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隐制度的现代法律价值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确立容隐制度 ,这其实违反了人性与正义 ,与法治精神相悖 ,它实际上是以“君子”标准来要求“常人” ,实践中很难执行。并且这与国外大多数国家都有关于容隐权的规定背道而驰。所以我们目前只要解决技术上问题 。

“亲属容隐”的制度张力与适用困境——基于文本和实证的考察

从表面上看,传统"亲属容隐"的立法是完整的、自足的,形成了一种具体、有配套、可操作的制度,但是,将"亲属容隐"置于传统法体系及传统司法的实际过程中,其与他项制度之间的张力、具体适用中的脱节,即昭然可见。这包括:在亲属相犯的案件中,"亲属容隐"过分限制了受害方亲属的告诉权,客观上有放纵乃至鼓励了亲属相犯行为的发生,不利于传统礼法秩序之维续之可能;在连坐亲属的刑事案件中,"亲属容隐"与亲属连坐各自适用,容隐不能免除连坐之责,在司法实践中,亲属连坐的适用客观上削弱了"亲属容隐"对案件处理的实质意义;"容隐亲属相告如罪人自首"的法例理论上看似合天理而顾人情,具体适用时却造成告与不告的两难,以及文本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在传统社会,"亲属容隐"的制度张力与适用困境并非个别与偶然,而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反映出传统法制度整体相容的同时彼此间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

容隐现象的发生与容隐制的建构

中西方法律中都有关于容隐制的具体规定。容隐制乃是"缘人情而制",日常生活中的容隐现象具有普遍性。容隐制的确立,既是对人类感情的尊重,又是对生活实情的顺应。而大义灭亲的行为由于违背"人情",并不具有可行性。

在我国刑法中创设容隐制度的立法建议

容隐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存续了两千多年但现行刑法废除了的一项制度。容隐其实不仅符合人性需要,同时也符合我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且当代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也为我国的刑法引入容隐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本文从容隐行为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以及客观方面等技术层面,探讨了在我国刑法中创设容隐制度的问题,以求在立法上恰当界定容隐,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功能。

亲属容隐制度的正当性及其限度研究

亲属容隐制度源远流长,它符合人性发展的天然要求,更体现刑法的谦抑性,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典范。准确界定容隐制度的主体范围以及可容隐的行为是设立这一制度的前提。

论我国刑事法律应怎样重建“亲属容隐”制度

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存在了几千年,但建国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被彻底废除。目前,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已经势在必行。本文论述了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现实可能性,对重建亲属容隐制度进行了设计,以期对亲属容隐制度的重建提供建议和意见。

我可以不证明我的亲属有罪吗——谈容隐权及其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 ,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 ,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 ,有益于观照传统 ,维护亲情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论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

亲属容隐制度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本文通过对亲属容隐制度内容的论述 ,分析了亲属容隐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家族制度 。

亲属容隐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面对伦理和法律、维护伦理和遵守法律之间的两难,亲属容隐,是中华伦理、中华法系提供的两全之道。其实质的合法性、合理性,不仅在中国古代家庭本位的社会是充足的,而且至今仍然是明显的。

论中西“容隐制度”与当下中国相关法律的完善

中西方古代经典故事中对于有关亲情的案件,会运用几乎相同的法律逻辑来处理,这反映了"容隐"思想是人类共同的最基本的人性。中国古代构建的容隐制度体现了对亲情人伦的体恤,西方古代和近现代法律中同样都有"容隐"思想的体现,当下中国社会相关法律制度中缺失"容隐制度",我们应该重新建构体现"容隐"人道思想的制度。

亲属容隐制度非出秦律说

亲属容隐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有学者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为证,认为“亲亲相隐”的制度起源于秦律,这是对“告”和“听”意思的误解,在理论上混淆了亲属间的法律关系与国家和家庭间的法律关系。现有材料只能证明亲属容隐制度最早出于汉宣帝地节四年。

亲属容隐:比较和启示

亲属容隐,即法律规定对违法犯罪的亲属,依法不仅可豁免告发、作证的义务,并可行使互相保护的权利。亲属容隐是中华法系的传统之一,有其深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也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原则之一。其中的比较对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有宝贵的启示。

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价值与正当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容隐无论作为伦理学说还是法律制度,都充分考虑到了权利平等的因素,反对滥用权力进行容隐,学界所谓容隐制度维护尊卑伦常、滋生腐败现象等观点,均属不实之词。容隐权作为能够对抗和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权利,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即使这一权利带有瑕疵,会对社会公义造成一定的损害,也应该容忍。

“亲亲相隐”“容隐制”及其对当今法治的启迪——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能否想象一个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相互告发、相互提防的世界?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人人自危,人人均对他人万分提防。由一个个人人自危的家庭细胞组成的社会,是否能臻于和谐之境?亲亲相隐与儒家孝道,究竟该如何解读?我们究竟该如何对传统中华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钱穆语)?为此,本刊特邀两位专家各抒己见,以飨读者。

清代对容隐行为的司法处置

容隐是中国古代法律中罕见的授权性规范。清代法律虽规定有容隐制度,但司法实践中,法司往往将容隐行为看作是不正当的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予以否定,容隐权根本得不到保障,只是法条层面上的虚拟权利,事实上并不存在。

亲属容隐根据并确认伦理权利——基于亲属容隐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之解

亲属容隐作为正式制度,依法追究一定违法犯罪嫌疑人,以维护法律关系和公共秩序;同时自上而下赋予嫌疑人的亲属以豁免权,保证其豁免举证义务,悉心敦睦伦理。从而对伦理和法律关系,解两难,达两全。自上而下赋权,则基于并落实伦理权利,即伦理本体内生的对世权,是从和渗透态伦理对应的实体态伦理内、外不同权利义务分化、转移,自下而上内生并落实的对世权,类似于民法物权,不同于自然权利、法律权利、道德权利。

从“亲属容隐”谈窝藏、包庇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容隐原则在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律中都存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体现了情与法的交融。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亲属之间互相窝藏、包庇的行为是出于亲情的一种本能反应,要求亲属不窝藏、包庇犯罪的亲人,期待可能性极低。实体法与程序法在理念上应当具有统一性,因此有必要相应修改刑法中关于亲属作为窝藏、包庇罪主体的规定。

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流变

容隐从观念到法律权利,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孔孟关于容隐的主张,并没有被秦及汉初的法律所采纳,法律只允许对他人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但不允许庇护犯罪人。容隐制度可能产生于西汉末年或东汉时期,最晚不超过魏晋。唐代是容隐制度的成熟定型期,规定容隐权包括庇护行为和拒绝作证权,同时又对容隐手段和容隐范围进行了限制与界定。后世法律基本上照搬了《唐律》的容隐制度,只是在容隐的亲属范围及适用范围方面略有变化。

国家治理中的国家伦理责任——伦理本体中诚信底线上慎对亲属容隐和大义灭亲的对立

国家治理离不开伦理本体、诚信底线。具体从天伦生诚信、诚信结人伦的伦理生态、诚信生态中,须以正式制度优先敦睦伦理尤其天伦,才从源头有诚信底线。亲属容隐就如此护持诚信底线,而须坚持完善;大义灭亲则反之,而须慎对,至少不支持不鼓励。慎对二者对立,慎重选择,就凸显国家伦理责任:以公道而系统化的正式制度,保障人们在常态中,自由地敦睦伦理;伦理和法律关系这一类两难中,行使优先权而敦睦伦理,从而从本根护持诚信底线;顾全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美德;保障伦理永恒,因革传统中式信仰,永葆中华文明可久而可大。这是本体性的神圣责任。

我国亲属容隐制的历史嬗变

亲属容隐制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被沿用了两千多年 ,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体现出一定的特征 ,但从总体上看则具有一定的发展趋势 ,同时也反映出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