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在场与家族共同体的消亡——以摩哈苴彝汉杂居村为例

本文以摩哈苴彝汉杂居村为例,探讨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中,摩哈苴家族共同体在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的互动中消解的图景:国家"经济暴力"的利民性下沉造成了家族生产共同体的缺失,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下沉造成了家族仪式共同体的消亡,国家"话语霸权"的渗透性下沉造成了家族象征共同体功能的失落。也就说明,在"有国家的社会"中,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的背景下,国家与民间社会家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弹簧式张力关系,而是国家在社会中始终占据主导性地位。

明清家族共同体组织民俗论纲

明清时期是家族共同体组织成熟时期,丁口、家谱、祠堂、族产、家训族规等家族共同体的民俗要素与组织结构齐备,家族成员依照共同扶持的原则参与民俗活动。

合与分:近代中国东北地区乡村家族共同体探析

近代东北乡村地区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随着"结婚成家",在横向上有着姻亲的扩展,在纵向有着家族的扩延,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域的延伸,又有着一些宗族的关联。由于诸多因素,在清末,东北乡村家庭多倾向于"合"的趋向,村落形成了一些大家庭。但到了民国,大家庭又转向"分"的发展,形成若干个中小规模家庭。但无论分与合,基于血缘因素,都有家族"和"的纽结。由于开发短暂、地域流动频繁,与关内相比,东北地区还远未形成多少大的家族或宗族势力。于是乡村就变成了以家族为主体的血缘,以姻亲为主体的地缘,以及以雇佣群体"外来户"为主体的业缘等多层次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家族通过"合"力,在力求家族内部的维系和秩序合理化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地方政权,由族权向政权的渗透,乡村也就形成了以一定的家族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网络。

家族共同体的兴盛与衰落

通过对家族共同体的嬗变过程,"复兴"、弱化与淡出等历史场景中的家族共同体作用的阐述,认为尽管人类社会秩序有时是演进秩序和人为秩序的交织运行的结果,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秩序发展进程中,家族共同体应当被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区所取代。

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状况与前景

本文从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历史演进和现实状况出发,分析了它的现实作用和发展趋向。作者认为,村落家族文化是鼎新与绵延的复合。在造成这种态势的众多因素中,社会资源总量的限制和中国社会的超大规模是最深刻、最持久的原因。由于村落家族文化曾那么深沉地影响过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与村落家族文化的走向密切相关。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是创造宏观社会条件,促进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二是调控其机制,以充分利用其潜能。

试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村落家族文化复兴现象之原因

村落家族文化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村落家族共同体在古代社会散布于四野八方,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这种基本的生活格局近现代以来逐步改观,但至今仍不能说发生了彻底的改观,因为中国至今仍然是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

古代汉民族凝聚力与传统家族政治文化

民族凝聚力是一个民族使其成员保持在共同体内的合力。所谓合力,即是能够结成民族共同体的所有理由。如表现在民族共同文化上的乡土观念、生活方式、国家理念等。民族凝聚力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深层结构中,具有特定历史文化的鲜明性格。 从政治文化层面上考察民族凝聚力,有三个理由:(1)民族凝聚力是在国家形态上获得文化共同体(民族)的普遍意义的。换言之,国家赋予民族凝聚力一个共同品质。(2)民族是构成国家的基本因素。一般来说,民族是以政府这个最典型的形式来抗御异族及异文化,以确立民族共同性和认同感的。换言之,民族凝聚力在国家政治行为中得以充分展示。(3)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以国家为框架的民族凝聚力是很难维持长久的,也就是说,民族是以国家或政治构成自存的。

略论明中叶后客家人的家族制的发展

客家人是五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汉族的一支民系。为避战乱,东晋末,居住在黄河流域(主要是河南、山西,即汝水以东、颖水以西、淮水以北、北达上党)的名门望族,整族整族,一批一批,有的还带着部曲(军事性的家族共同体),向长江流域迁徙。唐朝末年又继续往南,迁移至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和广东的东北部。至宋代迁入闽粤赣边区的汉人,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民系。此时,客家人已具有共同的地域(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共同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与商业),共同的语言(客家话),以及表现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家族组织形式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广大的农村是以家庭作为最基层的社会经济单位进行生产消费和生活的。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在此种家庭社会经济单位中,形成了一种“同居共财”的家族组织形式,它以父系血缘关系而联结起来,数代同堂,成员多达百人乃至千人以上,在时间上绵延几世、十几世,长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对于家庭的财产,实行统一管理,家族组织的成员不得蓄私财,不得分家析产,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共同所有。我们知道,从原始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家族公社

家族公社又叫家族共同体,系亚洲前资本主义历史上一种甚为普遍的农村公社形式,在我国以同居共财的面貌出现出现,内容庞杂,生命力顽强,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一个辽阔幽邃的领域,一个在私有制海洋里共有制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的领域。它能长期生存是由于它采取了多样化的姿态,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可以说家族公社的历史是历尽沧桑和婉转曲折之世,它既辛酸得可怜,又保守得可憎可恨,它随时都在死亡,又随时都在产生以至发展。它以血缘关系作为组织形式,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中保持着共有制的特征。

《桃花源记与诗》与历史实际

《桃花源记与诗》(以下简称《记与诗》)是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代表作。它歌颂了桃源的人人劳动、安居乐业生活,被不少人视为乌托邦。然而,作品本身并不是作者随心所欲的任意虚构,而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论礼在现代组织中的复归与运用

虽然中国现代进程中剧烈的社会转型与观念变迁使礼遭受到严重打击,但依据时代要求对其进行合理的诠释、损益、转化,依然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强大助力。现代社会发达的组织生活为礼的复归与运用提供了广阔空间。其中,礼以组织文化的样态展现出来,其内在的"礼之文"与"礼之本"有效对应了现代组织文化的同心圆结构,其时变特征有效避免了组织文化的刚性弊端。礼之中内在蕴含的仁、义精神,分别表现为横向的情感管理与纵向的权威管理,橫纵两个维度交汇耦合,在现代组织活动中表现出强横弱纵的组织特征。由礼所影响的现代组织成为一种混合关系下的拟制家族共同体,表现出强烈的管理伦理意蕴。

清明话民俗

清明是阴历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孝经纬》称作:“万物至此,皆洁齐清明。”这个节气的第一天,便是我国民间习俗中的清明节。传说春秋时期,公子重耳被骊姬陷害,逃亡十九年,回国后当上了国君,称为晋文公。他即位后封赏曾与他一同逃亡的大臣,独忘了割股以进食的忠臣介之推。介之推遂与其母隐居绵山。后有人向晋文公提起介之推,文公懊悔,亲自往绵山寻找,不得踪迹。

从客家民谚看客家人的家意识

本文通过客家谚语论述了客家人在“家”意识方面传承了汉民族的传统又有了自身民系的文化特点，从家意识的情感和意愿两个层面去透视客家人的家意识，展示了客家人是如何爱家、恋家、念家、发家。

日本企业劳资制度的文化特征

日本企业劳资制度的文化特征王希久日本公司的劳资制度是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政策规则。对日本企业劳资制度起支配作用的文化是经营者的观念。企业经营者的观念是企业劳资关系决定劳资制度的中介因素。一、日本公司劳资制度的形式日本公司劳资制的主要形式是企业的的政策惯...

谈封建结构中其他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及其相互之间的斗争

本文认为,封建社会中除了封建主义的生产形态占主导地位外,还始终存在着一些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残余形态,在晚期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是因为:(1)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是生产资资私有制,都对劳动者采取奴役的政策,这种共同的基础使它们彼此间可以容纳和依赖。(2)残余和萌芽的社会形态补充了封建结构中的某些不足,僵化了的封建结构也需要不断地通过外力以增加自身的活力。(3)封建结构松散,无法排除其他残余和萌芽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出现。本文还认为,封建结构与残存在封建结构中的原始公社,奴隶制形态和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又都是不同的社会形态,因而必然存在着斗争。这些残存和萌芽的社会形态,虽然可以在一个时期影响封建结构内部斗争的某些倾向,但总的来说,它们一直是在封建结构的影响和控制下,成为封建结构内部斗争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封建结构的抗衡或瓦解力量。

企业起源的社会维度

关于企业起源的讨论至今仍被局限于经济维度之内 ,它具有严重缺陷。社会维度的分析既从理论逻辑上推知企业的最初形式是家族共同体 ,又依历史事实对其予以验证 。

中西文化比较要有历史层次感

儒学所提倡的“忠”“孝”“仁”“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外乎旨在规定和维护一种特定的秩序,从而维护中国古代的家族共同体或者扩大了的家族共同体,因此,有人称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文化。这种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压抑个性,漠视人的个体。就此点而言,西方的文化似乎恰好相反,它提倡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等,相对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而言被认为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大概也不无道理。不过。

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

三至六世纪,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长期分裂,战乱频繁,社会萧条,生民涂炭。为了防暴避乱,人们只得结成社会集团屯聚本地,或者易居附近和流徙远方的深险地区,筑坞作壁,且耕且战,自保自存。由于东汉以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及其部曲佃客制的发展,相应地使意识形态也发生某些变化,强化了封建宗法思想,滋长了以血缘和地域为核心的宗乡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