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舜年案”看康熙朝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的原因

康熙朝发生的“田舜年案”,导因于容美土司与地方官、容美土司内部之间的矛盾,围绕“田舜年案”的处理,引发了容美等土司改土归流问题争议。康熙帝鉴于漠西蒙古的威胁、湖广苗疆形势严峻、容美土司周边局势等原因,对“田舜年案”涉案土司及官员以革职、安插内地、降级、罚俸等处置,并未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的西南实践:以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传统时期王朝国家治理在西南地区展开的一个重要制度。通过考察容美土司种种所谓“非理越份”的僭越之举,本研究强调如下三点:其一,土司制度的推行并不意味着西南“自相君长”传统的消失,而是制度与传统的共舞,并呈现出“土王”相当大的主体性;其二,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传统的延续是当时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所共享的一种观念,也是王朝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建立的弹性、多元与包容的疆土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不能被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所桎梏,想当然地视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阻力。事实上,他们先于中原王朝而在其治域内用一套挪用、模仿内地州县的制度与机制,整合土民,为后改土归流时代王朝国家实施州县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司个案研究的重要突破——评葛政委《向心的边缘: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传统中国“齐政修教、因俗而治”治边理念的具体实现。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历史时期,土司制度实施程度和制度形态各不一样。土司研究若要深入,就需要积累不同类型、“解剖麻雀”式的土司个案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向心的边缘: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是代表土司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

明清容美宣抚司承袭纷争与朝廷治策研究——以田世爵、田舜年承袭纷争为中心

明清时期,容美宣抚司内部出现两次较大的承袭纷争。一次发生于明正德初年,是应袭宣抚使田世爵之庶兄白俚俾为争夺宣抚使爵位而引发的纷争。一次发生于清康熙中期,是老宣慰使田舜年致仕后,因废除继任宣慰使田呐如之位而引起的连环纷争。对发生于容美地区的同质纷争,明清两朝根据所面临具体情况做出了不同反应,呈现出不同时期、“大一统”背景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变化朝廷治理策略的不同。

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司的桃花源隐喻探析--以《容美纪游》为中心

容美土司在明清易代之际曾接纳过大批前来避难的汉族文人。清代文人顾彩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但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前往容美游历,而且作《容美纪游》记录旅途所见风土人情,发出容美即为“古桃源”的感慨。容美得以成为桃花源隐喻的原因,既与容美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壮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社会风气与“帝力难至”的宽松政治环境有关,也可从“文化沉积带”与“赞米亚”的角度挖掘其背后隐含着的文化地理学的深层意蕴。

从搬演《桃花扇》看容美土司的共同体意识

康熙四十二年(1703),无锡文人顾彩受邀访问容美土司,他惊奇地发现:清廷禁演的戏曲《桃花扇》竟然在土司衙署内隐蔽演出。该事件既与容美土司热爱戏剧的传统有关,也与容美土司与主体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有关。其共同体意识蕴含了容美土司对内地经典艺术文化崇拜的表层意识、拥护大一统正统国家的深层意识、与明王朝创造辉煌历史的共同记忆以及对已灭亡的明王朝国家的怀恋。戏曲《桃花扇》的“明喻”与容美土司共同体意识的“隐喻”双向奔赴,转化为土司对国家、中华民族认同的集体仪式。

从《容美纪游》看容美土司的对外策略

容美土司不仅是湖北地区土司的霸主,也是湖广地区的四大土司之一。正史中有关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记载较多,而对于土司内部的关系却存在记载的缺失。《容美纪游》对容美土司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有较为详实的记录,是研究容美土司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容美土司曾经采取了"订立盟约、联姻和亲"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增强了自身的实力,维护了领土边境的安全。该策略在《容美纪游》中有较为丰富的资料可以印证。

山川待人--武陵容美土司园墅营造及其意匠

明末清初,容美土司曾系统地建成衙署园墅和行署园墅,这些园墅被分散建设在地势险要、风景灵秀的山川、洞穴之中。其营建大多结合军事防御,构景常巧借自然,体现了容美土司的"山川待人"理景思想,以及对"隔世桃源"意境的追求。

容美土司对外交通路线及其价值研究

容美土司是元明清时期著名土司之一,地处鄂西南万山之中。在长期的发展中,容美拥有较为通畅的对外交通,其中东线最为重要。发达的对外交通,促进了土司内外经济交流,便利了山内外文人、商人及公职人员的往来,为汉文化的流入打开了一扇扇方便之门。

士人与山川——从《容美纪游》看传统士人的山川观念

《容美纪游》是一本创作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游记作品,记录了作者顾彩在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前往湖北西部、今土家族分布区的容美土司地旅行五个多月的经历。顾彩心中的容美,既是野蛮地,又是桃花源,同时还是一个仙居地。顾彩对容美土司的三重印象,正是他应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产物,寄托了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顾彩的容美之旅,反映出以顾彩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士人的一种山川观念。此类山川观念,实际是中国儒家士人中久存的一个传统。在"士志于道"的追寻中,山川之地成为了对自身社会的一个超越,成为一个"求道"之地。在现今鄂西地区的土家族历史或地方史研究中,《容美纪游》被视为唯一揭示清代改土归流之前鄂西地方政治、社会、地理历史面貌的史籍资料,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论清初容美土司地区的刑罚特色——基于《容美纪游》的文本观察

学界普遍认为容美土司地区的刑罚是野蛮与残酷的,但未能深刻揭示这种"野蛮"与"残酷"背后的原因。《容美纪游》的记载反映出容美土司地区无流刑,宫刑适用特定,刵刑适用恣意,严惩怠慢宾客的行为等特点。法律深受文化的影响。容美土司地区刑罚制度是适应当地地理环境的产物,亦是土司制度本质的体现。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时期,土司上层或通过壮大武装势力,或通过整肃民风,或通过采借汉文化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目的。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作为西南地区较大的土司之一,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文化策略的实施,最终实现了土司社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认同的双重目的。容美土司的文化策略是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自我治理的典型个案。容美土司以文化构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改土归流"后土民社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清代南方民族地区土司的治理模式——以湖广容美土司为例

在中国南方民族地区,土司制度延续了很长时间,对各地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分析《百顺桥碑记》与传世文献,发现清代容美土司在辖区借鉴王朝制度因地制宜变通实施治理模式,保持了治内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既而成为鄂西南诸土司的龙头、湖广四大土司之一。从清代容美土司的治理模式可以看出,土司制度在时代变换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具有历史的包容性与合理性。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多维视野下的容美土司国家认同内涵研究

一般而言,国家认同包括地域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四个方面的内涵。从地域认同看,容美土司维护了国家疆域的整体性,能把家乡认同与"王土"认同有机结合。从文化认同上看,容美土司积极引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国家权力也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得以在容美土司渗透与沉淀。从政治认同上看,在儒学的熏陶下,容美土司形成了"大一统"的"正统王朝"认同观念,并根据自身利益调整政治策略。从身份认同看,容美土司重新书写了家族记忆和英雄历史,在"去蛮化"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身份。"四维认同"在明代中后期发生"共振",容美土司国家认同达到巅峰。

容美土司田舜年编纂《田氏一家言》原因探析

容美土司田舜年编纂《田氏一家言》,既与他个人的雄心壮志与抱负、容美中兴的经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也是基于整理汇编保存家族文化、展示家学繁荣的目的,还受中原武臣好文和文坛宗主意识的影响,也有忠于明室的遗民心理慰藉的需要,以及迎合新朝圣主文化功业的考虑,更是强化"文学世家"形象以避祸的谋略。

明清之际容美土司文学及其文化互动

容美土司文学在明代中叶兴起,在明清鼎革之际臻于极盛,是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在互动中产生的硕果,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容美土司文学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作品结集、文人诗会以及戏剧搬演、遗迹碑铭之中,汉文化与土司文化在政治封授、文人交游、信仰接纳等方面的双向互动则是取得这种成就的根本原因,这种汉文化与土司文化的互动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乱世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明清时期田氏土司对容美地区的社会控制力研究

容美田氏土司在明清时期崛起成为湘鄂渝黔四省边界地区实力最强大的土司,也是清朝湖广土司"改土归流"中唯一用兵的地区。田氏土司对容美地区具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力,主要从政治、军事、刑法、经济等方面控制地方社会,并利用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传统地方性知识等影响民众,巩固其统治。

论容美土司文学的国家认同意识

容美土司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美学内容,是土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起云涌的社会面貌,而且在皇帝景从、王朝认同、"正朔"守望、美政向往以及对于土司制度的否定等方面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通过容美土司文学研究包括国家认同感在内的民族心理方面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明清之交容美土司的对外策略

明清之交,面临南明、清廷、农民军和吴三桂等势力在鄂西南地区的交织,加上周边土司的制衡,容美土司选择了以自保为主的对外策略,尽量避免与各种势力产生正面的冲突。这种策略不仅保持了土民社会的基本稳定,还为容美土司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复兴赢得了时机,更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创造了条件,对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