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和微观收入流动性的关系探讨——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法,研究和分析金融素养、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和微观收入流动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具有增收效应,金融素养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微观收入就增加0.096个百分点,且在纠正内生性后依然得以验证。金融素养的提升促进家庭积极参与金融市场,市场参与行为的正向溢出效应增加了家庭收入,即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在金融素养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提高中具有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2%。由此,国家、社会、金融机构和国民等各社会主体应该共同努力,以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和微观收入流动性。

金融素养、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和家庭收入——基于中国家庭金融问卷调查的实证检验

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得人们凭借固有的金融知识水平难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本文利用OLS和中介效应法来研究金融素养、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系行为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加家庭收入。(2)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家庭积极参与金融市场。(3)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在金融素养的增收效应中具有中介作用。结合以上结论,提出提升国民金融素养水平,完善金融市场等建议。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

信息技术发展和居民财富水平提高使互联网等新兴信息载体逐渐成为家庭获取金融信息的重要渠道。从非风险性金融和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角度,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家庭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金融知识或金融信息关注度来影响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决定。互联网使用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员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家庭。

认知能力、财富积累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展开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6年的数据,考察认知能力对家庭财富积累和是否参与金融市场行为的影响。本文选择CFPS2016家庭部分中受访者的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来衡量受访者的认知能力。通过对回归结果的分析,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家庭财富的积累。认知能力的提高对城乡地区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家庭的财富积累和参与金融市场行为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研究综述

作为家庭金融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引起了较大的关注。本文从宏观环境、背景风险、家庭特征和行为特征四个角度出发,对研究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对国内外代表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探讨。由于家庭金融的发展时间较短,数据基础薄弱,针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移动支付、感知风险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从感知风险的视角探讨了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支付显著促进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财务风险、时间风险、隐私风险等主观感知风险是移动支付影响家庭金融参与的重要渠道;金融市场类型、本地创业氛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家庭外部因素,以及家庭决策者的风险偏好、金融市场信息、教育水平等家庭内部特征,是导致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参与异质性影响的重要原因,并且家庭内部特征的影响显著高于家庭外部因素。机制分析发现,在相同条件下,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远高于不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提高家庭的风险偏好、金融信息、教育水平对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边际效应高于不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

家庭收入期望差距与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行为——来自CHFS的微观证据

以收入预期为切入点,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基于前景理论实证分析了家庭收入期望差距对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期望顺差会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行为,且家庭收入社会期望顺差的正向作用大于历史期望顺差;家庭收入历史期望落差也正向影响了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但社会期望落差影响不显著;当期家庭收入期望顺差影响其风险投资的边际效应要高于家庭收入期望落差。长期来看,家庭收入历史期望顺差的促进作用增强,而家庭收入社会期望顺差的正向影响减弱。家庭收入期望差距的促进效果主要表现在高收入、东部地区的家庭群体,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强于劳动性收入。机制分析发现家庭收入期望顺差通过改变家庭的风险偏好和金融知识水平来促进风险投资,而家庭收入历史期望落差仅能提升金融知识。

财务舵主个人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

基于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Ologit和Tobit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财务舵主个人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选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三个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舵主的性别差异对于金融市场的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女性财务舵主家庭更倾向于参与金融市场,其金融市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均更强,性别差异的来源集中于城市家庭,原因则主要是女性舵主的人力资本特征对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程度较男性舵主更高;财务舵主的年龄与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三方面均呈"倒U"型关系;具有城市户口的财务舵主更倾向于参与金融市场,其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均远高于农村户口家庭;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两方面对金融市场参与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证据

文章利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使用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参与保险、储蓄、信贷、风险等金融市场以及互联网商业活动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家庭参与储蓄市场、信贷市场、风险市场和互联网商业活动均有正向效应。文章最后提出了传统金融机构加速整合数字技术,加快大数据征信体系建设,提高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等建议。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市场参与:家庭财务舵主视角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度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财务舵主的人力资本与家庭物质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舵主的人力资本与家庭物质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人力资本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效应大于物质资本;家庭财务舵主的性别差异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决策影响较大,当财务舵主为男性时,家庭的市场参与决策主要由人力资本主导;为女性时,市场参与决策主要由物质资本决定,并且女性舵主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更强;由于城乡金融市场化差异等现实原因,城市家庭的市场参与度远高于农村家庭;从城乡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推动因素看,城市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由物质资本主导,而农村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以人力资本主导为特征。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农户金融市场参与及家庭资产配置

文章基于离散选择LOGIT和TOBIT模型,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新农保的农村户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和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比率均有所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农保能够显著改变农村家庭在三大主要资产配置方面的配置行为;改变解释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处理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劳动合同、保险覆盖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从微观层面来说,签订长期劳动合同能使居民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福利保障,从而可能对家庭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劳动合同以及不同类型的劳动合同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劳动合同能够显著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机制分析表明,拥有长期劳动合同的居民保险覆盖较高,使得居民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方面的保障更加充分,从而降低家庭的背景风险,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期劳动合同显著促进了低学历家庭和城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同时促进了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本文的分析为保险市场差异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人口抚养负担、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会降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倾向,并降低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而且少儿抚养比相对于老年抚养比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此外,本文发现家庭资产的积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偏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风险资产。经营个体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而年龄则呈现非线性的关系。

家庭金融研究综述——基于金融市场参与的视角

作为金融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家庭金融近年来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其中,金融市场"有限参与"之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最广泛的关注。从金融市场参与的视角,回顾了近年来家庭金融研究的新进展。国内外许多研究发现背景风险、参与成本、异质性信念、非标准偏好和社会互动行为等因素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因素是经典投资组合理论没有捕捉到的居民家庭实际面临的约束。由于家庭金融数据难以被准确地度量,家庭金融的研究依然具有挑战性。

农村家庭资产配置与金融市场参与的实证研究——以浙江金华地区为例

通过金融深化增加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提高农村家庭的福利,让金融为广大农村家庭服务,改善其资源配置,解决农村金融抑制的问题,是当前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文章将农村家庭的实物资产分为生活型与生产投资型,将金融资产分为安全型和风险型,根据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实物资产配置和参与金融市场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探讨当前农村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路径。

社会网络与台湾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

本文运用2014年台湾地区家庭收支调查数据,采用Probit和Ivprobit模型,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建立广泛和高质量的社会网络会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分县市和分北部、中南部地区来看,社会网络的扩大对在台湾的县和中南部地区的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边际影响更大。本文的策略含义在于政府应将区域差异性考虑在内,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发挥家庭社会网络的功能。

房价收入比对我国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

鉴于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对微观家庭经济活动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本文从房价收入比的角度研究了其对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机制,选取2013、2015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城市样本数据,通过Probit、Logit、Tobit三种模型对本文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房价收入比对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房价收入比越高的地区,居民参与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概率越大;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房价收入比可以通过消费、信任感和风险偏好对居民在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参与产生影响。对此本文提出进行金融市场改革、稳定房价收入比和提升全民金融水平的政策建议。

金融知识、收入风险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

本文围绕着金融知识、收入风险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这一主题进行阐述,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了金融知识、收入风险等因素是否会影响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是否会影响参与程度,以便为广大同行提供一份参考资料。

比较优势、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生育行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逐渐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比较优势对女性劳动者的生产消费行为影响加大。构建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影响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的理论模型,并利用地理数据构造工具变量,研究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了家庭的生育行为,具有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越密集使用女性劳动力,家庭生育子女数量越多;比较优势和女性劳动参与通过工资收入和工作强度机制综合提高家庭的生育行为;比较优势出口行业中女性劳动参与对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和户主生育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而且相较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而言,对在民营企业就业员工的正向影响更大。在优化行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中,通过缩减劳动时间、增加劳动收入,进而促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以构建和谐幸福的育儿家庭环境。

社会网络与居民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究居民家庭对风险金融市场的有限参与问题,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居民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适度的社会网络能够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但社会网络的过度嵌入会抑制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在作用机制方面,社会网络通过风险偏好、信息传递、学习技巧三种渠道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产生影响。文章最后分别从家庭、金融机构和政府角度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