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不证明我的亲属有罪吗——谈容隐权及其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 ,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 ,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 ,有益于观照传统 ,维护亲情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论亲属间容隐权利在我国法律中的构建

不管是西方法律制度中的亲属权利立法,还是中国古代的亲属伦理立法,虽然存在着诸多差异,但都体现了亲属相容隐的思想。这种共通之处绝非历史的偶合,而是有其合理性价值。但是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完全抛弃了亲属相隐思想,对亲属相隐的行为给予制裁,割裂了中西方文化的融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律文化的接轨,基于此,我国法律应重新建构亲属间相容隐的权利。

为亲亲相隐正名——兼论我国亲属容隐权的建构

亲情伦理关系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不论是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还是域外之亲属权利立法都特别注重对亲情伦理关系的维护。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法律既没有继承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也没有引进域外之亲属权利立法,由此而产生诸多悲剧和尴尬。因此,我国在此时建构亲属容隐权将具有修复传统、接轨西方之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在制度设计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当前之形势并作出适当之调整,以求与时俱进之实效。

简述容隐权及其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容隐权是指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所享有的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包庇和拒绝指证权．是现代刑事制度中一项基本的权利，其历史渊源悠久。我国古代刑事司法的“亲亲相隐”制度就是对容隐权的具体体现。容隐权在法理上的根本理论依据在于：任何人都不能自证其罪。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刑诉法第188条的新规定是我国当代刑事立法对容隐权的具体表现，但仍有一些问题存在，如适用的刑事诉讼阶段范围不够明确、近亲属范围过于狭窄、缺乏价值比对机制、包庇犯罪嫌疑人限度没有详细规定、缺乏对侵害容隐权行为的救济机制等。

容隐权:从和睦家庭到和谐社会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关照亲情,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论我国亲属容隐权的建构——以修订后《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瞿同祖先生曾指出：“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台湾学者李钟声也说：“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所以是伦理的法律制度。”可见，我国的传统法律一向特别注重对亲情伦理的维护．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却难以找到一条旨在维护亲情伦理的法律条文。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8条也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由此可见．当我们的亲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我们只能选择大义灭亲。

“容隐权”的司法理性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如得通过，“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

容隐制度的现代法律价值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确立容隐制度 ,这其实违反了人性与正义 ,与法治精神相悖 ,它实际上是以“君子”标准来要求“常人” ,实践中很难执行。并且这与国外大多数国家都有关于容隐权的规定背道而驰。所以我们目前只要解决技术上问题 。

亲亲相隐及其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之活化

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或制度,它在我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法律中都有规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中华法系特有的价值理念,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却销声匿迹了。对亲亲相隐制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完善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十分必要。

亲亲相隐之“隐”的机制及其本体论承诺——兼与王庆节教授商榷

＂亲亲相隐＂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得比较激烈的一个论题。王庆节将＂亲亲相隐＂之＂隐＂作＂隐讳＂与＂隐痛＂双重解释,并将＂亲亲相隐＂之＂隐痛＂作为＂道德困境＂的表达。本文通过训诂学研究,坚持＂亲亲相隐＂之＂隐＂只能作＂隐讳＂解,并将＂隐＂作为解决孝的价值观与公共法律之间冲突的某种机制。这种＂隐＂的机制所引申出来的＂容隐权＂与西方社会强调个体在法庭上的＂沉默权＂在机制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亲亲相隐＂的本体论承诺与个体主义的本体论承诺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不是生命的最高义,中国文化传统更建基在＂生生不息＂的本体论预设中,＂亲亲相隐＂需要从本体论的层面来加以深入理解。

窝藏、包庇罪立法遵循“亲亲相隐”原则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对窝藏、包庇罪的规定否定"亲亲相隐"而主张大义灭亲,这有失司法正义。我国应当吸收"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精神,在窝藏、包庇罪立法中增设有关容隐权的规定,在一定的亲等范围内设置容隐权并把握好"度",设定相应的限制条件以避免亲情原则被无限制地滥用。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的理性选择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它的合理性在当代仍不可忽视。刑事法治中应构建现代容隐权,尽快在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增加相关规定。

我可以不证明我的亲属有罪吗?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一般持否定态度 ,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 ,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 ,有益于关照传统 ,维护亲情 ,促进社会的和谐。

亲亲相隐对完善我国刑事法律规制的现实价值

亲亲相隐又叫亲亲得相首匿,是中华法系历史悠久逾越千年,对于现代法治社会仍然具有现实价值的制度。亲亲相隐萌芽于春秋战国,确立于西汉,完善于盛唐,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对于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稳定古代社会秩序及家庭伦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及至清末新政和民国六法在借鉴西方制度的基础上,对之予以继承。新中国成立后,将亲亲相隐制度作为封建遗毒予以剔除,实在是倒脏水时将孩子一起倒掉的悲剧,实乃法治进程中的遗憾。有必要详究亲亲相隐制度的前世今生,对之取精去粕,借鉴西方相关制度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法治现实状况,对我国刑事法律规制中重构亲亲相隐制度提出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

浅析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外法律传统中共有的一项制度。当代中国大陆法律抛弃了这一制度,而我国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法律都将其继承下来。本文通过对中外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理论基础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并探讨现代容隐权的构建。

“亲亲相隐”在现代社会的活化——兼论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源和归宿

一、问题的提出“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制度，从先秦到民国，可以说是伴随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全过程。从先秦的“子为父隐”、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南北朝的“父为子隐”以及隋唐的“同居相为隐”的详细规定，到《大清新刑律》和民国刑法保留的“为庇护亲属而藏匿...

“亲亲相隐”在现代社会的活化──兼论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源和归宿

“亲亲相隐”制度曾被人们当作封建消极的东西受到摒弃，但这种以伦常为精神纽带的法律价值在当今功利的、物化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笔者在本文中着力探讨了“亲亲相隐”在现代社会活化的理由，兼论了其中宏观理由即“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源和归宿”，并从微观上分析了活化的必要性。在本文的后一部分，笔者从规定亲属的范围、规定容隐权和拒绝作证权、取消不平等规定、规定亲亲相隐的限制性条款等几个方面对“亲亲相隐”制度如何在现代社会活化作了初步探讨。

亲亲相隐制度的批判与借鉴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法制史上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它萌芽于春秋时的儒家思想,正式确立于西汉,从而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但是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中,亲亲相隐制度却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废弃。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制度,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正视它。本文试图在分析亲亲相隐制度发展史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和谐司法"的时代背景,发掘传统法文化的独特价值,以实现"亲亲相隐"制度的重构。

刑事证人义务与例外的价值权衡

证人义务的例外是指对知晓案件有关情况的近亲属予以一定作证义务的免除。在现代容隐权的发展中至少涉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大法律部门，本文拟从证人义务与例外的价值比较中，探讨确立符合中国现时国情的容隐权制度和原则。