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邻近性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迁入地选择

理解流动人口核心家庭迁移模式和迁入地选择机制,对于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从户籍地与迁入地城市相似性的视角出发,分析户籍地与迁入地间多维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迁入地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城市间工资、产业结构、信息和服务邻近降低了城市被选的概率,而地理和制度邻近则相反。以地理和制度因素为代表的环境阻力对流动人口核心家庭迁移的影响最大;此外,经济势能和社会势能高会提高迁入地被选择的概率。(2)邻近性存在调节效应,有利的制度、较低的信息搜寻成本,以及相似的平均工资、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均会抑制地理距离的负面影响。(3)不同迁入地、户籍地和家庭类型具有异质性效应,迁往东部的家庭受服务邻近影响较小,迁往中部地区的家庭受经济势能影响较大,迁往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受社会势能影响较大;户籍所在区域也会先决性影响其迁入地的选择;不同人力资本水平、户口类型的家庭间迁入地选择策略也不同。

宅基地禀赋与乡城家庭化迁移——基于分期动态家庭迁移决策机制分析

家庭化迁移已成为中国乡城迁移的主要模式,具有分期性和动态性的特征。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对个体迁移决策的影响,对家庭化迁移的关注较少,也很少有研究考察土地在家庭化迁移不同阶段的影响。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分期动态的家庭化迁移决策机制,将家庭化迁移分为两个阶段:家庭离散阶段和家庭聚合阶段,并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拥有宅基地对家庭化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对于拥有宅基地的家庭,宅基地面积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为显著的“正U型”;(3)相比于家庭离散阶段,宅基地禀赋在家庭聚合阶段的影响更大。据此建议进一步保障农民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探索构建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制定满足迁移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和户籍制度。

农村家庭迁移、市民化意愿与土地转出

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式半工半耕和代际接力式市民化模式下,系统分析了农村家庭迁移、市民化意愿与土地转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家庭迁移率与土地转出之间具有U型关系;第二,家庭迁移率与市民化意愿之间也具有U型关系;第三,土地转出和市民化意愿均能提升家庭迁移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代际农民工和土地转出方式均会对家庭迁移、市民化意愿与土地转出形成较大影响,并符合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式半工半耕和代际接力式市民化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前城乡土地和劳动力流动存在的困境:一方面应继续加强城乡要素市场的制度建设,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土地转出的难度;另一方面应尊重当前农村家庭演变的内在逻辑,保持城乡改革的历史耐心,根据农村家庭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家庭迁移和土地转出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

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已经成为两种主要的迁移模式。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外出务工农民的实地问卷调查,对这两种模式转移的农民家庭人口、资源、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试图揭示两种迁移模式下农民的状态差异。

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与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原始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以及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对新型社会资本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初次非正规就业效果明显;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获得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进而影响其家庭迁移。因此,需注重新型社会资本的培育,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原始社会资本"向"新型社会资本"的延展。此外,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消除市场歧视,为乡城流动人口提供更完善的就业信息,最终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移。

农民工家庭迁移状态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省951户的调查数据

根据山东省951户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利用多元Logit模型和扩展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系统分析了农民工家庭向城镇迁移过程中迁移状态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初次离乡和定居城市两种演进形式的实现难度较小,而举家迁移和直接定居城市两种演进形式的实现难度较大;农民工家庭劳动力的城镇务工状况及其农村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民工家庭迁移状态演进的决定性因素。

农民工家庭迁移模式与消费支出研究——来自北京市的调查证据

农民工自1990年以来的大规模流动,跨越了城乡和区域,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本文运用844个农民工家庭的微观资料,通过区分不同的家庭流动模式——独身来京、家庭部分人口来京以及举家来京,深入分析不同家庭流动模式下的农民工的消费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迁移模式已经逐步取代个体迁移模式成为外出务工的主流,个体的转移支付和汇款远远高于家庭层面,而非举家迁移对老家的转移支付和汇款又远远高于举家迁移的家庭;家庭迁移者在孩子以及居住方面的消费较高,对于保险的需求也大于个体务工者。由于不完全的城市化,农民工尚未实现户籍身份的转换,自然也没能真正意义上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

从个体稳定性到家庭迁移:文化认同与农民工稳定城市化

稳定城市化强调农民工城市化是一个从个体稳定城市化到农民工家庭城市化的连续过程,因此农民工家庭迁移行为与迁移计划至关重要。研究基于CMDS 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采取Logit模型和KHB模型分析文化认同对农民工稳定城市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文化认同影响到个体的未来城市化预期(是否在本地生活与工作)与稳定性;(2)同时对农民工的家庭迁移决策产生影响;(3)文化认同的影响是连续的,通过个体稳定性进一步影响到家庭迁移行为与家庭迁移计划。论文提出提升农民工城市化质量,降低农民工城市化心理成本的具体对策:其一是针对异地迁移农民工家庭,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降低其文化适应成本;其二是基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以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剩余人口的就近转移,降低迁移过程中的文化适应成本与心理成本。

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

通过分析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的数据,对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结果显示,家庭中的随迁人口和家庭矛盾会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工作中的稳定性和发展前景而非收入水平对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社会保障中的失业保险会提升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和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代际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需要政府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福利保障。

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优化

随着劳动力城乡之间的转移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家庭为背景的城乡迁移成为趋势。在此背景下,家庭迁移导致农村住房闲置、住房资源浪费和农村生活环境恶化,并进一步导致"空心村"的存在。因此,如何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家庭城乡迁移背景下,规划农村人居环境,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促使农村因家庭迁移而导致的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从而达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容整洁的目标。

家庭迁移对已婚女性外出就业影响分析

在对前人关于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研究基础上,结合2013年沈阳农业大学劳动力转移问卷调查,对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并着重研究了家庭迁移对农村已婚妇女就业行为的影响。

重庆山区农村家庭迁移特征及影响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家庭迁移比例不断上升。山区农村是主要的人口离心区,导致了乡村衰落。目前较少关注山区家庭迁移,并且鲜有研究直接从农户层面探讨农户家庭迁移的影响因素。因此,该文利用2017年重庆市少数民族山区3个典型乡镇的58份社级问卷和323份农户问卷,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了山区农村家庭迁移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山区农村人口流动较为活跃,整户搬迁现象明显;农户家庭迁移表现出对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服务的追求,农户搬迁具有迁入地靠近公路、高海拔地区迁往低海拔地区等特点,且受到经济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性别、年龄、大专及以上学历等户主特征和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总收入、非农劳动力占比、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等家庭特征均显著影响农户家庭迁移行为,且农户更偏向于向经济基础较好、公共基础设施较完善、拥有特色旅游资源的社区搬迁。

家庭迁移对城际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家庭化迁移取代个体化迁移,成为目前中国人口流动的新特征。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探讨家庭迁移对城际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迁移对城际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发生家庭迁移的城际流动人口较没有发生家庭迁移的城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参与率高;家庭迁移规模越大的城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参与率越高。家庭迁移与城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参与之间的显著相关性通过整体融合机制、成本—收益机制及稳定—心理归属机制得以解释。文章提出,对流动人口问题的关注要突破城乡分割模式下“城乡之分”的分析框架,从区域分割模式下“内外之别”视角延展流动人口研究的群体指向;此外,要对家庭迁移背景下的流动人口需求及权益问题进行多元、有针对性的学术研究及政策设计。

农民工家庭迁移状况研究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农民工的个体迁移状态正慢慢向着家庭迁移模式发展。在农民工家庭迁移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非农化、市民化这两大特点。且不论是出于被动化还是主动化的发展,国家的政策对农民工的流动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在此应不断做好落实工作,完善农民工管理体系,促进农民工家庭的主动市民化,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发展。

家庭迁移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效应——基于CFPS 2012—2018年的调查

聚焦家庭迁移经历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并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四轮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均有显著负向影响,且母亲单方外出对儿童负向影响更大;男孩较女孩受到母亲单方外出的影响更显著,低年级儿童较高年级儿童更易受到父母外出的负向影响。为减少家庭迁移经历对儿童认知发展的负向效应,建议通过优化户籍制度、促进外来务工人员定居城市以及鼓励返乡就业创业减少留守儿童数量;政府、学校和父母三方应重视留守儿童的认知发展以及心理健康,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

家庭迁移视角下的农村女性转移

在对前人关于家庭式迁移和农村人口外出的引力和阻力进行综述下,结合2011年年初所做的安徽省农村女性外出行为问卷调查,对农村女性外出的引力和阻力以及她们定居城市的意愿和定居障碍进行了研究,得出农村女性外出的三大引力和影响其定居城市的三大因素。

农民工家庭迁移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缓慢过程。就整体而言,人口从小移动到大迁徙是任何地方的人口迁移都必须经历的阶段。目前,农民工迁移日益呈现出家庭化的趋势,这对农村发展存在不利影响。具体表现在:加速农村熟人社会的陌生化和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农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导致传统文化的消解;家庭迁移减少了回流农村的务工收入,导致农村发展后续动力不足;农民工家庭迁移加剧流动农民工和留守居民之间关于土地产权和所有权的纷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建立外出打工农民社会地位补偿机制,吸引农民工投资家乡建设;建立传统文化报备工作,定期下乡宣传和办培训班,有目的培养一批传统文化传承者;创新农村土地管理和流转制度,有条件的探索集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等新型农业生产模式。

重庆市进城务工人员家庭迁移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趋势日益明显。根据556份实地调查的数据发现,重庆市进城务工人员家庭迁移比例为66.4%。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家庭迁移决策的因素发现,在个人特征方面,女性、已婚、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迁移可能性更高;在家庭特征方面,有农地流转、城市自购住房的家庭迁移可能性也比较高;在经济特征方面,收入水平对家庭迁移决策有正向影响;在社会特征方面,居留意愿越强,家庭迁移可能性越高。最后提出重庆市应从户籍制度、土地流转、住房制度、就业创业、社区治理等方面引导流动人口有序实现家庭迁移,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PM_(2.5)污染对中国家庭迁移决策的影响研究

研究采用2010年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以家庭单位为分析对象,实证分析了空气污染物PM_(2.5)浓度对家庭迁移决策的影响,同时借助工具变量法探究了PM_(2.5)浓度与家庭化迁移之间的反向因果内生性,并通过回归分析家庭带孩子、老人等一起迁移的可能性。结果表明,无论是迁移当年还是迁移前3年、5年累计平均的PM_(2.5)浓度,均对家庭化迁移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即面对较高的PM_(2.5)空气污染时家庭倾向于迁移的可能性较高。家庭面对PM_(2.5)污染也倾向于携带易受雾霾威胁的脆弱群体(老人、孩子)进行举家迁移及夫妻联合迁移。此外,PM_(2.5)浓度与家庭化迁移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内生性,会低估估计系数。未来,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人口红利问题,政府应当从公共环境政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随迁人口的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战略等方面制定相应措施。

规模与结构视角下的人口流动家庭化迁移

人口转变和家庭转变具有理论上的同源性,采用流动性的分析框架,将流动人口的家庭置于现代化背景下,强调其时空上的迁移和变动,结构和形态上的多样与复杂,由此聚焦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选择的建构视角。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详细展现流动人口家庭的演变历程,解答“流动人口家庭随着现代化路径发生了哪些变化”和“流动人口家庭目前的现状与特征是什么”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