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风险态度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201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保险变量后,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究了社会保险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基于KHB方法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拥有较多种类的社会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针对职工群体的社会保险险种相比针对普通居民群体的险种更能促进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相比城市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社会保险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居民影响更显著;社会保险水平提升会使居民更为偏好风险,进而促进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此外,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和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水平低于正式就业群体。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社会互动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三期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logit模型,分析了社会互动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互动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参与深度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并运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了验证;社会互动通过信息获得机制、居民金融知识水平提高作用机制影响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互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城市居民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果为研究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视角,政府及相关金融机构需重视社会互动的信息获得机制,提高居民金融知识水平,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社会网络与居民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究居民家庭对风险金融市场的有限参与问题,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居民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适度的社会网络能够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但社会网络的过度嵌入会抑制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在作用机制方面,社会网络通过风险偏好、信息传递、学习技巧三种渠道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产生影响。文章最后分别从家庭、金融机构和政府角度提出建议。

移动支付、感知风险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从感知风险的视角探讨了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支付显著促进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财务风险、时间风险、隐私风险等主观感知风险是移动支付影响家庭金融参与的重要渠道;金融市场类型、本地创业氛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家庭外部因素,以及家庭决策者的风险偏好、金融市场信息、教育水平等家庭内部特征,是导致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参与异质性影响的重要原因,并且家庭内部特征的影响显著高于家庭外部因素。机制分析发现,在相同条件下,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远高于不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提高家庭的风险偏好、金融信息、教育水平对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边际效应高于不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

互联网使用是否助推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

作为经济参与最基本的单位,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对其自身福利水平和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而互联网的使用又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风险金融市场和正规信贷市场两方面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存在显著的正向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经常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以及商业活动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而经常使用互联网娱乐没有显著影响;互联网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效应在城镇和高教育水平家庭中表现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和信息渠道效应助推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研究综述

作为家庭金融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引起了较大的关注。本文从宏观环境、背景风险、家庭特征和行为特征四个角度出发,对研究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对国内外代表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探讨。由于家庭金融的发展时间较短,数据基础薄弱,针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风险态度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基于CHFS2019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风险态度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主观、客观金融素养及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都会提高居民股票市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区分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群体发现,相比金融素养评价中肯家庭,过度自信家庭显著偏好参与股票市场。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总体上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自信偏差对股票市场参与和配置股票资产占比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风险态度强化了过度自信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深度的促进作用,但没有显著削弱自信不足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的交互作用对非农户籍居民、高收入家庭、低学历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会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强化居民的金融教育,同时提高投资者的风险认知水平,促使居民理性参与股票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均不改变本文主要结论。进一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增强金融可得性来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而由于存在“数字排斥”现象,并没有通过提高居民金融素养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城镇、西部地区及高教育水平的家庭更为显著。

收入风险、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本文运用我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研究了收入风险、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越稳定,家庭开展金融教育的概率越高;金融教育显著提高了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按收入风险将样本分组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且金融教育对不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对家庭收入稳定性分类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增加金融教育的供给,提升家庭整体的金融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进而改善家庭金融福利。

风险态度、消费者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研究发现,接受金融教育的家庭在金融市场中的参与概率显著高于未接受金融教育的家庭,这些家庭也同时拥有更高的金融资产比重以及现金和储蓄存款数量。按照风险态度对家庭分组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并且金融教育对不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在区分家庭风险类型的基础上,有效增加我国金融教育的公共供给,有针对性地提高消费者整体的金融教育水平,将有助于提高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提升家庭福利水平。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通过影响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规模、互联网使用以及土地转出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参与深度的提升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实现金融普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普惠金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金融脆弱性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调节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实证方法,探讨普惠金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金融脆弱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存在直接影响和调节效应两种渠道,二者均分别通过金融负债端与资产端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其中,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是基于直接影响路径的重要调节因素,家庭部门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度提高,可以提高与金融素养等直接影响要素的匹配度和协调度,进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并且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正向反馈效应。进一步考虑异质性后发现,普惠金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路径,在不同收入区间和城乡差异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因此,应推动普惠金融发展,鼓励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缩小家庭收入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风险偏好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研究调查的8131个家庭样本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以及Tobit模型实证分析风险偏好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多数居民是属于风险厌恶型的,而只有少数居民是风险偏好型的,这种风险偏好结构决定了我国大多数家庭更倾向于投资于低风险金融资产,而高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度较低;家庭风险偏好程度仅对家庭参与活期存款和股票市场有显著影响,而对家庭参与定期存款、债券市场和现金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家庭风险偏好程度对家庭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现金的配置比例有显著影响,而对家庭配置股票和债券资产的影响不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CHFS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以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CHFS家庭跟踪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度具有抑制作用,金融素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间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金融与农村家庭金融风险——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然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家庭金融风险问题不断凸显,数字金融参与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风险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探究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村家庭金融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数字金融参与可以显著缓解其金融风险;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参与可以通过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金融素养以及拓宽家庭社会网络关系来缓解其金融风险;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参与对不同特质的农村家庭金融风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

家庭收入期望差距与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行为——来自CHFS的微观证据

以收入预期为切入点,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基于前景理论实证分析了家庭收入期望差距对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期望顺差会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行为,且家庭收入社会期望顺差的正向作用大于历史期望顺差;家庭收入历史期望落差也正向影响了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但社会期望落差影响不显著;当期家庭收入期望顺差影响其风险投资的边际效应要高于家庭收入期望落差。长期来看,家庭收入历史期望顺差的促进作用增强,而家庭收入社会期望顺差的正向影响减弱。家庭收入期望差距的促进效果主要表现在高收入、东部地区的家庭群体,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强于劳动性收入。机制分析发现家庭收入期望顺差通过改变家庭的风险偏好和金融知识水平来促进风险投资,而家庭收入历史期望落差仅能提升金融知识。

金融知识、收入风险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

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知识、收入风险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通过双栏模型研究发现,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知识水平提高1个单位,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升3.06%,参与金融市场的家庭投入资金比例将提高0.66%;收入风险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收入风险每增加1个单位,则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减少2.92%。

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

文章使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概率以及深度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这种现象在城镇地区、东部地区、工作在体制外、不存在隔代抚养的家庭中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该抑制作用通过预防性储蓄效应和母亲的工资性收入效应共同发挥作用,具体影响机制表现为:父母会因需要给儿子结婚准备婚房、婚车、彩礼或给女儿准备嫁妆而有预见地增加预防性储蓄,因此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加越多;同时,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家庭母亲照料需求越多,母亲工资性收入减少导致家庭总收入减少。未成年子女数量通过这两方面的影响机制最终使得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深度均显著减少。

互联网金融参与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家庭网络覆盖率持续提升,互联网金融作为依托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等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信息中介服务的一种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为提高家庭幸福感提供了相当的可能性。选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微观数据,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家庭互联网金融参与对家庭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后,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参与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度,且该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其中对中部地区的作用做大,东部地区次之,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相较较小。并基于此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提升家庭幸福感的相关建议。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the coverage of family network continues to increase. Internet finance, as a new financial business model that relies on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achieve financial financing, payment, investment and information intermediary services, provides considerable possibilities for improving family happiness. The micro-data of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database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Internet finance participation on family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financial particip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family happiness, and the promoting effect is different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which the central region has a greater effect, followed by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has a relatively small promoting effect.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further improve family happiness.

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解释——来自CGSS的证据

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引入新人力资本理论中"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对不同收入家庭影响存在异质性。开放性和严谨性人格特征的下降与缺乏制约已婚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有限参与"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