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周金文中的墉氏家族

西周金文中的■氏家族以往有墉氏、虢氏二说,本文分析“■”字读音,并结合■氏的族姓,认为西周时期的■氏不宜理解为虢氏。目前可见的■氏家族铜器有师■鼎、师■钟等,这些铜器反映了■氏是一个担任师类职官的非姬姓家族;本文也尝试利用这些铜器还原西周时期■氏家族的世系。

明末清初闽南社会变迁与沿海家族发展探析--以霞山杨氏为个案

明末清初时期,福建闽南地区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海洋氛围的动荡和政治环境的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家族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定居于漳州九龙江沿海赤岭地区的霞山杨氏家族,是一个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半农半商”的传统家族。明末清初的社会变迁打破了家族的平稳发展,迫使其举家迁徙南靖寻找生存空间,踏上适应、发展并融入新地域的发展道路。尽管突如其来的历史动荡对家族生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正是这一过程给家族生计发展与婚姻建构提供了契机,在动荡变迁中霞山杨氏家族反而实现了其社会经济资源的开拓与发展。

《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所见羌塘历史地名考述

《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中多次出现日雪、噶雪、索雪等历史地名,通过与《噶举史籍》《洛绒史籍》以及《苯教史料汇编》等藏文典籍加以比对,同时结合实地调查所得材料进行旁证、剖析与梳理,初步可以推断上述三地在今那曲索县境内。除此之外,对《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所载日雪约江松朵、噶雪苏江朵、噶雪贡钦塘、索约纳、约纳金顶庙等相关地望展开田野考察和举证考辨,有助于了解藏北羌塘的历史地名。

风清气正:中国传统优良家风的历史经验——以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为例

家风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美德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时代的家风建设起到了塑造人、培养人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该文归纳了中国传统社会包含的重视忠诚立家、从严治家、修身齐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实干兴家的优良家风;并分析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内涵;最后总结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为今后社会塑造、培养优良的人才提供的借鉴价值,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中华传统优秀家风文化的育人价值——以安徽东至周氏家族为例

优秀家风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族兴旺发达的密码,是人才辈出的源泉,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基点所在。以崇学、崇德、崇俭、崇善为内容的优秀家风文化具有诗书传家、以义立家、勤俭持家、以爱齐家的鲜明特色。积累和沉淀着家族数千年智慧的家风文化,凝聚着祖先们宝贵的治家理论和实践心血,饱含着厚重的育人价值,具有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效。对于当下坚定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涵育端学重教、家国同构、避奢弃逸、谦恭仁善的价值理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孙家鼐与晚清寿州孙氏家族之崛起

寿州孙氏家族在官绅商学等界人才辈出,多有建树,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孙家鼐为代表的家族杰出人物为寿州孙氏家族发展提供强大拉力,给予族人以精神引领,推动家族共同体打造,在家族崛起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寿州孙氏家族向上晋升过程中,孙家鼐及其僚属对于寿州孙氏族人多有提携与关照,为族人发展风险规避及腾飞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及支撑。孙家鼐身故后,虽影响力日渐式微,但依旧成为寿州孙氏族人认同的精神符号。

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元代偰氏家族的文学史意义

元代西域色目偰氏家族认同并向往中原文化,接受华夏民族正统意识,他们完全融入元代士人群体,与各族文士交游广泛,对元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构建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偰氏家族享受尊荣时间之长,史所罕有,偰氏三代共有六十余人在元朝为官,为中原仕宦大家族。偰氏族人恪守礼法,尊崇忠、贞、孝三节,偰氏子弟多以科举入仕,能诗书,在政坛和文坛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司马氏家族世系的文化内涵考释

司马氏家族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学

折氏家族研究

折氏属党项族，是宋代唯一长期世袭知州的家族，在宋灭北汉及宋与辽、夏、金的战争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的成员曾进入最高权力核心。折氏在与汉族通婚中逐渐汉化，又在宋代崇文政策影响下，由世代尚武向文武兼长转化。宋朝廷对其采取特殊的优惠与控制相结合的政策。

从置产簿看清初徽州家族之间的财产互动──以休宁兖山孙氏为中心

本文通过现存的两册休宁兖山孙氏产业簿所反映的丰富信息，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明末清初孙氏产业消长的具体过程，以及孙氏与同一社区中其他家族之间的财产互动情形。在清朝初期，兖山孙氏由于经商成功而迅速兴起。孙氏即借助于商业利润来投资土地，从而引起兖山农村社区家族之间的产业转移。这种转移，导致了各家族之间势力的消长，打破了兖山农村社区原来家族格局，显示出商业资本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明代云南沐氏与思氏家族关系研究

沐氏家族自奉明朝廷之命世代镇守云南后,曾与明代影响颇大的麓川思氏家族有过长达80余年的交往。双方关系时和时战,以战为主。期间,沐氏家族坚持与思氏家族中顽固不化的叛乱分子作斗争,并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为稳定云南社会秩序,保障云南各族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确保祖国西南边陲的安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文化史视野下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

从福建《螺江陈氏家谱》来看,疾病与医疗贯穿陈氏家族史始终。面对疾病,陈氏族人及其亲朋好友往往将病患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境况中加以认识而非一味追究医学上的解释,具有强烈的人文性;陈氏族人应对疾病的方式主要有割股疗亲、诉诸超自然力量、求助于医生和药物等,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但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和高下之别。当把病因认识、疾病应对放在文本叙事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解读时,我们会发现福建《螺江陈氏家谱》这一文本中的病患叙事隐藏着陈氏家族彰显儒家价值观念与强化家族文化认同的努力。

金山高氏家族与前南社时代

高氏家族内部的思想调整,典型地体现出在清末激荡的时代风潮下,江南文化家族对历史变革的积极呼应。时局的巨变,科举的中断,使得世族门第无法按照原有的科举仕进的道路发展,而寄托于新的文化理想。高氏子弟在清末的戊戌维新风潮中曾经抱有某种改良愿望,然而随着时代风潮他们逐渐汇聚到反清革命洪流中。他们以家族的组织形态编辑了《觉民》月刊,并且以此为桥梁建立起与沪上反清群体的关联。该家族还创立了寒隐社,开南社文人革命之先声。在家族与社团关系研究中,高氏家族在清末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样本。

从西北蒙古穆斯林到西南汉人——乌蒙高地卯氏家族历史与文化的个案分析

构成汉民族的成分是多元的,不乏具有异文化背景的群体在漫长时期内融入。今日乌蒙高地的卯氏家族便是一例,其为明初六盘山归附明朝的蒙古穆斯林,在600余年的文化适应中,大部分成了汉人,其原因既有国家制度的推动,亦有人群主体能动性的自我适应。对"汉—少数民族"二分的方式长时段地看有明显解释力的局限,应看到人群在选择身份时具有一种"动态转化"的能力。

明代岷州后氏家族与大崇教寺

岷州后氏家族为唐代吐蕃军将裔脉,元代即为当地政教望族。明代,后氏为岷州卫世袭土官,位居上层。出身于后氏的班丹札释则因其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教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而得到明朝廷的礼重,最终获封"法王"尊号,并长期驻锡于京师大隆善寺,荣受朝廷奉养。班丹札释所创大崇教寺,是属于后氏家族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基于后氏的政教地位,再加上明王朝的扶持,该寺成为明代岷州地区的中心大寺。由于班丹札释的关系,大崇教寺与京师大隆善寺关系密切,大隆善寺实为大崇教寺僧人在京师活动的主要据点,大崇教寺僧人也因此与明朝宫廷之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但至明末清初,大崇教寺在岷州地区中心大寺的地位逐渐由同为后氏所控制的"下院"即属寺圆觉寺所取代。

吐蕃噶氏家族发展考述

作为藏族历史上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杰出的吐蕃噶氏家族,其家族发展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吐蕃建功立业时期;第二阶段,即入唐后,为唐朝建功立业时期;第三阶段,即唐亡后,忠于历代中央王朝时期。文章综合藏汉文献对噶氏家族在吐蕃的兴起和没落、入唐以后为唐王朝建功立业以及唐末至宋明以后噶氏家族的延续等问题作一梳理和考证。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论清代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以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为中心

清代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一门红妆闺秀也是一个活跃的诗歌群体。其创作题材突破传统闺阁之音,延伸到自然与社会的广袤空间,在情感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上取得新的超越,表现出觉醒的女性意识和关注民生疾苦的厚重思想内涵。其艺术风格既沿袭柔婉纤美传统,又不失清雅韶秀特质,还不时发出沉郁遒劲的变声异调。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的创作,为研究清代女性诗歌的特点和女性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及重要的文本,其文化意义不容忽视。

牆盘、逨盘之对比研究——兼谈西周微氏、单公家族窖藏铜器群的历史意义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最直接最真实的文字资料，它对于钩稽补苴古籍的缺佚和不足，有着无可代替的价值。西汉以来，西周青铜器就不断被发现，早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泾渭流域的关中地区，作为周族的发祥地和西周王畿所在，出土青铜器数量尤多，其品位之高、内涵之丰富，久负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