,核心化趋势并没有进一步强化,传统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家庭结构变迁的动力不仅来源于城市化、工业化,也与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政治运动、生活条件、计划生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比家庭现代化理论和我国已有家庭结构变迁研究文献发现:小型化与核心化趋势在不同时期并不一致,土改和集体化时期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并未带来小型化,改革开放后小型化也未伴随进一步的核心化;相关指标在2015年抽样调查数据中出现反弹,家庭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未线性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