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通学行为差异分析

通学出行是儿童日常生活和家庭通勤出行中的重要活动,通学方式决策对于儿童通学的安全、便捷以及城市交通系统优化等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20年展开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多项logit模型研究个体属性、家庭特征、学校属性及地理特征因素对通学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地理特征因素对通学方式选择的影响最大.东部地区的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机动交通方式和自行车;西部地区学生更倾向于步行;东北地区学生则更倾向于机动交通方式和校车.农村乡镇和小城市的电动车通学比例明显高于大中城市,且农村乡镇使用校车的概率也更高.全国范围内,私立学校学生使用校车的可能性是公立学校学生的3.3倍.此外,研究还发现个体属性和家庭特征也对通学行为具有影响,如肥胖儿童更加依赖校车和电动车;性别对通学方式选择没有显著作用;家庭规模越大,越愿意步行通学.从促进主动出行、改善交通公平性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

“老龄化”“少子化”是我国当前乃至未来一个阶段内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如何把握“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我国居民消费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是当前急需破解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我国微观层面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就“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比较分析了这种影响的城乡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整体上而言,“老龄化”会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少子化”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然而,“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仍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呈现出东中西不断减小的趋势性特征。但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则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且“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我国东中西不同地区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会由于居民家庭性质的异质性(城镇或农村)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而言,“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对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表现为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挤出效应”,且这种“挤出效应”在西部地区表现得更强。

我国退役军人保险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一、引言退役军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服役时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退役军人保障的相关工作。2019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指出,要解决退役士兵未能及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或因各种原因中途断缴等在享受养老、医疗保障待遇时面临的困境。同年7月5日,财政部等印发的《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

农村父母关心幼儿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十四五”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背景下,为解决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村父母家庭教育缺位等问题,提升农村父母关心幼儿教育的程度,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综合家庭维度、学校维度、个体维度变量,构建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并以性别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初步回归结果发现,出现以下几个变量如当幼儿学校所在地为村镇、每月发生一次代际分歧、幼儿年龄增加、幼儿为男童时,农村父母关心幼儿教育的程度较低。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得到,村镇学校对农村父母关心教育的负面影响,仅在女童家庭中比较显著;代际分歧、年龄增长对农村父母关心教育的负面影响,仅在男童家庭中比较显著。

增收还是返贫?家庭创业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就家庭创业对我国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我们发现选择家庭创业能够显著地改善家庭收入状况,对农户减贫有积极影响。同时,家庭创业对农户家庭纯收入的正向影响会随家庭纯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家庭创业对收入增加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更加明显。在当前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脱贫人口返贫的背景下,本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对其日后的社会资本积累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例如成年人体育团体与非体育团体的形成等。尝试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20年数据为基础,将大学生社会资本置于体育锻炼参与的特定领域,通过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信任2个维度进行分析,并对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体育锻炼是通过参与、社会互动等来创造和积累大学生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

电子设备使用与1~3岁婴幼儿气质的关系——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数字化和“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各类电子设备深度融入家庭,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幼儿教育的发展。本研究选取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电子设备使用与1~3岁婴幼儿气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电子设备使用可以显著正向预测1~3岁婴幼儿气质的活动性、反应性和情绪性,与社会抑制性和专注性无显著关系。据此,建议家长了解婴幼儿气质特点,尊重个体差异;寻求婴幼儿使用电子设备的平衡点,实施科学早教。

家庭追踪调查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启示

本文以PSID、GSOEP、BHPS、EHCP、NIDS的官方文本及相关研究为对象,分析了调查前期设计和执行过程的经验及问题,以期对改进调查方法提供借鉴。研究发现,两年一轮的调查问隔和"交替核心"问题的设置有助于实现成本节约和数据连续性之间的平衡;调查完整性的需求推动调查对象转向年龄段的全覆盖,问卷模块增加的同时访问时间有所延长;家庭数据的数量和复杂性强化了对CAPI系统依赖性,丰富了质量评估的工具和手段;完全标准化的跨国联合调查难以实现,但逐步引入标准问题模块的方式值得借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

为了让研究者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有更多了解,本文从四个方面介绍其背景和特色。在设计理念上,CFPS以个人和家庭为研究主体,以多层次问卷和跟踪性调查为研究视角,充分考虑了社会现象的异质性、复杂性和时间性;在调查实施上,CFPS采用城乡一体的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借助先进的调查技术提高访问质量,设计了兼顾研究需要和可操作性的追访原则;在问卷内容上,CFPS不仅涵盖内容广,而且在整合城乡问卷,收集家庭关系、人口流动、事件史、认知能力和少儿发展等相关数据上也均有长处;在数据上,本文以经济不平等、婚姻变迁、认知能力三个方面的数据研究为例,展示了CFPS的追踪设计和特色内容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潜力。

收入流动、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农户数据,在考察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现状的基础上,使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和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收入流动、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惯性率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流动性存在差异;收入向上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而收入向下流动则会加剧其收入不平等。社会资本积累能够有效缓解收入流动不足引致的收入不平等,表现为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居民就越容易实现增收,而社会资本不足容易引致收入不足,进而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增强农村居民社会资本、防范弱势群体收入向下流动,成为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关键。

人口结构与家庭债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角度探讨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借贷需求及其债务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1)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正相关,即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促进家庭债务的累积。(2)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负相关,少儿人口的增加反而将抑制家庭借贷市场的发展。(3)小型化的家庭更趋于借贷。(4)人口结构的变动主要借助收入分配这一机制作用于家庭借贷需求。

家庭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与收入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6年两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验证了家庭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对家庭层面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切米雷泽鞅转化技术计算统计量,判断出2012年和2016年模型在不同分位点处于位置漂移关系,家庭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地区、城乡、家庭人均年龄因素是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的原因,其中家庭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的提升给高分位点家庭带来的绝对回报高于低分位点的家庭。

“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立足于数字经济深刻影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研究表明,"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该结论在运用Heckman模型、处理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实证策略纠正潜在内生性问题及通过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城市家庭,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家庭的增收效果更显著;中间收入阶层是数字经济的最大受益者,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响相对较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进而增加收入的渠道显著存在。门槛回归分析表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收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现阶段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增收效应大于数字产业化的增收效应。因此,应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作用。

互联网使用具有幸福效应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

互联网快速发展对我国居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居民使用互联网能令其幸福感提高14.1%;采用工具变量法与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幸福效应依然显著;居民个体差异会影响互联网使用的幸福效应,农村、男性、低龄及中低教育阶层居民能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因而应改善互联网设施,普及互联网教育,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以有效提高我国居民因使用互联网而带来的幸福感。

养老保险、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相对剥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探讨养老保险对农户收入相对剥夺的影响以及农地流转的调节机制,以期为有效识别养老保险影响农户收入分配的可靠机制提供证据。研究发现:农地流转总体上抑制了农户收入相对剥夺,参加养老保险对农户收入相对剥夺也具有显著的缓释效应;相比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户,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户更容易通过农地转入来提升其农业兼业收入,“部分地”间接降低农户收入相对剥夺水平。对于有老年人的家庭而言,领取养老金抑制了农户收入相对剥夺,且通过改变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间接影响农户收入相对剥夺;农地转入能够显著降低有老人家庭的收入相对剥夺。本研究为在后扶贫时代强化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融合,推进“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

中国成年人吸烟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目的 了解中国成年人吸烟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控烟工作提供数据支撑。方法 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 2020),对6 457名纳入分析的成年人的吸烟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6 457名纳入分析的成年人群以青年人为主(97.94%),人群总吸烟率为28.74%,其中男性(55.96%),学历为小学及以下(32.36%)、初中(30.87%),情绪消极(29.52%),在婚/同居(30.69%)人群的吸烟率较高。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较女性吸烟率更高(OR=85.42,95%CI:64.47~113.18);学历为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的人群较小学及以下人群吸烟率更低(OR值分别为0.78、0.55、0.47、0.10,95%CI分别为0.64~0.95、0.45~0.68、0.37~0.60、0.02~0.46);消极情绪人群较积极情绪人群吸烟率更高(OR=1.34,95%CI:1.08~1.65);在婚/同居人群较未婚/离婚/丧偶人群吸烟率更高(OR=1.45,95%CI:1.24~1.68)。结论 我国成年人群烟草流行状况较严峻,应将男性、低学历、消极情绪、在婚/同居人群作为控烟重点人群。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对农地有偿流转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研究目的:基于农地供给方和需求方双重视角剖析新型经营主体发育对农地有偿流转的影响及其机制,为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研究方法:双重差分方法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结果:(1)新型经营主体作为农地需求方能显著促进农地流转有偿化。(2)这一影响的实现基于两种机制:一是直接效应,即新型经营主体作为外部需求主体打破了以熟人网络为主的封闭市场,通过引入市场化的交易规则订立合理租金;二是通过间接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机制,激励熟人间的非正式交易向市场化、有偿化靠拢。(3)新型经营主体发育对农地有偿流转的影响以农地产权的稳定为前提,但并不因农村非正式制度的介入而被削弱。研究结论:在继续稳定农地产权的前提下,引入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以其市场化行为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对促进租金有偿合理、健全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字词测试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大型综合性调查经常包含认知测试部分。基于控制调查成本以及降低数据缺失率的要求,大型调查中的认知测试设计一般较为简洁,在这种情况下,其信度和效度可能受到影响。本文运用经典测试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两种方式来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字词测试的信度和效度。我们还同时比较了3种计分方法,它们分别是原始分计分法、最难题计分法以及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计分法。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字词测试信度较高,其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良好。3种计分方法结果的相关度很高,在分析截面数据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婴幼儿家庭教育期望对亲子互动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家庭是影响婴幼儿发展的关键因素。选取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实证分析所获得的证据,探讨0~6岁婴幼儿家庭教育期望对亲子互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0~6岁婴幼儿家庭教育期望处于较高水平,亲子互动略低于中等水平。0~3岁婴幼儿年龄和家庭教育期望显著正向影响亲子互动,而婴幼儿性别不会对亲子互动产生显著影响。3~6岁幼儿年龄、性别均不会影响亲子互动,家庭教育期望显著正向影响亲子互动。据此提出建议:家庭教育期望应保持在合理且适度的区间内;和谐亲子关系有赖于亲子互动频率的增加;多途径学习育儿方式提升亲子互动水平;适宜的教育支持有助于增强家庭育儿能力。

家庭代际关系是否影响家庭储蓄率?——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高储蓄率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被称为"中国储蓄率之谜"。为了进一步研究影响家庭储蓄率的相关因素,研究将视角聚焦到家庭个体层面,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家庭代际关系与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父母视角下的家庭代际关系对家庭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与孩子的关系越好,越有可能增加孩子的经常性支出,从而影响储蓄率。从成年子女的角度来看,家庭关系与家庭储蓄率的关系并不显著,即无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都不会影响当前的家庭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