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有效路径,对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可为长效脱贫注入强大动力。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测度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缓解家庭相对贫困,降低家庭因遭受相对剥夺而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滞后变量法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农村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户主年龄未超过60岁和受教育年限较长家庭中对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就业创造效应、金融赋能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缓解家庭相对贫困。为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未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强化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增收方面的作用;灵活运用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机制,大力拓展就业渠道,因势利导做好稳就业工作;注重提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使人民群众能公平享有数字红利;提高数字技术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渗透的广度和深度,以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产品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

农村产业融合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创新发展理念,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研究其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地级市层面上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结合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在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变更估计方法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非农经济比重高、所在村庄道路状况良好、高农业收入占比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更容易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摆脱家庭相对贫困。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和非农参与,同时助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推进互联网普及,符合“经济增长、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相对贫困“三支柱”治理策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相对贫困长效治理——基于隔代照顾的视角

在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度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基础上,本文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工具变量法、断点回归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相对贫困的政策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相对贫困发生率,幅度约为2.38个百分点;从隔代照顾视角,老年人领取养老金能够增加家庭对儿童的健康和教育投资以及家庭劳动力供给,从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领取时间越长,减贫效果越好,但囿于保障水平,对深度相对贫困的作用有限。

后扶贫时代户主婚姻状况与家庭相对贫困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应对后扶贫时代的家庭相对贫困问题,利用2016年CFPS数据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就户主不同婚姻状况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未婚或离婚、丧偶更容易引起家庭贫困;户主年龄、农村户籍、家庭规模对家庭贫困的影响为正向的,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储蓄率、总支出、重大支出对家庭贫困的影响为负向的。因此,从家庭福利角度出发,注重基层教育建设,加快城乡融合脚步是减少家庭相对贫困的必要途径。

学校扶智城市相对贫困家庭教育的调查与思考

学校扶智城市相对贫困家庭教育,提高家长家庭教育能力,有助于阻断城市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通过对发达N市外来务工子弟学校部分家长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学校扶智城市相对贫困家庭教育的内容、方式以及教师进行家庭指导的基本状况,发现学校在指导相对贫困家庭教育方面缺乏因家施导、指导频率较低、指导形式与方法单一、教师的指导水平不高。学校需要加强扶智相对贫困家庭教育的针对性,拓展指导相对贫困家庭教育的视野,指导家长的形式要多样化、方法现代化、内容多元化,同时要重视提升教师指导相对贫困家庭教育的素养与技能。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扶贫对策研究

“十四五”时期,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新命题,关系着国计民生,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当下,必须正视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帮扶问题,深刻剖析扶贫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探索解决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贫困问题的对策,切实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扶贫进程,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智能手机使用与相对贫困家庭金融参与行为

金融可及性不足导致相对贫困家庭难以获得发展机会,本文探究智能手机使用在相对贫困家庭金融参与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对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使用智能手机的相对贫困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与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更高,而其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概率会降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的结论依然成立。渠道分析显示,智能手机的使用通过增加家庭社会互动、正规金融获得和金融知识素养提高相对贫困家庭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智能手机促进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的效果与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密切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智能手机主要依靠移动互联网对相对贫困家庭的金融行为产生作用。建议加快推进金融创新与移动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正规金融市场在缓解相对贫困问题中的正向作用。

居民数字技能的减贫与分配效应

积极构建居民脱贫致富的内生机制,是缓解相对贫困、实现“提低”和“扩中”以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以居民家庭的数字技能为切入点,利用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0年四期数据,检验居民数字技能的减贫效应,以及对不同维度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数字技能提升能够抑制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但整体上低数字技能提升对家庭的减贫效应大于高技能家庭。不同水平的数字技能对城乡之间、不同家庭特征和不同数字经济发展地区的家庭相对贫困减缓作用也存在差异。居民数字技能提升可以通过信息可得性增加、自主脱贫积极性上升、家庭就业人数与工资增加缓解相对贫困发生。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数字技能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抑制收入不平等。结论为地方政府从提升居民数字技能视角,治理相对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提供参考。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测度与异质性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测度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远低于非贫困家庭,就业稳定性差、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社会支持不足等是造成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低的主要原因。家庭发展能力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赡养型相对贫困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最弱,生产型相对贫困家庭的凝聚能力最弱;东中西部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与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最弱,东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虽然在人力资本、社会保险参与率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其家庭凝聚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有待提升。基于此,建议拓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就业渠道,增强就业稳定性,以赡养型家庭为着力点加大对农村老年相对贫困群体的政策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构建文明和谐的家庭关系。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我国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选择。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而相对贫困治理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手段。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A-F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维度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医疗保险和住房,同时遭受5个以上维度或单一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50%的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至少3个维度贫困;区域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深。

相对贫困家庭的灾难性医疗支出测度与空间传导机制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相对贫困家庭的医疗经济风险预期对家庭医疗负担反应差异的面板门槛模型,发现相对贫困家庭的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为医疗支出占除食品、教育及居住等其他支出的21.02%;继而建立空间计量Tobit杜宾模型和空间Tobit杜宾中介效应模型,分别实证检验了灾难性医疗支出以社会网络为媒介在相对贫困家庭间的空间传导机制,以及医疗保障制度对相对贫困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空间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社会关系影响转移性支出压力和社区家庭健康水平,灾难性医疗支出可以在相对贫困家庭间的传导,但是医疗保障制度能够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家庭间转移性支出压力和提高整体家庭健康福利,从而阻断了灾难性医疗支出在相对贫困家庭间的传递。

教养方式视角下提升相对贫困家庭子女自我效能感的策略探究

培养和提升相对贫困家庭子女自我效能感,有利于提升相对贫困家庭子女的能力发展和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积极、有效、良好的教养方式有助于相对贫困家庭子女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消极、无效、不良的教养方式对相对贫困家庭子女自我效能感提升起阻碍作用。目前,以教养方式提升相对贫困家庭子女自我效能感存在的问题是:家长教育理念相对传统和落后、家长教育行为失当、家长教养方式质量有待提升。为此,应完成家庭教育理念的自我觉醒,运用适宜的教养行为开展家庭教育,加强外部资源对家庭教养方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