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生育行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逐渐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比较优势对女性劳动者的生产消费行为影响加大。构建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影响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的理论模型,并利用地理数据构造工具变量,研究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了家庭的生育行为,具有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越密集使用女性劳动力,家庭生育子女数量越多;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通过工资收入和工作强度机制综合提高家庭的生育行为;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女性劳动参与对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和户主生育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而且相较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而言,对在民营企业就业员工的正向影响更大。在优化行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中,通过缩减劳动时间、增加劳动收入,进而促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以构建和谐幸福的育儿家庭环境。

论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以贵州省为例

结合2022年贵州省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数据,从社会学视域分析贵州省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现状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结果显示,贵州省育龄女性可获得各类家庭生育支持的所占比例均较低,经分析发现,经济支持、照料支持、父母及配偶精神支持等四类家庭生育支持均可促进贵州适龄女性生育意愿,使女性生育意愿大于行为。针对贵州省育龄女性,可加强家庭生育支持的干预,确保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及行为的一致,以改善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的偏离状况。

“成本-效用”视角下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理论分析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家庭生育决策的相关研究,从成本论和效用论的视角出发,基于文献分析探究了家庭生育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厘清了成本论视角下的经济社会因素、效用论视角下的社会流动预期因素以及综合性的政策因素的内涵及其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机制,并从成本因素、效用因素和政策因素三方面提出了家庭生育决策的未来研究方向。本研究为家庭生育决策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为后续分析我国低生育率的成因及驱动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导,也可为未来制定合理的生育配套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参考。

经济学视角下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评《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经济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持续存在,至今尚未扭转。经济、政策、思想等各种因素通过影响性别观念、家庭结构以及社会保障等中间因素,对家庭生育性别决策产生作用力,最终形成生育性别比持续失衡现状,其中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影响力较为显著。文章基于《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经济分析》一书,就经济学视角下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影响因素展开探究。由陶涛编著、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经济分析》一书,是一部立足于经济学视角对家庭生育性别决策问题展开探究的专著。首先,作者立足于扎实的人口转变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生育决策的成本与效用展开系统分析,指出剩余成本与效应对性别决策具有影响。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家庭生育数量会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还未达成共识。文章利用全国城市青年调查数据,对性别偏好和家庭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偏好并不等同于男孩偏好,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无性别偏好在城市已婚已育青年中所占比重最高。不同性别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有所差异:性别数量双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与无性别偏好相比较,单性别偏好也会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但女孩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也更显著。

两岸女大学生家庭生育观念及影响因素

在新一轮家庭变迁和个体化倾向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2013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进行的恋爱与婚姻家庭观的比较社会学研究问卷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数据为基础,比较了两岸女大学生家庭生育观念的异同。指出两岸女大学生表现出较大差异:大陆受访者的家庭生育观念有弱化倾向,而台湾地区受访者更偏向认为生育不再是家庭生活的必要事件;大陆受访者的生育观念主要受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因素制约,而台湾地区受访者更多受个体因素和新型家庭规范的影响,呈现出个体化发展趋势。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对家庭生育选择的成本效应分析——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新阶段,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背景下,文章研究了经济增长是否造成了生育意愿的降低。首先使用家庭生育理论对这一问题做一般性分析并提出假设命题,然后以经验数据为假设命题提供佐证,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假设命题,得出结论,经济增长短期内通过家庭收入影响生育成本和抚养能力,长期内通过改变生育环境和居民生育观念来影响生育水平。当前阶段,两条路径均指向了经济因素呈现生育行为的成本效应,具有降低生育意愿的作用。

家庭照料视角下家庭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13年东城区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照料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家庭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老年人能否为子女下一代提供足够的照料资源,是子女生育决策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北京市育龄人群大部分处在照料孩子的单压力下,当生育第二个孩子时,老年人照料和儿童照料双重照料重叠交叉的可能性更大,儿童照料资源的供给将越来越成为制约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家庭如何寻找新的替代性儿童照料资源或者国家和社会能够为儿童照料提供何种帮助是决定未来家庭生育决策选择的关键,因此要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以积极应对。

论子女的成本——收益关系与家庭生育决策

生育率的变动,既受宏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也受微观家庭经济状况所制约,因而,研究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必须兼顾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但在我国以往的研究中,从宏观方面研究的比较多,而从微观方面研究的甚少。实际上,家庭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对生育率的变动起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因而,从微观上研究制约生育率的因素,对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计生”时代的中国家庭生育抉择与政策转向

针对中国生育政策从“严控”转向“放宽”,以及国家“卫健委”取代“卫计委”的机构调整,认为中国已进入“后计生”时代,国人的生育意愿也发生了显著转变。面对“全面二孩”生育新政,广大育龄夫妇普遍持有“既想生、又怕生”的矛盾心理。“想生”无非是希望“儿女双全”或担心“独苗难养”;“怕生”则可归结为“养不起”和“忙不赢”两大顾虑。面对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和二孩政策效应明显低于预期的情形,不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陷阱”的一些做法,一方面转变观念,消除“计划生育=节制生育”和“后计生=去计生”的褊狭认识,明确“后计生”时代中国生育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实践跟进,为避免中国完全落入“低生育陷阱”的自我强化境地风险,及时制定和实施一系列辅助政策,建构有助于提振生育率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

积极生育支持背景下家庭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的历史转变——基于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和德国的比较分析

197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生育率下滑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且生育长期低迷的情况。在我国出台最新生育政策背景下,文章利用1960-2018年近60年的总和生育率历史数据,横向上比较分析了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和德国的家庭生育支持政策和生育水平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除了中国,其他几个国家基本都在1980年代后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各国家庭生育支持政策在提高生育率上效果有显著差异。受传统文化影响,在东亚国家(中国、日本、韩国),无力解决女性家庭-工作平衡的家庭政策对生育影响效果甚微。而俄罗斯家庭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育率水平,德国在支持女性就业方面的政策力度不够,生育率仍比较低。通过比较视角,提出我国应优化政策顶层设计,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保障女性就业权益、释放家庭生育活力,提升民生保障水平、降低抚养直接成本等建议。

我国农村家庭生育博弈行为分析

本文针对我国农村新的生育环境,在对农村家庭生育动机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家庭超生行为的发生做了多因素变化分析,提出农村家庭生育动机的新因素——家庭生育行为博弈。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教育与健康视角的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理论及实证研究

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构建家庭生育决策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生育决策机制及人口发展规律,以分析教育和健康对生育率的影响效应。为避免内生性,使用户主的智力水平及其父亲受教育水平作为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研究表明,教育与健康对生育数量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低学历家庭的教育抑制效应相对较小,而高学历家庭的教育负边际效应消退并不显著,"Z"形人口发展规律中高等教育引致生育反弹未能得到验证。而健康作为调节变量,会进一步强化教育对于生育的负向影响。由此可得,教育与健康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良好的教育和社会医疗保障政策既能刺激家庭生育,又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管窥成本效用理论在家庭生育决策中的应用

文章将西方经济学成本效用理论应用到家庭生育的经济决策中,通过对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提出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人均收入的上升,孩子的成本也随之增加,边际孩子的效用随之下降,家庭想望孩子的人数减少,起到抑制生育率上升的作用的观点。

试论家庭生育行为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及实践意义

西方现代新家庭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说为理论前提 ,进行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分析。文章对家庭生育行为所具有自利性。

三孩政策下长春市家庭生育成本测算及分析

降低家庭生育成本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三孩政策出台以来,加强与之配套的措施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对超低生育率的长春市育龄女性进行生育意愿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家庭生育成本测算及分析,更具针对性地提出降低成本提升生育意愿的建议,为三孩政策配套措施的出台提供参考。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庭生育行为和人口控制

一、市场经济带来的“双重效应”和对人口控制的冲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和政府的计划生育、人口控制工作都在发生着变革。

平衡工作与家庭: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

我国在近几年放开生育政策的情况下生育率仍不断下降,这与我国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不足不无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普遍面临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提高、生育率低迷的情况。支持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家庭生育支持政策成为80年代以来社会政策领域的主要发展内容。政策工具包括经济、服务、时间三类,不同国家对三类工具的使用带来了不同的效果,其背后隐含的是去家庭化或再家庭化的不同导向,而这又进一步受到各国具体国情的影响。本文建立在福利国家类型学研究基础上,选择瑞典、德国、英国、西班牙四个典型国家进行分析。本文结论是女性就业趋势不可避免,生育支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有子女的女性就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再具体到三种政策工具,应该综合且有侧重点地使用:服务类政策是三类政策的重点,公共资源应向这类政策倾斜,在政策设计上要能够保证女性的全职工作时间;经济类政策在于保障儿童的最低生存需求,应有效“兜底”;时间类政策应延长女性的带薪产假至孩子1岁以上,保护她们的工作权利,使不适合公共机构照顾的婴幼儿能得到家庭照顾。

家庭生育的税收激励:理念跃升与制度优化

纵然我国开始加紧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但育儿成本的不断攀升导致我国家庭生育率有所降低。作为调节国民经济再分配“有形之手”的税法,可通过多种途径降低生育家庭的育儿成本。为激励家庭提升生育率,我国税法理念应从家庭财富税收公平跃升至家庭责任税收公平,从税收经济效率跃升至税收社会效率,从权力主导型税收秩序跃升至权利保障型税收秩序。通过对我国相关税制的检视可知,在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增值税、税收征管等领域均存在诸多背离家庭生育激励目标的规定。因而,我国应对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增值税、税收征管的部分内容进行优化,从而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降低生育家庭的税负压力,提升家庭生育率,让每个家庭更加接近美好生活。

从产假到家庭生育假——生育政策配套衔接的制度逻辑与改革路径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而产假制度正是生育政策的重要配套制度之一,它的形成依赖于以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的政策背景。中国现行产假制度的主体框架仍是"独生子女"时代的产物,相较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最新生育政策已经滞后,产假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应当遵循以政策主要目的与核心手段为主线的制度逻辑。通过探讨产假制度运行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动力,指出产假制度配套改革应形成三个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家庭生育假"可作为产假制度改革的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