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量质权衡”人口论刍议——基于家计金融扩张与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合成谬误”视角

人口再生产作为家庭再生产最重要的“资产建设”科目,具备“储蓄”“保险”及“期货”等多重家庭金融资产含义。子女后代从家庭私有逐步成为国家和社会公共产品,生儿育女这一底层家计资产的“金融化”趋势紧随其后。生育行为“养儿防老”的社会功能被家计金融进一步弱化,金融虚拟财富对老年生活质量的保障功能愈加重要,但家计金融无法从本质上替代“养儿防老”。面对少子老龄化诱发的金融市场动荡,金融体系的“膨胀-衰退”周期与人口通缩密切关联,防范各层级资产负债表衰退,东亚邻国的“合成谬误”历史教训值得借鉴反思。

务工与电商:乡村“数字化家计”的形成

在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中,乡村家庭主要体现为离散型家庭结构,并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创业,乡村出现扎根型家庭结构,在家计上主要为就近务工或经商模式。国家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小农家计的转变带来新的契机,基于电商业的数字化家计模式逐渐兴起。数字化家计主要以有丰富务工经验的返乡创业青壮年为主导,其初步成功得益于国家政策、亲代奉献及各种社会强弱关系的作用。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数字化家计尚在起步阶段,农户如能够合理运用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务工经验,并且相关制度能够切实落地与嵌入得当,数字化家计将对优化家庭和村庄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创建时期的回忆

一 我于1987年8月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任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协助常务副主任房维中同志管经济研究工作.因为参加起草十三大报告,11月底十三大闭幕才正式到任.紧接着就参加起草总理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在计委做事不多.直到筹备组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才忙乎起来. 国家计委成立研究机构,是姚依林提出来的.他说:“计委要有一个强的研究机构,要集中一些人才,出一些大的观点和思路,并负责重要文件的起草.”姚依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围家计委主任.

土地流转与农户家计:两种流转模式的比较——基于江西省T村的实证调查

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户及其对土地程度不同的依赖和存有差异的流转意愿是任何形式的土地流转在农村推行的社会基础,再考虑到这些农户在我国宏观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农户家计就为土地流转划定了应然限度。资本下乡流转由于其自身特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对绝大多数农户的家计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过密型农业仍将长期维续的前提下,对于这种流转模式必须谨慎对待。而完全出于自愿并使流转双方互利共赢的农户自发流转与大部分农户家计的要求较适应,对于这种农户智慧创造的制度创新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

从定额制到费率制——代理家计调查视角下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设定

一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定额缴费。定额缴费便于理解、操作简单,但是也带来了筹资不公平和筹资能力有限等问题。本文引入代理家计调查方法,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预测家庭收入,并按照预测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缴费,即实行代理家计调查下的费率制。研究发现,费率制虽然仅能有限改善筹资公平性,但是却能够大幅降低低收入群体缴费负担、提高城乡居民医保筹资能力和减轻财政补助负担等。本文建议,将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由定额制改为费率制。为此,应推动城乡居民医保相关配套改革,如实行强制参保,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不断优化预测模型等。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标定位机制的反思——从家计调查到类别身份

目标定位机制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核心要素,它决定着农村低保受益人的资格问题。我国农村低保制度采取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目标定位机制。本文从理论、实践和农村低保运行效益几个维度分析以家计调查为核心的目标定位机制并不是农村低保的最佳选择,提出以身份类别为核心的目标定位机制来建构农村社会保护制度的观点,并对这一机制的内容和意义进行阐述,以期对农村社会保护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启示。

城乡一体化地区新生代村干部的择业逻辑及其影响——基于家计模式视角的分析

随着城乡一体化地区村级治理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新生代村干部开始成为职业化进程中的主力军,并带来村级治理逻辑的转换。尽管传统的激励手段式微,仍有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加入到村干部的行列,家计模式是理解农村青年职业选择的新视角。满足顾家需求是推动农村青年将村干部作为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围绕村干部工作形成的职业认同表现为:提供一份具有保障性待遇的家庭收入、便于履行家庭责任和保证家庭成员的团聚形态。顾家需求的实现以家计模式为必要条件,父辈支持缓和子代工作与顾家之间的矛盾、紧密的分工强化了顾家的重要性、"亲密有间"的代际伦理默许低成本的顾家行为。虽然家计发展模式和村干部职业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但是,当家庭发展目标和职业效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村干部可能被视为一份不匹配的职业而被舍弃,影响村级治理结构的稳定性。从长远来看,提高对村干部群体的制度保障水平是打通基层人才培养渠道,实现村庄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土地的家计过程与贫困户的生存弹性——基于河南省平楼村的实地研究

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是基于“贫困户缺什么”的外力型扶贫,产业扶贫的诸多困境表明应在“贫困户有什么”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扶贫重点。土地是贫困户最为关键的自有资源,对贫困户具有生计保障的物质性功能,并深深嵌入其家计过程。家计过程视角不同于生计框架,家计过程注重体察家庭再生产环节的变化和家庭内部生活的组织过程,有助于解释贫困户依托土地而实现自力型脱贫的发生机制,弥补国内扶贫研究过于政策化的不足。结合河南省平楼村的实地研究发现,土地的家计过程包括贫困户利用土地维系家庭再生产的流变策略,围绕土地形成的劳动力配置和社会关系动员机制,以及依靠土地实现的家庭内部权力和财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土地的家计过程直接形塑出贫困户的生存弹性,具体包括贫困户生存自保的独立性、代价分配转化的妥协性以及自主资源库改善和代际传承的连续性。贫困户的生存弹性说明贫困户具有摆脱生存弱势和外部风险的能力。政府应警惕资本下乡以土地流转或产业扶贫之名破坏贫困户的家计过程,设置以贫困户家庭整体单元为对象的扶贫政策,同时激活贫困户的生产组织潜能,使贫困户享有真正持续的脱贫收益。

家计调查行为的法学思考

家计调查行为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其具有公共利益的维护以及福利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对公众隐私权和行为自由等构成一定的威胁。立法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之保障和个人基本权利之保护等基本要素,并以目的正当性原则、维护人性尊严原则和透明化原则等为指导,对调查主体与监管问题、调查的范围与隐私权保护问题和调查内容之利用与管理问题等作出明确的规制,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

不确定性、国家计划与公共政策

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的重要特征。市场和计划都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制度,但市场主要应对横向(空间)不确定性,计划(国家计划)主要应对纵向(时间)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国家计划的根源,以制度预设来避免事后调整是计划的特征。计划消除不确定性主要采取与公共政策相结合的形式,而公共政策又分为针对市场选择的和针对公共选择的两种。

打工经济对农民家计安排的影响——皖北李圩村调查

皖北李圩村的经验调查表明,农民的家计安排正因打工经济的兴起而发生种种变化。家庭养殖、作物耕种等日渐围绕打工逻辑而展开,传统种植的"过密化"生产模式随之瓦解。随着种植结构的"去过密化"安排,依赖传统作物的家庭养殖也发生了诸种改变。打工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促使人们加快在村庄和集镇建房的步伐。建房行为背后有诸多理性的考量,但根本目的是在村庄内部实现自身的社会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在此种家计安排下,农民可以分享城市化的便利,也可以从村庄内部获得物质基础和生活意义。

我们应当有一个数字式图书馆国家计划

现在可以明确地说,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之交,图书馆现代化的主旋律将是数字化。图书文献的数字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80年代甚至更早,人们就已经尝试将书本式的资料全文转化为计算机可读的数字式记录。

瑞典的噪声整治国家计划简介

瑞典的噪声整治国家计划简介王季卿，纪秉勇（同济大学）正当很多国家还在对噪声该采取些什么措施进行无休止争论时，瑞典人开始行动了。１９９０年秋，瑞典国会曾通过一项决议：迅速向国会提交一份完整的噪声治理计划。１９９１年大选后新政府明确表示要对噪声问题有所举...

代理家计调查、农村低保瞄准精度和减贫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本文基于回归模型构建了系统性代理家计调查框架,并且综合使用多种瞄准和贫困测度指标严格检验了代理家计调查方法在改善农村低保瞄准精度和减贫效应方面的表现。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代理家计调查方法能够显著改善农村低保的贫困瞄准精度和减贫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代理家计调查在降低错保偏误方面的效果大于其在降低漏保偏误方面的效果。代理家计调查在改善低保瞄准精度和减贫效应方面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当设置较高的项目覆盖率时,代理家计调查在控制漏保偏误并促进减贫方面有更强的效力。因此,在包括农村低保在内的扶贫政策中引入代理家计调查方法有助于提升其瞄准精度和减贫效应。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计划

本文认为,作为经济体制的计划经济,已逐步为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但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一定的联系。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计划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传统体制下的计划必然有两个重大的转折:1、计划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体系中不占主导支配地位,而只是政府调控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故计划对市场的干预范围将大大缩小,从而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2、计划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计划既不是整个经济生活的中心,也不是与市场处于并列位置,而是成为与市场机制相关的指导工具,市场机制构成了计划运作的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计划体现的是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体现的是预测性、政策性和导向性。其推行的过程也不再是依赖行政命令而是更多的通过经济手段;其微观基础也不是建立在层层强制服从的过程上,而是通过企业利益激励机制起作用。

从国家计划到国家规划

国家计划与国家规划有着本质的联系,但二者在地位、功能和作用形式上又存在重要差别。从国家计划发展到国家规划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而在中国,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是政府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一种创新。

城市低保制度目标定位过程中的家计调查及方法改进

城市低保制度目标定位过程中家计调查方法对提高制度目标定位效率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尚需进一步改进与调整。文章从目标定位及家计调查的理论基础出发,论述了现行城市低保制度的家计调查方法的应用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改进家计调查方法并进一步提高城市低保制度目标定位效率的对策。

美国《信息系统保护国家计划》简析

信息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但同时也使世界各国面临严峻的信息系统保护任 务 。美国作为信息时代的领头羊，在信息安全保护领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2000年1月,美国发 布了《信息系统保护国家计划》,此举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本文特别就该计划作一 简要叙述,以飨读者。

关于社会救助制度中“家计调查”的思考

中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的是选择性原则,在确定救助目标时采用家计调查法来甄别"谁是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但家计调查制度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所以,在社会救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阶段,要加强社会救助制度可持续发展理念,弱化家计调查程序,增强工作激励机制,促使具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摆脱贫困,走向自立。

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研究——以家计调查数据为例

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持续提高农民收入,增强社会保障项目。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的积极作用日益被人所接受,党和政府在加大社会保障项目、促进居民消费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促进内需增长型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性措施。纵观当今形势,党和政府正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转换升级。基于此,深入研究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探讨农村社会保障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