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野下的家户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民事立法思维中,家庭的意义几乎完全被个体自由理念所掩埋与异化,少有法律涉及到对家庭的探讨,当前《民法典》中对家庭的探讨仅见于两户制度的规定,两户制度过分强调户而忽视了家,过分强调经济功能而忽视身份功能,没有起到应有的家庭保障作用。然而,强调家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单独规定家庭的民事主体地位,而是仅需在现有两户制度的基础上,增强其私法性质;同时加强对家庭内部共同生活的规制,重视家庭成员的抚养义务,保护家庭中的弱势群体。

家户制度与乡村治理关系研究述评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底蕴,蕴含着丰富的传统资源,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种"家户制度",作为一种本源型传统,家户制度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和乡村社会的治理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发掘这种本源型资源的同时,国内许多学者对家户制度和乡村治理关系展开了探索,形成了许多阶段性成果,本文基于这些成果,对于家户制度与乡村治理关系研究展开述评,将已有的家户制度和乡村治理关系研究归纳出四种类型:一是对作为乡村治理背景的家户制度研究;二是对乡村治理机制完善下的家户制度研究;三是对乡村治理结构优化下的家户制度研究;四是对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家户制度研究。

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的家户与国家——“家户国家”概念的历史反思

中国传统国家形态问题是当今学界研究历久弥新的理论问题。前辈学者以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为基点,充分挖掘了中国传统国家的家户因素,并将其作为形塑中国传统“家户国家”形态的基础性制度,具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价值。然而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社会分工并非中国产生家户及其制度的理论缘由。在国家及家户的关系上,本文试图指出是国家权力塑造了家户,而非家户形塑出相应的国家形态,中国传统家户组织在宗族世族的包裹下也缺少相应的力量来影响国家形态。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控制和运行机制,王权主义在事实上起着支撑君主集权政治体系的作用,它以“天盖式的权力体系”全面支配着包括家户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形塑了传统中国的大共同体本位特征。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国家形态应是王权主义国家。

从家户并立到家庭统摄——我国民事法上家户制度的问题与出路

我国民事家户制度是实践的产物,没有经过严密系统论证,前瞻性及大局观匮乏。在家户问题上,必须破除非此即彼的存废观,既顾及历史和现实,又着眼未来。正视家庭的民事性、身份性、情感性与自治性,是法律处理家庭关系的基点。未来中国民事法中应保留家庭但废止户,在保留户的情况下,则应通过目的性解释做与家庭等同化处理;保留家制,但原则上不承认家庭民事主体地位。应通过由外部关系转入内部关系、由财产关系转入身份关系,实现规范重点由外而内及由财产到身份的转变;通过以约定取代法定,实现规范价值由强制到自治的转变。

村民自治:何以失落? 以何落地?--以家户制传统为分析线索

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型构了当代"大国小农"的中国国情,也形塑了构成村民自治底色的家户制传统,但家户制被乡村制度传统不断消解,在于其未适宜地向"社会化小农"的现代家户制转型,导致以家户主义为行为导向的农民对公共空间的参与逐渐让位于如何维护家户生计,从而冲击了村民自治赖以运转的"共同体"与"差序格局",虚置化了村民自治的凭借资源,使国家依据治理需要介入乡村公共事务之中,进而使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呈"虚置"状态,以至于村民自治研究由一度的兴荣走向了落寞,甚至宣告"自治已死"。对此,文章以乡村主要制度传统为分析对象,以具有"中国特性"的家户制传统为分析线索,力图深刻回答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何以无法在农村社会"落地"以及何以找回"失落的自治"。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研究

本文从农村妇女视角出发,结合“户”概念下农村妇女身份的多重性,探究农村妇女权益极易遭受侵害的原因,并依据农村妇女身份的转换,对其权利的范围做出探讨。针对“户”到“户中人”这一现实需求,分析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家庭农场:现代农业的现实选择

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经营的一种新型经营主体,拥有家庭经营,适度规模、集约化生产和商品化经营,以及农业收入为主的五大特征。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家户制度剖析、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探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足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家庭农场在保留了传统农业的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将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融入其中,顺应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机理,是传统农业发展至现代农业的现实选择。

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养机制

家庭及其生活秩序是留守儿童成长的基础环境。当前的“留守”研究中,多从群体视角出发,且多持结构论预设及少量的能动性假说。本研究试图回归“家庭”视角,提出“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这一分析性概念。二元社会结构下,一种制度性乡城拆分型家庭已占据庞大规模。“出门”,是农村留守家庭的大事。“为了这个家”“依靠这个家”是拆分型家庭生活的决策动机和基础。在家户制度传统、包括手机在内的全球化技术、信任与思念效应组成的“制度+技术+人心”三大条件的合力下,分隔两地甚至多地的留守家庭成员能动性地克服时空分离之痛,往往通过汇款、礼物、电话、大事协商、假期往返等方式,客观地维系着亲密共同体的生活,进而实现儿童养育功能。“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这一概念有利于理解处境不利家庭的社会行为,但这一生活规则的辩证法揭示,时空距离也可能增加彼此的异质性,从而导致共同体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