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家庭消费的异质性研究

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居民消费主要是以家庭为消费单元进行的社会活动。针对家庭消费动力提升问题,文章选取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划分出不同的家庭类型,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与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进行检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家庭之间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家庭的消费水平主要处于中低层级,仅有少部分年轻家庭和中年家庭的消费水平处于中高层级;整体来看家庭的生存型消费偏向中高层级,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偏向中低层级。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推行鼓励家庭消费的政策,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加大家庭能力建设,降低家庭在“一老一小”方面的负担,促进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向高层级优化,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家庭生命周期税制的法理审思与制度革新

引入家庭生命周期这一跨学科理念,用以在婚姻、生育、养育、教育、养老、死亡等家庭从有到无各阶段交互过程中确立整体性税收法理规则,解决各阶段重大税收问题。首先,以非税法律为准据,通过对《宪法》《民法典》等婚姻家庭主干法律中原则性规范的诠释建立起家庭生命周期税制的宏观框架,为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税制改革奠定总论式前提与合法性基础。其次,在家庭生命周期税制的宏观框架下,从法理上证成“夫妻联合评估+折半乘二制”为个人所得税家庭课税的最优模式,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缺乏《宪法》《民法典》等婚姻家庭主干法律的支持。最后,证立不同收入层级家庭在聚焦基本权利保障事务的家庭生命周期税收优惠中只宜以家庭人口结构为限平等适用,基本权利型税收优惠不宜发挥调节收入的分配功能。

政府培训、价值认知与种粮大户绿色技术采纳行为——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运用435份种粮大户数据,在建立粮农绿色技术采纳综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政府培训和价值认知对粮农绿色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关注价值认知的中介作用以及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粮农采纳绿色技术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政府培训总体上对粮农绿色技术采纳有显著正向影响;价值认知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在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中,处于稳定期的粮农有望成为绿色技术采纳的主力军。

借助生活实际开展社区家庭生命教育的措施

近年来,个别人无视生命现象越演越烈,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痛的思考:生命为何变得如此脆弱?能否构建一种和谐环境下的生命健康的生活模式,正考量基层社区的战略思维和教育智慧,同时对社区的引导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和思考。为了强化人的生命观教育,促进社区人们全面健康发展,社区携手家庭开展生命教育必须深入推进,帮助家庭成员认识生命的意义。

社区家庭生命教育课程资源的开发策略研究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每个城市又建立社区,社区是为家庭服务的,是联系城市和家庭的纽带,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家庭,社区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要多进行沟通协调,本着服务大众的思想开展工作,每个家庭中的成员素质不同,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为了提高全民素质,以社区为单位开展家庭生命教育课程。通过具体的教育内容,家庭成员都意识到生命的宝贵,从而建立以社区为单位的珍惜生命的网络体系。

适应家庭生命周期的住宅室内设计

在住宅用地资源稀缺的背景下,房屋改造及置换成本提高,与使用者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居住需求变化存在一定矛盾。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住宅设计越来越关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用户的居住需求。在室内设计中引入家庭生命周期概念,协调居住空间与家庭需求的变化,打造既舒适又实用的全生命周期居住空间。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念的标准化户型设计研究——以舒适性户型为例

文章旨在探讨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住宅标准化设计。通过对家庭生命周期的分析,可以了解不同阶段家庭的需求和特点,从而为住宅设计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标准化方案。文章基于相关研究背景,首先介绍了家庭生命周期的概念和住宅标准化设计的概念,然后分析了不同阶段家庭的需求和特点,最后以武汉市某住宅项目为例,提出了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住宅标准化设计方案,包括住宅面积、住宅布局、住宅设施等方面的设计标准。文章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住宅设计提供参考,为家庭提供更加舒适、便利的居住环境。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城乡居民教育回报率变动研究

在当前老龄化与少子化以及鼓励生育政策形势下,家庭的自然发展演变带来更多家庭需求,居民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和照顾成为普遍现象,居民教育回报率可能因此面临波动甚至下降风险,城乡之间还可能因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个体家庭差异而不同。引入反映城乡家庭自然发展规律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基于明瑟收入方程测量教育回报率,应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家庭生命周期对居民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并总结城乡差异,通过分位数回归进一步解释教育回报率变化的收入异质性。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后半程对居民教育回报率产生显著影响,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尤为明显;当家庭周期自然演变后,居民教育回报率随着家庭需求增加而持续降低,农村居民变化程度强于城市居民。收入异质性表明,城乡低收入居民相比其他居民更容易受家庭周期影响而发生教育回报率下降;中高收入居民的教育回报率随家庭周期而变化的城乡差异始终存在。建议在城乡发展政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中纳入养老与托育等家庭发展保障,减少家庭需求对教育回报的挤出效应。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房价收入比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引入家庭生命周期视角,采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系统考察了房价收入比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房价收入比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仅存在于形成期和扩张期家庭中,在萎缩期家庭中不显著。采用省级耕地保有量比例作为工具变量、替换样本或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2)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收缩城市负向调节了房价收入比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挤出效应,且在所有家庭生命周期中均显著存在。(3)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房价收入比的上涨通过制约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而削弱其定居意愿,但此效应仅存在于形成期和扩张期的流动人口家庭。由此提出如下建议:以流动人口需求为导向提供住房等保障,提高定居政策针对性。在城市包括收缩城市,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城市包容开放、普及民众的文化建设,以促进流动人口融入本地文化,加快流动人口家庭定居。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珠三角农民工的居住选择及影响因素

以2017年珠三角6大核心城市1270份农民工抽样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采用交叉列联分析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4类农民工家庭(Ⅰ未育夫妻家庭、Ⅱ夫妻和未婚子女家庭、Ⅲ未婚者与父母家庭、Ⅳ空巢家庭)的基本特征、居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4类农民工家庭的平均年龄、迁入地居住时长、受教育水平、月均收入和人均居住面积出现了有规律的分化。②4类农民工家庭的居住选择以城中村为主;Ⅰ~Ⅳ类农民工家庭分别在工厂宿舍区、城中村、商品房社区、保障房社区中选择的概率最高。③农民工居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家庭类型、个体因素、农村因素、迁移因素和区位因素,部分农民工的居住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工厂宿舍区-城中村-商品房社区的空间转移,体现了古典同化主义思想。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社区为主体的政策建议。

家庭生命周期与城市老年旅游消费——代际交互的调节作用

中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老年旅游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强。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广义线性模型Probit构建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生命周期与城市老年旅游消费的关系,并从代际交互视角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是城市老年旅游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具有一定预测力。城市老年旅游消费影响因素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变化而动态调整。对于空巢家庭,儿女给予的经济支持与照顾孙辈的时间均正向影响城市老年旅游消费;独居老人与儿女共同居住时间越长,得到儿女的经济支持越多,城市老年旅游消费越高;满巢家庭,“在婚”状态的父母与儿女共同居住的时间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有负面影响,而“单身”状态的父或母与儿女共同居住时间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影响较小。文章拓展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旅游消费研究领域的应用,加深了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行为的理解,为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提升老年福祉与推动老年旅游市场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家庭人口结构、收入稳定性与居民消费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收入的变动对消费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章基于我国微观家庭数据库,实证检验人口结构和收入稳定性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和收入不稳定性的提高会抑制家庭消费率的增长,这一负向影响在城市家庭更为显著,且二者能够产生负向联动效果。从不同生命周期来看,家庭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对扩展期、稳定期和收缩期家庭边际消费率的不利影响较为显著,而收入不稳定性的提高对形成期、稳定期和收缩期家庭边际消费率的不利影响更大。因此,应该充分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通过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符合当前我国家庭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的宅基地退出与再利用路径研究--以淮安市盱眙县穆店镇为例

新《土地管理法》明确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使用退出机制。随着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产业化发展,宅基地管理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索形成期、初创期、成熟期、满巢期、衰老期不同阶段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差异,提出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型下“货币化+政策化”“集中安置”“以地养老”等宅基地退出模式,并明确差异化再利用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装配式钢结构住宅系统集成技术研究

近年,随着政策的不断推动和技术的逐渐成熟,我国住宅市场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分类梳理了国内新型钢结构住宅结构体系,总结了各体系的技术要点;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我国未来住宅市场的产品需求;围绕家庭生命周期内建筑空间可变主题,从建筑方案、结构系统、墙体与隔断、装配式装修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形成了一体化集成技术方案,进一步提升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资产配置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2018年的调查数据,将家庭按生命周期分为初始、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对不同阶段家庭的资产配置和家庭消费进行了分析。受近年住房市场繁荣和传统财富观念的影响,各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资产结构中,住房资产占比都最高,现金和存款是家庭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形式。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家庭的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有显著的差异。居民家庭资产总量及资产总价值的变化对家庭消费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住房资产对在生命周期各阶段家庭均存在资产效应,未预期到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价格变动会促进居民消费,存在财富效应,但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省1570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对于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方法: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利用福建省2015年9地市157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生命周期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程度。研究结果:(1)与年轻夫妇家庭相比,成长型的核心家庭、成熟型的核心家庭和扩大的家庭土地转入意愿分别高出了77.6%、30.8%、42.9%,而其转出土地的意愿则分别降低了76.6%、34.5%、51.7%。(2)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于农户土地的转入转出意愿影响显著不同。研究结论:需要根据不同的家庭类型制定不同的农地流转政策,同时加强成熟型的核心家庭中职业农民的培养。

家庭生命周期与旅游态度的关联研究——以长沙市居民为例

家庭是旅游态度形成的最重要环境背景,也一直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组织单元,探究家庭生命周期与旅游态度的关系意义重大。文章依据已有研究成果,建立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制定旅游态度量表,以问卷工具面向长沙市居民进行调查,获得基础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得到了追求享受、强调卫生、看重设施、向往体验、关注身心健康等5个方面的旅游态度主成分,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后,再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探究家庭生命周期与旅游态度5个主成分的关系。结果表明,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进,人们愈发追求享受、看重设施、关注身心健康。无巢期人群看重设施和关注身心健康的表现低于其他阶段人群,空巢期人群追求享受的表现高于其他阶段人群,空巢期、鳏寡期人群关注身心健康的表现高于其他阶段人群,满巢期人群向往体验的表现高于其他阶段人群。

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学特征与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基于582户农民的调查

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经典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正,在此基础上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揭示了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学特征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重要影响,扩大直系家庭、扩大核心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可能性分别为萎缩家庭的3.185、2.074和1.898倍;劳动力数量、纯消费者数量、户主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劳动力数量的部分效应需通过家庭生命周期来发生,余下变量的影响系数因家庭生命周期的中介作用而提高;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其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影响因素具有异质性。

家庭生命周期、土地细碎化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入——来自湖北省老河口市的数据

合理引导农户加大农业投入力度,改善农业投入结构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以中部农业大省湖北省的丘陵地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老河口市农户农业生产性投入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和土地细碎化等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入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农户增加农业投入力度的政策建议。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分析——基于福建农村的调查问卷

农村劳动力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理论上,诸多学者都对农村劳动力回流进行过富有价值的研究。本文基于2007年福建农村的调查问卷资料,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从家庭生命周期这一全新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回流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成熟的核心家庭劳动力回流的意愿最强,年轻夫妇家庭劳动力回流的意愿最弱;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既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在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以及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时,一方面要针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劳动力回流的共同影响因素,采取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以及所受制约因素的不同,对症下药,全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