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股票投资行为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关系研究

本文使用CHFS的2013年的家庭数据,分析了家庭股票投资行为和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家庭持有股票的平均时长、家庭股票投资盈亏状况较好与家庭金融资产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股票初次投资金额,使用自家电脑、办公场所电脑、网点电脑,投资股票的数量、户主作为投资主要决策人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实证回归结果对于家庭如何控制金融投资组合风险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家庭在进行股票投资时,应该更加理性投资,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金融知识水平。

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就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城镇居民、东部地区家庭、较高教育水平和较高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就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重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农民、中西部地区家庭、较低教育水平和较低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数字金融能力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风险偏好以及促进家庭保险配置等路径优化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因此,应注重提升居民数字金融能力水平,普及数字技能和金融知识,加大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缩小“知识鸿沟”“数字鸿沟”,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的微观数据

商业医疗保险能降低家庭医疗支出不确定性,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9年CHFS数据,实证分析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持有商业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占比与多样性,并且商业医疗保险对东部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健康在商业医疗保险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商业医疗保险能够通过提高家庭健康状况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基于此,为引导家庭合理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政府应完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扩大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同时完善金融市场,加大对保险及金融知识的普及力度。

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分析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结构正向激励居民家庭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而单人家庭、夫妻家庭则呈现抑制效应。数字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对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促进作用,且因为数字鸿沟的存在抑制了单人家庭和夫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的渠道检验显示,家庭结构可以通过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两种中介变量影响资产配置。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应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弥合数字鸿沟,帮助居民提高金融素养、树立理性的风险态度,以提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进而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水平。

数字素养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对家庭的资产配置决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家庭财务决策人的数字素养,实证研究数字素养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财务决策人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显著地提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概率和配置规模,在引入工具变量回归后,结果保持稳健。在机制分析方面,文章通过放宽传统的“理性人”假设,发现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提升个人的金融素养来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

中老年家庭健康风险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健康风险QWB指标,实证研究中老年家庭健康风险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发现:中老年家庭健康风险程度高低显著影响是否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决策,并且增减其风险金融投资的比例;面临更大健康风险的中老年家庭医疗支出增加、劳动供给减少、预期寿命可能性降低,影响中老年家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估计,因此表现出减少风险金融投资参与和投资比例,并增加无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投资决策;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由健康风险导致的不确定性估计、有效提升健康人力资本存量,在中老年家庭健康风险影响风险金融投资参与的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负效应。基于此,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文化发展,鼓励健康消费,加速金融产品创新,以进一步优化中老年家庭的资产结构。

最低工资标准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数据,检验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促进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进而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机制分析发现,提高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和健康水平是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城镇、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家庭中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合理降低民营企业负担,以此引导低收入群体合理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拓宽其增收渠道。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家庭在无风险金融资产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基础,经济状况越好,家庭进行无风险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越大;年龄对两类金融资产配置均有负向作用;金融素养越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可能性越大,且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明显大于对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此外,幸福感和身体状况的状态感知将会正向影响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女性和未婚均会提高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可能性。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集成风险的测量与波动分析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在不同时期风险的聚集可能会引发宏观金融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因此,文章试图测算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并描述其变动特点。首先构建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Copula函数,然后计算其VaR值,并比较分析VaR值与各金融资产收益的变动关系,发现当金融资产中高风险资产的收益低于VaR值下限时,家庭金融资产风险不断积聚并达到高点,而这个过程与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相契合。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和资产中的风险资产收益会影响未来的利率和CPI的变化。

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老年人占比及少儿占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同时降低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老年人占比对中西部地区或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少儿占比对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率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

数字金融、家庭收入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通过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仅会促进更多居民进行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而且会提升已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家庭的投资比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以及东部地区家庭。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刺激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数字金融创新、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加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引导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提升家庭财富水平。

教育程度对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多样性的影响研究

教育程度的提升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居民的经济决策,也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多样性状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数据(CHIP2018)探讨了教育程度的提升对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中户主和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均对持有金融资产种类数和金融资产组合多样性指数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处理内生性之后依旧显著,但是具体的提升作用在不同的教育程度定义下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程度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家庭所在区域的宏观经济变量起着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经济水平较低、金融普及不高的区域金融资产组合多样性发展潜力较大。在我国居民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本文为我国通过家庭金融缩小收入不平等、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一系列建议。

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受经济走势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回报率走低,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和风险问题凸显,家庭金融投资要求从粗放型向智慧型转变,居民受教育程度成为分析这一问题的有效研究视角。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居民受教育程度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结果表明:提升居民受教育程度能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比重,并且这种影响在户口类别、家庭所处区位和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受教育程度主要通过金融素养、社会保障等多种路径来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提升全民素质、普及金融知识和加强金融监管是优化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有效途径。

持有风险金融资产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吗?

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复杂的联系。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2019年两期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和中介效应方法,探讨了持有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加大农村家庭在通信消费、医疗保健、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方面的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通过金融财产性收入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以金融理财产品为例,进一步探究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及影响因素,较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可能性低,没有相关知识、不知道如何购买、受投资门槛限制是影响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持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素养,引导农村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从而更好地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

教育异质婚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

作为婚姻选择中考察的重要因素,男女双方的教育差距可能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教育异质婚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异质婚抑制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教育异质婚通过削减家庭社会网络、降低户主幸福感抑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对于城镇家庭、有房家庭和拥有更高教育背景的家庭来说,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受教育异质婚的抑制作用更强烈。但是,在不同模式的异质婚之间,以及低等教育同质婚与不同模式异质婚之间,家庭对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并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城乡差异与因素分析

金融资产已成为城乡家庭重要的资产构成,文章利用CHFS数据,基于Probit和Tobit模型考查城乡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和深度的差异。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主要变量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和深度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表现为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比农村家庭高7.16%,参与深度高33.56%。高收入样本和东中西部地区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仅仅是家庭收入提高和地区经济增长,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城乡差异反而有扩大的迹象。

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

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家庭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不但能够增加家庭对风险金融的投资比重,而且能促进家庭风险金融持有量,并在控制了各类变量的条件下该结果稳定性依然较高,主要原因可能是,养老保险对降低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具有消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和农村两个子样本中分析发现,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效果较小,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对金融消费水平的提升还有待完善。

数字金融背景下子女结构对安徽省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9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安徽省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在数字金融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子女结构的变化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率,而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移动支付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影响,改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移动支付和子女结构分别通过影响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除此之外,家庭风险资产的选择还受到户主自身金融素养的影响。本文研究为优化家庭资产配置、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供思路。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收益风险与宏观经济联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同质性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并讨论其收益和风险与宏观经济间的关系,使用数据为2003-2015年的月度数据,结果发现利率波动、CPI及房地产行业景气情况均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收益,CPI的变动滞后一期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变动。

金融素养、家庭资产配置与财富积累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金融素养水平的高低会对居民家庭的金融决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考察了金融素养对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积累的影响。研究认为,金融素养的提升不仅有效促进了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还促进了家庭持有投资性房产的概率和程度,而且,金融素养也显著促进家庭的财富积累。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会通过推动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以及推动家庭进行养老规划,从而促进家庭财富积累。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基础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农村家庭、中低财富家庭相比,金融素养促进城镇家庭、高财富家庭的资产配置和财富积累的作用更大。本文研究为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促进家庭资产配置优化和财富积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