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考察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和2018年的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对于家庭风险投资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一胎为女孩的家庭大于一胎为男孩的家庭,对城镇户籍的家庭大于农业户籍的家庭。机制检验显示,“全面二孩”政策通过提升家庭收入进而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经过相关稳健性处理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可靠。

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2015、2017年三期数据,本文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了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健康家庭,不健康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可能性更小,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更低。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的健康状况会改变家庭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存在负债异质性影响,相对于无债家庭,有债家庭更容易因为健康状况变差而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甚至退出风险市场。本文的研究对“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金融产品设计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对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回归,文章发现: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经历和经管类专业背景分别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抑制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但对子女海外教育经历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信贷约束如何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针对信贷约束影响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效果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信贷约束与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广度和深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相较于受到非正规信贷约束的家庭,正规渠道的信贷约束对于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约束主要通过提高风险厌恶水平、降低未来预期两个渠道抑制了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分样本的异质性回归结果也表明:信贷约束对于高收入水平家庭、城市家庭以及东部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抑制作用更强或者更加显著,同时这一抑制效果也受到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金融素养水平越高的家庭,信贷约束对于其参与风险资产的抑制程度越低。

角解型内生Tobit模型交互效应和平方效应的估计与推断——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模型的应用

给出角解型内生Tobit模型边际影响、交互效应和平方效应的估计与检验方法,设计数值模拟说明,此方法具有良好的有限样本表现,而忽视角解性质或内生性时的估计会给真实效应的估计带来较大的偏误。将此方法应用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Tobit分析,发现家庭新型信息化工具使用与家庭对外关系的交互效应对家庭个体观察具有异质性,但平均来看两者各自对另一方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效应均起正向调节作用。另外,户主年龄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婚姻状况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经验证据

通过挖掘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婚姻对于风险资产参与具有正向影响，即已婚者比单身者更倾向于投资风险资产；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风险资产参与率提高；家庭人口数对风险资产（房产）参与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股票参与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参与风险资产；已婚者比单身者更倾向于投资性房产，男性更多地参与投资性房产；当综合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时，发现已婚女性决策者比单身女性决策者更少地投资风险资产；在不同年龄分组情况下，婚姻状况对风险资产参与度有显著影响；在每个教育程度分组中，已婚都比单身更多地参与风险资产。

金融素养、风险偏好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以风险偏好为中介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户主越是偏好风险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家庭风险资产的持有比重就越大。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在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中,风险偏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行为是金融素养与风险偏好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结论意味着要想让家庭通过参与金融市场来提高金融福祉,一方面要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另一方面要引导居民正确的风险态度。

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就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城镇居民、东部地区家庭、较高教育水平和较高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就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重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农民、中西部地区家庭、较低教育水平和较低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数字金融能力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风险偏好以及促进家庭保险配置等路径优化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因此,应注重提升居民数字金融能力水平,普及数字技能和金融知识,加大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缩小“知识鸿沟”“数字鸿沟”,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的微观数据

商业医疗保险能降低家庭医疗支出不确定性,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9年CHFS数据,实证分析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持有商业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占比与多样性,并且商业医疗保险对东部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健康在商业医疗保险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商业医疗保险能够通过提高家庭健康状况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基于此,为引导家庭合理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政府应完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扩大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同时完善金融市场,加大对保险及金融知识的普及力度。

人口流动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人口流动是城镇化背景下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人口流动对城镇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和作用途径。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人口流动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次,居民拥有房产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居民拥有房产显著地缓解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负向影响;再次,从异质性结果检验来看,居民拥有房产在缓解人口流动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负向影响方面,在无子女、低收入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较低的居民样本中更加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完善人口流动机制以促进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老年人占比及少儿占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同时降低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老年人占比对中西部地区或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少儿占比对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率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

教育异质婚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

作为婚姻选择中考察的重要因素,男女双方的教育差距可能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教育异质婚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异质婚抑制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教育异质婚通过削减家庭社会网络、降低户主幸福感抑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对于城镇家庭、有房家庭和拥有更高教育背景的家庭来说,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受教育异质婚的抑制作用更强烈。但是,在不同模式的异质婚之间,以及低等教育同质婚与不同模式异质婚之间,家庭对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并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儒家文化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年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地区儒家文化对家庭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越强的地区,家庭配置风险资产的可能性越低,反映出儒家文化的保守属性。研究采用了两种指标来衡量家庭的风险偏好,以使结果更加可靠;在替换了儒家文化的衡量方法、或把儒家文化的测度从县级扩展到市级和省级、或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实证检验之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儒家文化会通过影响家庭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来间接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因此,在儒家文化强的地区,政府更应注重发展风险资产市场,以引导居民做出更为合理的资产配置。

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2012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Logit二元相应模型,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探讨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收入、受教育程度、性别对持有家庭金融风险资产产生正相关关系,而风险态度则对其呈负相关关系。其结论对国家政府积极引导家庭居民如何对资产进行更有效的配置具有建议性作用,并对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集成风险的测量与波动分析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在不同时期风险的聚集可能会引发宏观金融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因此,文章试图测算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并描述其变动特点。首先构建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Copula函数,然后计算其VaR值,并比较分析VaR值与各金融资产收益的变动关系,发现当金融资产中高风险资产的收益低于VaR值下限时,家庭金融资产风险不断积聚并达到高点,而这个过程与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相契合。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和资产中的风险资产收益会影响未来的利率和CPI的变化。

金融教育、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CHFS2015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教育、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可以显著提升居民金融素养,金融素养显著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且对股票、金融理财产品、基金、债券的配置、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种类数和风险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依据风险态度、学历、家庭总资产、城乡、东中西部划分子样本,发现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各变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教育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及其占金融资产比重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金融教育的影响作用是通过提升金融素养渠道实现的。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利用CHFS2015数据通过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乡总样本中配置股票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配置银行理财产品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基金、债券均无显著影响。但在城市、农村子样本中,不同风险资产配置又体现出差异性,如股票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农村不再显著。我们还发现,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极低,股票比重较大,结构有待调整。

家庭股票投资行为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关系研究

本文使用CHFS的2013年的家庭数据,分析了家庭股票投资行为和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家庭持有股票的平均时长、家庭股票投资盈亏状况较好与家庭金融资产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股票初次投资金额,使用自家电脑、办公场所电脑、网点电脑,投资股票的数量、户主作为投资主要决策人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实证回归结果对于家庭如何控制金融投资组合风险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家庭在进行股票投资时,应该更加理性投资,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金融知识水平。

购房融资方式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购房融资方式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民间住房借款,银行住房贷款能显著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机制分析表明,相较于民间住房借款,银行住房贷款能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推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在资本市场不断繁荣的背景下,研究结论对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引导居民合理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和多渠道增加家庭财富积累具有借鉴意义。

认知能力与中老年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3年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方法,研究户主认知能力对城镇中老年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户主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资产总额、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家庭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有边际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作用机制方面,认知能力的主要影响渠道是降低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信息成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改变风险感知这一影响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