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家礼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礼是基于民族心理、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典章制度与文化样态,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重要手段。中华礼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由礼义、礼仪、礼节、礼制、礼器、礼乐、礼教、礼法、礼治、礼俗构成的体系,家礼亦然。家礼文化是传统家礼在价值理念、仪式、制度、器物以及教化等行为活动等多层面的体现,比家法、族规、家训等其他家文化形式更具有仪节的庄严性、礼义的教育性和制度的规范性等特点,在家文化和中华民族整个礼文化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家礼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家、齐家、教家的重要制度文化,也是当代优良家德、家风培育和公民礼仪文明建设的丰富资源。借鉴传统家礼以仪立范路径涵养公民个人品德,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滋养良好家风与淳朴世风,继承弘扬传统家礼称情立文的撰订原则助推社会礼仪文明建设。

析家礼本义 发时代深思——评陈延斌教授等新著《中国传统家礼研究》

中国传统家礼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是追溯历史本源、坚定文化自信、培育良好风尚、培养美德人格的重要问题,但以往学界研究尚留有诸多未尽之处。《中国传统家礼研究》一书,通过辨明家礼内涵、梳理家礼历史、总括家礼门类、析取家礼价值、指引家礼路径,回答了“家礼该往何处去?”这个大本大源的问题。该书是一部立文化新意、发伦理深思、担时代责任,既有根有魂又立意高远的力作。

明代《家礼》学的三种形态及其发展演变

明代《家礼》学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呈现为官学化、注疏化、仪节化等三种形态。明初,官方定义《家礼》为国家认同构建之要籍,曹端、宋濂等明初学者主要关注《家礼》的推广与传播,在理论上并无亮点。王源、汤铎、冯善等人则通过重新梳理《家礼》学注疏的知识谱系,扭转了明前期《家礼》学在理论资源上的匮乏状态。丘濬《家礼仪节》开启了《家礼》研究的新方向,成为明代中后期流传最广的《家礼》文本,是明清礼学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

“国家治理”视角下《家礼》在江户日本的受容实践探究

江户时代知识人对于“家”的礼法认知,建基于朱子《家礼》。基于稳定幕藩体制和巩固身份等级制的需要,江户幕府“独尊”朱子学并奉其为“官学”。知识分子在推进《家礼》日本化的过程中,重新解构以德川幕府为中心的武士集团政治,使其更加符合统治阶级和社会现实的需要。通过重建以“血缘”为集合的“家”单位秩序,借助幕藩制度,让“血缘集团”秩序作用于“家职国家”。“孝悌”作为人伦日用之礼的核心主张,以孝亲来实现尊君,这与幕府体制下武士对藩主的“忠”不谋而合。为了使“忠”更好地在政治体制内发挥效用,德川幕府以“君臣之道”作为调整与武士阶级关系的伦理原则和经营“国家集团”的礼法准则。《家礼》的践行逻辑发生于“缘情制礼”,是朱子学与幕藩体制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结果。

传统家礼教化方法述论

家礼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家、齐家、教家的重要制度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在对家庭、家族成员施行家礼教化、规戒方面,采用了家训教诲、祠堂训谕、仪式历练、庭院濡染、情法并用、家风陶冶、箴铭镜鉴、典范激励等诸多方式方法。这些方法,仍是新时代涵养公民礼仪文明、培育家庭美德和优秀家风的丰富滋养。

中国礼教视域下的清代家礼书——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例的讨论

《茗洲吴氏家典》是在清廷文教政策和徽州礼教大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家礼书。它对礼经和《家礼》所记礼仪既有遵从,也有变通。其对礼之大体的继承和变通,折射出传统礼教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家典》在制定冠、婚、丧、祭诸礼时,择时俗之可从者不多,而对时俗的批判不遗余力。《家典》具有清代家礼书的共性,然与其他家礼书相比,其更看重的是礼而不是俗。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家礼考证》文献价值发覆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曹好益《家礼考证》作为珍贵刻本,无论是在形制大小、字迹清晰程度上,圴优于成均本与日抄本,且国内收藏颇少,是少见之善足本。在此书中曹氏引据儒家经典,阐释《家礼》名物词章、仪式流程,并采取具图形式,考辨了礼文深奥、后世争论处,批驳了朝鲜失礼民风,为维护儒家文化的正统性作出了努力。当然此书亦存不足,如对朱熹与丘浚在纳币是否告庙处莫衷一是,表明他对前人思想理解不够深入。总而言之,曹好益的《家礼考证》在朝鲜《家礼》类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它打破《家礼》研究单调低质重复化的困局,推动了朝鲜《家礼》研究走向精细化,使得《家礼》研究走向文本自觉,并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创作蓝本。

成人、齐家与化俗:家礼教化功能探析

家是儒家开展人伦教化的核心场域,家礼则是维系家庭或家族和谐稳定的伦理观念与仪礼规范的综合体。伴随着家形态的发展演变,家礼也经历从无到有、逐渐完备,并由贵族而普及平民百姓,成为指导人们日常居家生活的各种礼仪规范以及冠、婚、丧、祭四大人生礼仪。家礼具有多层次的教化功能,对于个人成长化育而言,有助于其养成尊重人和守规矩的意识;对于家族共同体而言,家礼结合家族建设举措,能够发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的作用;对于改良社会风气而言,家礼对于不良风俗具有校正、提升的作用。借鉴传统家礼的教化功能,反思现代家庭问题,重建适应于现代家庭的新家礼,十分必要和重要。

浦江郑氏家族对朱子《家礼》改编与实践——以《郑氏家仪》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家礼》是南宋以降影响较大的一部世俗社会应用性的仪礼规范,对后世宗族礼仪的制定和祖宗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浦江郑氏作为实践《家礼》的典范,其治家理念以朱子《家礼》中的礼仪思想为基础,坚持以礼治家,不拘泥于礼文,以“行胜于文”的理念改编朱子《家礼》,顺乎人情,作《郑氏家仪》,使得浦江郑氏家族延续数百年而经久不衰。在祠堂建设方面,浦江郑氏同居共爨数十代,祠堂之制若一遵朱子《家礼》“四世之序”和“自西向东之制”,会导致难以分宗祭祀,于是郑泳因时损益将高祖置于曾祖之右,以中为上,满四世而祧。

厚礼学师以兴族:元代大名路唐兀人的朱子《家礼》实践及其影响

《家礼》是一部有家日用之礼书,涵盖冠、婚、丧、祭四礼,旨在于改造社会风俗,崇化导民。元代是《家礼》从“私家之礼”演变为“国家之礼”的关键时期,除官方、朱子学、汉儒等多重力量的推动外,西夏遗民唐兀人入居中原后也将《家礼》应用于家族建设,规范日常生活。比如他们依据《家礼》“刻志石”体例为先人撰写墓志铭,丧葬礼节、构建祠堂、置祭田等亦依《家礼》。这表明《家礼》不仅在汉人之间影响深远,也逐渐渗入其他族群并助力家族发展,成为不分族群和文化属性的经典礼书。

传统家礼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评析

礼学一直是传统经学研究的重心,而家礼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家、齐家、教家的重要制度文化。家礼及其文献产生于先秦,宋代以降家礼文献大量出现,随之研究渐多,尤其是近年来学者们从家礼的功用、家礼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规律,家礼的基本内容,朱熹《家礼》,家礼对古代宗族和社会的影响,传统家礼资源的现代价值等方面展开了研究探讨。近年来传统家礼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取得了一批成果,但传统家礼文献缺少系统全面的搜罗集成与整理校勘;家礼研究也存在着不足,包括综合性和通论性研究成果尚少,缺乏对家礼发展、演变的整体把握,过于倾向文本研究,在传统家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尚有较大差距,影响了优秀家礼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家礼辑览》与朝鲜时代学者金沙溪的解经之法

本文运用文本解读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金沙溪《家礼辑览》一书,指出其从小学、注疏学、历史文献学等角度,疏通《家礼》的文字、条例、仪节,训解名物,考镜源流,阐发经义。本文对《家礼》疑误之处提出商榷,进一步指出金沙溪此书虽间有讹谬,但瑕不掩瑜,其解经成就,堪称朝鲜时代礼家之典范。

宋代以来宗族组织传播与祠堂、家礼文化

人的社会生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组织,宗族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为纬、以地缘为经将人们编织在一起。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凭借着自身的系统力量进行有目的有秩序的信息传播,组织传播作为传播的一种形式,存在于组织群体之间,是我们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活动的重要切入口。祠堂作为宗族组织传播活动的重要场所,彰显着宗族的权威,关乎着宗族的兴盛;而传统的家礼则是礼仪与秩序的象征,通过儒家忠孝思想的传播,宗族组织将家庭中的规范与秩序推至社会与国家层面,从而建构家国一体的社会形态。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家礼》对《仪礼》丧葬礼仪知识的继承与发展

儒家礼仪文献为中国长期以来的礼仪实践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是礼仪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从《仪礼》到《家礼》,历代有关礼学的著述,讨论丧礼、丧服的篇卷众多。这些经典的丧礼记述,成为丧礼知识传承的重要依据。《仪礼》化俗成礼,制定了一套复杂的士大夫及以上阶层的礼仪制度。且成为后世制定礼典,传承礼制的基本依据。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仪礼》不能满足更广泛的社会需要,朱熹试将《仪礼》化繁就简,尝试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儒礼,《家礼》又逐渐成为后世礼书的基本模板。《仪礼》、《家礼》作为儒家重要礼仪文献都呈现出一脉相承的丧礼书写特点:以"慎终追远"为丧礼的基调;以别亲疏、贵贱为制礼的基本原则;倡导有节制的、周全的情感表达。

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

重新解读家礼撰作的历史脉络,有助于从理论上为传统家礼、家教正名,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家礼撰作是贵族社会的产物,是"礼不下庶人"的结果,对于门阀制度和士族文化起到维护作用。宋代之所以出现家礼撰作的高潮,不能仅仅用唐宋社会变革、文化的阶层异动来加以解释,而与宋代士人的文化抱负有关,是他们救治世风、淑世惩弊的结果。传统家礼、家训中蕴含有诸多超越时空的优秀价值理念,与现代化事业并不矛盾。应当继承历代士人"教训正俗"的传统做法,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家训和家教,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

新见清代礼制孤本文献《文公家礼·丧礼》的内容与价值

该丧礼文献乃系传统村落文化田野考察所得,是相对于我国古代官方"国礼"文献而言的"村礼""族礼""家礼"新见文献。因而,《文公家礼·丧礼》一方面其体现了官方大传统下的儒家正统丧礼的观念,另一方面因受历史、地域以及包括佛道在内的其他文化体系的影响而自成特色,是研究清代湖南地区社会风情、地方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丧礼的重要新见史料,颇具文献史料价值。

王懋竑《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

《家礼》是否为朱熹所作,是元明以来儒者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清儒王懋竑以精于朱学著称,撰作《家礼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诸篇以证《家礼》非朱熹之书,在清代学术史、朱子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近百年来,学者虽多反驳王懋竑之说,却对王懋竑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缺乏完整清晰的了解。王懋竑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包括征于古今礼书、验诸人情风俗、考之朱熹行年等三方面。王懋竑将相关史料置于具体时空背景下进行考辨,对还原朱熹礼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