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家礼》学的三种形态及其发展演变

明代《家礼》学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呈现为官学化、注疏化、仪节化等三种形态。明初,官方定义《家礼》为国家认同构建之要籍,曹端、宋濂等明初学者主要关注《家礼》的推广与传播,在理论上并无亮点。王源、汤铎、冯善等人则通过重新梳理《家礼》学注疏的知识谱系,扭转了明前期《家礼》学在理论资源上的匮乏状态。丘濬《家礼仪节》开启了《家礼》研究的新方向,成为明代中后期流传最广的《家礼》文本,是明清礼学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

在学问与事功之间——朱轼的礼俗观及实践

康熙以来,正礼俗、兴教化成为统治者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朱轼重视正风俗是对康熙、雍正崇俭黜奢治国方略的回应与贯彻。朱轼对正礼俗的重视还与他崇奉理学的文化价值取向相关。朱轼既认可古礼的价值,又不迷信盲从。他根据时下的境况,对古礼中的名物、仪节、制度加以改造,从而实现古为今用。其还通过对时下礼俗进行批判,从而移风易俗。朱轼在醇化礼俗方面立身作则、不苟同流俗,并对厚风俗的根本途径作了探寻。朱轼阐发礼俗观以及在礼俗方面的实践直接关系社会教化和生民福祉,是十八世纪理学官僚在学问与事功方面的缩影。

朱熹《家礼》一书在徽州村落空间形成的体现

徽州传统村落的空间生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选择朱熹《家礼》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思想在徽州村落建设中的体现。以村落空间、祠堂建筑空间布局、住宅建筑空间布局以及置祭田制度四个方面为切入点,系统的解读了《家礼》这部礼学著作对于徽州村落空间形成的重要影响。

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